访问柏林，德国总理告诉他，他的国家已经做到与英国势均力敌。鲍德温没有理由认为，希特勒是在故意欺骗他的客人，于是立即修改了他的各种数字。５月２２日，他告诉下院说，尽管他正确地说明了两国空军力量在１９３４年相应的对比，但“在对未来情况上的估计上犯了错误，我完全错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完全误入了歧途。”希特勒曾宣称，他打算同法国取得均势，于是鲍德温也说，英国亦应这样做。这表明，前线空军力量要达到１５００架飞机通常这留有很大的备用数，或大致为现有目标的两倍，为此，制订一项新计划的工作就立即开始了。
在此期间，林德曼曾警告丘吉尔说，在防空问题上，似乎完全缺乏科学研究。鲍德温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是一位公认的悲观主义者，１９３２年，他曾说，“轰炸机总是能长驱直入。”１９３４年９月，在法国旅行期间，丘吉尔和林德曼使鲍德温在埃克斯累班休息时也不得安宁，他们敦促他建立一个权限很大的委员会，来探讨这个问题，并且听取专家们的意见。接着又通过若干次通信来继续商讨。最后，空军大臣伦敦德里请林德曼将他的各项建议向一个新设立的空军部委员会提出，该委员会以亨利·蒂泽德为首，此人是一位科学家，也是林德曼从前的同事。但林德曼要求建立的是直接向帝国防务委员会负责的新机构，这大概是在同丘吉尔商量后才提出的。他决定直接向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呼吁。由于丘吉尔同麦克唐纳的关系十分冷淡，使林德曼不得不求助于一位老资格的枢密顾问官。林德曼写了一封由奥斯汀·张伯伦和丘吉尔联名的信，提出了此事。这中间曾出现过某种误解，这种误解显然是由于麦克唐纳还不知道空军部的委员会已经成立所造成的。在消除了误解之后，林德曼提出的计划就得到了批准，于是就成立了一个新的委员会，作为帝国防务委员会下属的一个附设委员会，名称叫作空防研究委员会。到这个时候，蒂泽德委员会开展活动已有几个月时间了，它已经作出决定，要集中力量研究雷达对飞机的无线电定位问题，这个课题证明是极其重要的。
１９３５年６月，鲍德温接替麦克唐纳出任首相。他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起用菲利普·坎利夫—里斯特爵士，以取代伦敦德里为空军大臣，他和坎利夫—里斯特决定，立即邀请丘吉尔参加空防研究委员会。鲍德温向丘吉尔保证，丘吉尔要是接受这项任命，他对总的防务政策提出批评的权利将不受到限制：“我的邀请并不是有意设下封住嘴的圈套，而是向一位老同事送来表示友好的姿态。”丘吉尔同意担任这项工作，但提出必须把林德曼吸收到仍在继续存在的蒂泽德委员会中去，该委员会须向空防研究委员会作出报告。此项要求得到了满足，林德曼请蒂泽德对他自己的一项建议进行研究，该建议是计划建立一项空投水雷系统，水雷随气球漂浮或随降落伞漂移，但蒂泽德并不认为这是一项急需的研究课题。因此，林德曼向丘吉尔抱怨，丘吉尔为此在空防委员会中对蒂泽德进行指责，蒂泽德也是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这引起了很大的对立情绪，致使蒂泽德与林德曼的关系破裂。１９３６年底之前，蒂泽德委员会解散，后又重新组建，但林德曼没有参加进来。总的来说，撇开鲍德温１９３４年曾对空防事务的注意不谈，丘吉尔能够对空军防务技术的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还是不很清楚的，但是他在空防研究委员会供职期间，无疑亲身学到了许多东西，这定然有助于他很好理解英伦之战和空中闪电战的战略和战术。
我们已经知道，１９３５年春，印度问题争论的最后阶段过去了。丘吉尔表示，只要法案一经通过，他将愿意与保守党同伴们紧密团结。他宣布，只要拉姆齐·麦克唐纳仍任首相，他在下届大选中就不以政府支持者身份进行斗争。但在１９３５年６月，麦克唐纳去职，塞缪尔·霍尔接替约翰·西蒙出任外交大臣。鲍德温不大认真地对待直截了当让丘吉尔回到内阁的问题，他就此事同《泰晤士报》编辑道森进行了讨论，但道森劝他不要这样做，其理由是，不仅党内存在对丘吉尔的敌意，而且因为丘吉尔“特别在对外关系和防务问题上升为主要问题时，是一个破坏性力量”。因此，丘吉尔知道，眼下他只能满足于当空防研究委员会的成员。
