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西曼只是暂时在事业上受挫折。他在１９０２年于杜斯伯里补缺选举中获胜进入下院，并且在后来的几届内阁中成为丘吉尔的同僚。自由党人承认这位在奥德姆获胜的年轻保守党人具有的才能。他们的喉舌《曼彻斯特卫报》称丘吉尔是“一位勇敢无畏、富有魅力、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军人气质，要比他本来的面目显得更为可亲”。
在那些日子里，为大选而举行的投票并不都在一天内办完，而要进行大约三个星期。由于奥德姆是首批进行投票的选区之一，因此，一个保守党候选人能成功地在这一选区重新夺回前次失去的席位，将给其他地方的保守党候选人带来鼓舞。旁的尚未举行投票选举的选区都极其需要丘吉尔这样的竞选演说家。他接受的第一次邀请是阿瑟·巴尔弗提出来的。巴尔弗是他父亲生前的同僚，现任保守党下院领袖，正在曼彻斯特一个以劳工占多数的选区里为保持自己的席位而斗争。在丘吉尔到达这一选区参加巴尔弗竞选活动的那一天，他发现巴尔弗已经在向听众发表演说了，正如丘吉尔后来所追述的那样：“在我进入会场时，全体到会人员起立欢呼……在这以后，除了最大的几次集会外，我从未在任何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说。”可以这样说，在丘吉尔到下院进行首次演说前，他已是一个比许多议会老手具有更大吸引力的人物。１９００年１１月和１２月，以及１９０１年１月，这位新当选的下院议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并未在威斯敏斯特国会消磨时光，而是用这段时间到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各城市进行访问，发表有关他在南非各种冒险经历的演说，以便筹集足够的金钱以便在几年之内集中精力从事政治活动，而不受为生计而奔波的困扰。１９０１年２月，他到下院上任，没有过几天，就在下院发表了首次演说。他从议员席上起身，他的位子是他父亲退职前坐过的、位于下院后座议席过道的上方拐角处，紧挨着前座议席的后面。像他父亲一样，丘吉尔对这次演说作了极其精心的准备，并倾注全力背诵下来。在这次演说中，他为英国在南非的政策进行辩护，但也有某些与众不同的特点，包括推崇敌人的某些迹象。下面摘引的话表露得特别明显：“假如我是一个布尔人，我希望我在战场上进行战斗。”他呼吁对投降条件规定得宽大一些。在演说结束语中似乎涉及伦道夫勋爵：“这里，如果不表达我十分感激之情，我将不会安然入座。感谢诸位善意而耐心地在下院听我讲话。我完全知道这种善意与耐心赐给我，并非出于我本人的原因，而是由于在座许多尊敬的议员先生至今仍保留着某种美好的回忆。”
这篇演说发表时议院席无虚坐，走廊也挤满了听众，因为年轻的丘吉尔有为数众多的忠实朋友和亲戚，他们的出席除了引起新闻界注意之外，没有其他用意。报纸对此作了很好的、观点各异的评述，有些评论者对这位新当选的下院议员能否赶上他那曾当过议员的父亲表示怀疑。但是，丘吉尔决心掌握辩论的技巧。自此他勤勉地参加议会各项活动。他特别提出了陆军改革问题，对这方面的论题，由于他具有特殊的禀赋，因而有理由认为自己对这个问题拥有发言权。他认为陆军不应老是扩充而超出战前的建制，而应对和平时期现有的兵力进行改革。这一主张与他先前表示的总的看法是相吻合的。他强烈反对陆军大臣约翰·布罗德里克提出的一项法案，即把正规军由两个军团扩大为３个，再加上３个预备役军团。１９０１年５月，丘吉尔在下院发表了一篇措词有力的演说批评这项法案，演说中援引了他父亲当年作为财政大臣所持的观点，即需要考虑军费问题和置身于欧洲大陆冲突之外这一愿望。他的主要论据是，一个陆军军团“完全足以同野蛮人进行对抗”，而三个军团“自始也不足以同欧洲人抗衡”，根本问题在于要有“一支最强大的海军”。
在此后几个月内，丘吉尔除了将他的议会活动集中于反对这项扩充陆军法案之外，还同保守党后座议员中的“造反者”集团联合起来，其中包括索尔兹伯里勋爵的小儿子休·塞西尔勋爵。漫画家把这个小集团比作伦道夫勋爵的“第四党”。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当时“造反者”集团中有一名至今还活着的约翰·戈斯特爵士，就参与了他们对政府的抨击活动，但还有另外一个人，即这届政府的下院领袖阿瑟·巴尔弗，是他们当时正在攻击的对象。１９０３年初，丘吉尔高兴地看到，在１９名政府支持者中，他是惟一准备投票反对王国政府关于军队改革法案的一个。正如老练的议会事务评论家亨利·卢西所指出的，这类事情“能否吸引伦道夫·丘吉尔勋爵采取行动还是一个问题”，但毫无疑问，丘吉尔却是这次造反的组织者。
像他父亲一样，丘吉尔相信在饭桌上进行政治活动，也不反对同政治上的对手进行社交往来。他是“胡里干”或“休里干”小组的成员，这是一个由５名年轻的保守党下院议员组成的小组，其中包括休·塞西尔勋爵。他们一个接一个相继邀请两党政治领袖吃饭，罗斯伯里勋爵就是他们邀请的一个。丘吉尔很快就同这位杰出的自由党前首相建立了特殊的友好关系。罗斯伯里勋爵是他父亲生前的密友，也是他长期以来对其政治上持有的主见与创见抱着十分钦佩之情的人。罗斯伯里是最后一位具有辉格党传统的英国政治家，他富有、慷慨而又博学，能进行极为精彩的演说，却又令人难以理解地毫无野心；他是强硬外交政策的鼓吹者，也是他搭起通往２０世纪的桥梁一位对未来英国在日益强大的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上所遇到的问题进行深思熟虑的人。１９０１年１２月，在切斯特菲尔德进行的一次令人注目的演说，罗斯伯里呼吁自由党言归于好、重整旗鼓，全力以赴依靠实行良好的教育和住房政策等来确保国家和个人的“效能”。此后不久，丘吉尔对社会问题的兴趣也增加起来，这是在读了一本由另一位自由党领袖约翰·莫利向他推荐的一本书引起的。这本书是研究各种社会状况的著作，由西博姆·朗特里所著，书名为《贫困》。他欣然赞同罗斯伯里的看法，罗斯伯里似乎也向他试探由右翼自由党人和左翼保守党人组成一个“中间党”的可能性。丘吉尔就此同休·塞西尔勋爵进行磋商。休·塞西尔对这类建议倾向于持极其慎重的态度：“明智的做法是等着瞧一个回合，在他为自己盖好房子并能在此款待你之前，不要前去应约。现在他只不过挤占了一个位置——而且是在一把破旧的雨伞之下”
休·塞西尔勋爵的确是一个色彩过于浓重的托利党人，不像丘吉尔那样赞同罗斯伯里的看法。无论如何这种评价是相当恰当的。如果赞同强硬的对外政策和支持南非战争的这届政府的其他一些自由党领袖，特别是像爱德华·格雷爵士、ＨＨ阿斯奎斯和ＲＢ霍尔丹等人均能站在这把“雨伞”之下，则罗斯伯里或许能更加成功地向支持政府的这部分人发出与他联合的呼吁。在有可能形成的“中间党”之中，站在政府一边的是自由党联合派，这些人是１８８６年由于爱尔兰地方自治问题而从自由党中分化出来的，其中包括约瑟夫·张伯伦和德文希尔公爵。如果这些人能聚集在一起，则肯定会形成一个实际上的“中间党”，尽管还很难看出他们会在大选中获得较大的成功。然而，即使把这些力量联合起来，在近期内也是不大可能的事情。张伯伦和德文希尔公爵两人都是现任内阁成员。就连罗斯伯里自由党内的朋友也不倾向于认为，那种“重整旗鼓”的政策会有很大的前途。这项政策当即遭到党的正式领袖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的谴责。然而，丘吉尔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新进展感到焦燥不安，他越来越感到保守党内部存在着不安定因素。１９０２年６月，他对罗斯伯里说：“我现在已经不能以满意的心情在这个国家发表演说。我对代表政府说话也鼓不起一点热情，而普通的听众却似乎渴望能听到党内的磨擦。”
到了这年７月，情况发生了变化：索尔兹伯里最终从当了７年之久的首相职位上引退，巴尔弗接替了他。迈克尔·希克斯·比奇爵士是保守党领导层内同伦道夫勋爵生前关系最为密切的盟友，他抓住这一时机，退出内阁。丘吉尔意识到，比奇可能同他的阁僚们存在某些分歧。他立即写信给罗斯伯里，说：
我愿意看到你与比奇携起手来，集中起来进行联合的时机来到了。“托利——自由主义”这一名称比“托利——民主主义”或“自由帝国主义”好得多，可以肯定，这既不会使人有自相矛盾之感，也不会使人感到没有先例。我不能不遇到的一个实际困难是，人们会怀疑我仅仅为冷酷的野心所驱使，如果某一特定的问题，例如关税问题被提出来，则这一困难就会消失。
第一部 雄心第4节 国会议员（3）