第二部 胜利与背弃第2节 通向战争之路（2）
然而，这个时期丘吉尔与政府之间的争吵比前几年要少得多。财政大臣尼维尔·张伯伦将大笔款项投入防务中去。新任外交大臣塞缪尔·霍尔，这时代表受到意大利进攻威胁的阿比西尼亚，在维护国际联盟的权威性方面，表现出惊人的意志。丘吉尔并不认为阿比西尼亚是一个名声好的独立国家，他甚至对国际联盟接纳这个国家而感到遗憾，他还认为，“搞垮意大利将是一个可怕的行为”。但他愈来愈倾向于赞成维护国际联盟的权威以抵抗侵略的看法，于是他作出决定，必须支持政府对这一争端所持的立场。在１０月初举行的全国联盟年度会议上，他特意为鲍德温慷慨陈词：“在首相职位上，我们有这样一位政治家，他与我在长期的公务生涯中所能回忆到的其他任何人相比，他本人能得到更多的信任和友好。”在鲍德温写信表示感谢时，他进一步怂恿道：
如果你的权力大，那你的责任和你的机遇也大。我认为你应该尽早解散议会重新选举，我希望你将这样做……在这次选举中我将与你站在一起，以最有用的方式为你竭尽绵薄。
鲍德温大概已经决定在这年秋天举行选举。此后不久就宣布解散议会，１１月１４日举行投票。政府提出一项通过国际联盟实现集体安全的计划来寻求支持，这项计划是对两大反对党先发制人以占上风。这正中丘吉尔的下怀，他发表声明，他与鲍德温的分歧仅仅在于，不希望提到有一项新的裁军协议，强调同美国合作的必要性。与往常一样，在埃平选区还有自由党候选人和工党候选人，科敏斯·卡尔在１９３１年就被选为自由党候选人，但这次未出面进行竞选，而由格兰维尔·夏普替代再次出山，在此之前他已４次为争取这一席位而斗争。詹姆士·兰杰是第二次当选为工党候选人。
这个选区又有了很大发展，１９２４年时有选民４３０００人，到１９３５年，选民总数达１９２４年的２倍多，超过８７０００人。而丘吉尔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拥有更多的主动表示支持他的劳工大众，他真正遇到的惟一障碍是缺乏足够大的会议厅，以容纳准备出席集会的听众。在深秋时节，用１９２９年所采用的搭大帐篷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与通常一样，丘吉尔得到了克莱门蒂娜和他的教子伯肯赫德伯爵二世的帮助，他们两个人代表丘吉尔出面发表演说，而伦道夫则在利物浦的西托克斯特思选区，以正式的全国保守党候选人身份进行自己的竞选斗争。丘吉尔又北上为他的儿子发表演说，但一般说来，这个选区的保守党的议席比其他各党在利物浦的席位少，因此不可能将该选区从工党手中夺过来。
与１９３１年罕见的胜利相比较，必然还会存在某些反民族政府的力量。尽管如此，这种摇摆并未大到足以使多数地位受到威胁的程度。工党大概又赢回了它在１９２９年失去的支持者，但它在那些无党派的选民中却没有什么号召力，这部分选民很可能被优秀的领导者所吸引。首先，工党明显不拥有潜在的首相人才，兰斯伯里仅在选举前几星期就退休了，副领袖Ｃ．Ｒ．艾德礼少校临时接替了他。丘吉尔称他为“临时代理”。其次，国家正逐渐从不景气状态中复苏，失业水平明显下降。当投票结果全部揭晓时，人们看到国民政府仍据有４３２席；工党方面上次大选获１０８席，这次却增加到１５４席；自由党又再次失掉了自己的阵地，仅得２１席。政府发生变动的前景向后推迟了好几年。
尽管丘吉尔的两个对手都攻击他不重视裁军问题，但从政府方面说来，他却是在少数政府离职人员中，他的多数票得到实际增加的人之一。这一成功的取得，部分是由于选民人数有了增加，部分是由于他的主要对手是一位自由党人，从全国投票的情况看，这个人与其它各大政党失去某种支持的候选人的景况相一致。同样明显的是，丘吉尔并未因为在上届议会选举中采取的独立行动而受到惩罚，他取得了支持保守党的全部选票：
丘吉尔保守党 ３４８４９票 当选
夏 普自由党 １４４３０票
兰 杰工 党 ９７５８票
大选结果公布后，有关重组政府的议论就传开了，丘吉尔对应邀重返内阁存有某种希望。当时海军一度忙于抵抗意大利可能采取的行动，他很可能再度受命去海军部，但召唤并没有从唐宁街１０号发出，因为鲍德温已作出决定，只进行小的变动。因此，１２月９日，丘吉尔到地中海度假，这项安排他已准备多时。他先去西班牙的马略尔卡岛呆了一个星期，随后又去法属摩洛哥，直到１月末才踏上归途。他回来时，英国已有了一位新任外交大臣和一个新的国王因为乔治五世已去世。
到１９３５年１２月，塞缪尔·霍尔爵士已经明显感到，国际联盟各国对意大利采取的有限制裁措施，并没有阻止它征服阿比西尼亚。他意识到，法国政府比他更不愿意疏远墨索里尼，而迫使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结盟。于是，他同意法国外交部长皮埃尔·赖伐尔倡导的一项妥协性方案，亦即阿比西尼亚将由意大利和其合法统治者海尔·塞拉西皇帝进行瓜分，海尔·塞拉西皇帝当时正在进行拼命斗争，以图使国家的部分地区控制在自己手里。正如丘吉尔后来所说，这是“一项极为明智而深谋远虑的协议”。但是塞缪尔·霍尔并未信守这项协议，他全力奉行的是一项对侵略者制裁的政策。这立即在英国掀起一阵表示愤慨的浪潮，在保守党下议员中反应尤为强烈，他们在最近举行的选举中承诺支持国际联盟。鲍德温决定，霍尔必须辞职，尽管内阁从整体上说曾赞同他的计划。安东尼·艾登接替了他的职务，艾登时年３９岁，这样年轻就担任这个地位较高的职务是罕见的，他强烈支持国际联盟的立场已为世人所熟知。
无疑，鲍德温在这一不幸事件中威信受到很大损害。诚然，这大部分是由于他以松松垮垮的方式领导政府所造成的。他给各位大臣以很大的自由领导各自的部门，而自己仅仅作为内阁首长行事。几个星期后，他又有机会来为他的政府遴选新生力量，决定任命一位大臣来协调三军防务计划。鉴于丘吉尔在这方面有丰富经验，曾考虑任命他担任这个职务，假如不是丘吉尔，那就是艾默里，或者是霍尔。奥斯汀·张伯伦在私下和公开的场合均表示，丘吉尔是明摆着的人选，当总检察长托马斯·英斯基普爵士被任命担任该职时令人大吃一惊。英斯基普对从事高级军事管理工作没有什么经验，尽管他已年过６０岁，但以前从未在内阁中任过职。很明显，对他来说，要对海军部、陆军部和空军部的政策和计划建立任何有效的控制将是困难的。鲍德温和同僚们的确害怕起用一位个性强烈的人物担任此项职务，尼维尔·张伯伦和保守党首席组织秘书戴维·马杰森都赞成对英斯基普的这项任命，因为他是“一位最可靠的人”。
对英斯基普的任命决定是在一场新的国际危机爆发后才下达，这场危机是由希特勒在１９３６年３月７日突然重新占领莱茵非军事区而引起。实际上有某种迹象表明，这使鲍德温更容易地排除了对丘吉尔任命的考虑，因为他在对付希特勒的突然行动方面可能会持强硬立场。毫无疑问，丘吉尔将会支持法国作出强有力的反应，例如由法军重新占领莱菌河桥头堡。然而法国并未作出这种反应，法军指挥官似乎不愿意采取行动，尽管外交部长保罗—埃蒂纳·弗朗丹严肃指出，无所作为会带来危险，但法国内阁发生了分歧。艾登意识到，由于英国未能立即提供军事上的支持，巴黎不作出什么决定而小心谨慎地考虑，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艾登承认，英国和法国在将来必须更加紧密合作，因此他答应，英国政府应该主动提出同法国和比利时举行参谋人员的会谈。下院并不欢迎这种做法，但丘吉尔却在这场危机期间努力团结下院同僚，向他们表示“不要惊恐万状，为我们国家尊严和尚未出生的后代恪尽职守”，他表示赞赏艾登的态度，并且呼吁协调行动，在国际联盟支持下，要么同希特勒达成协议，要么如若他不同意，就以集体结盟相对抗。
在１９３６年中，丘吉尔在议会同僚们看来，似乎在态度上有了迄今为止最为积极的转变，他们耐心听取他的意见，对他的赞赏也不断增长。他不再在主要政策问题上同政府争执不休，而一反常态在许多辩论中，特别是有关外交事务方面，提供了极为有益的支持。６月，他同意不再实行制裁，因为很明显看出，这些制裁措施未能达到预期目的。此后不久，在西班牙内战爆发时，他与艾登一致赞成英国在这场战争中必须保持中立。８月，他写道，“极其重要的是，法国和英国必须一致行动，奉行最严格的中立态度，努力敦促其他国家照此行事……西班牙这种混乱局面和我们中间的任何一方毫不相干。西班牙各派中不管哪一派都不能用我们的文明概念来表达。”
在重整军备问题上，丘吉尔对进展似乎仍然十分缓慢，自然忍耐不住，但他在开始对英斯基普提出批评前，还必须给他一个宽限的日期。在此期间，他在私下里向英斯基普提出设立军需部的建议，他认为设立军需部对实施大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