但是罗斯伯里并不赞成立即采取行动，故向他发出了警告，免得丘吉尔会过于性急地抬高这一标准：“你不要用不成熟的行动来损害你的事业。有那么一天，或许就在不远的将来，推行新方针最为适当的时机可能就会到来，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对罗斯伯里说来，事实上这种时机永远也不会来到了，他对重登政治舞台，积极参加活动已不感多大兴趣。与丘吉尔不一样，即使他再登高位，也得不到多少好处。丘吉尔逐渐明白过来，这位他最钦佩的领袖，不可能成为他所寻求的那种领导人。
实际上，正是约瑟夫·张伯伦“在英国政治中开创了新篇章”。１９０３年５月，他提出了改革主张，认为对英国说来，根本问题是实行关税改革，建立关税特惠制度，扶植帝国所辖的各个国家。直到此时，关税改革还只不过是保守党人中极少数人的信念。张伯伦是王国政府的大臣，实际上他是继巴尔弗之后政府中最为杰出的人物。尽管那时他已六十七八岁，但仍像３０岁时那样，是英国政治生活的推动力。在提出对关税问题的意见时，他不是代表同僚讲话。事情很清楚，要么是他立即使他们转变观点，要么是他辞去殖民地事务大臣的职务。丘吉尔渴望出现的政治上的改组，或许还有政党改组的局面好像已经开始了。
丘吉尔参加关税改革者营垒的大门已经完全敞开。他可以引证这样的事实，即他的父亲在当财政大臣前，就对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所谓的“公平贸易者”抱有巨大的同情态度。这类“公平贸易者”希望恢复已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废除的贸易保护制度。事实上，从１９０２年４月以来他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在与“胡里干”小组的成员共同进餐时，张伯伦曾告诫他们，这一问题很可能会回到现实政治中来。丘吉尔同他父亲生前的财政顾问之一弗朗西斯·莫沃特爵士进行了磋商，他当时任财政部常务次官。莫沃特是一位自由贸易信奉者，他把自己的观点向丘吉尔作了解释，并且把他介绍给财政部的其他官员，以便使他取得有关这一问题各个方面的指导性意见。丘吉尔也不得不考虑他所在选区的利益，奥德姆依靠的是最大限度的自由贸易，也就是说，不仅要尽可能便宜地买到棉花，而且要使棉纺织品尽可能便宜地向其他国家倾销。不管关税改革对其他工业会产生什么后果，很明显，兰开夏的棉纺织工业不会从关税改革中得到任何益处，反而还要遭受重大损失。１９０２年１０月，就在张伯伦提出进行关税改革的前夕，丘吉尔告诉奥德姆的选民，他将坚定地维护自由贸易这一原则：
保护贸易的含意是，全国人民一致赞成，通过征税、支付一定的款项，使某种贸易活动得以进行……每一项贸易活动都将受到国家保护性援助的鼓励……下院的会客室里挤满了游说者，我已预感到周围充满了一种腐败的气氛……保护贸易原则从任何观点来看对棉纺织品贸易都不会有什么好处……我完全可以理解经营农业的人会赞成贸易保护制度，但是我不能理解兰开夏人会支持普遍的贸易保护制度。
７个月以后，当张伯伦宣布改革关税之时，丘吉尔就已经作好准备，扮演扼杀这一异端邪说的角色。１９０３年５月末前夕，他给巴尔弗写信，指出如果他这位首相不去谴责张伯伦的话，“我必须重新考虑我在政治上所持的立场。”巴尔弗不打算跟一个后座议员进行摊牌，因此作了典型的不着边际的答复。几天后，丘吉尔又给反对党领袖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写了一封信，建议自由党人与主张贸易自由的保守党人在议会内部保持策略上的协调一致。这些行动都是他自己主动采取的，休·塞西尔勋爵同样赞成自由贸易，但对丘吉尔写信时不跟他磋商的做法严加斥责。休·塞西尔勋爵急于要团结保守党内的“动摇分子”，并且认为，在此项活动奏效之前任何同自由党结盟的尝试，都只不过是把这些动摇分子推到张伯伦一边去。丘吉尔不得不承认休·塞西尔勋爵的策略是正确的，但他显然感到很难按捺自己不耐烦的情绪。
１９０３年夏天，内阁内部在财政政策上出现的尖锐分歧导致各个对立派别纷纷提出辞呈，这种局面后来又发展到使公众认为政府陷于垮台的境地。张伯伦第一个辞职，表示他将继续从事由后座议员入手使党有所变革的运动。但是，巴尔弗力图避免与主张关税改革者完全对立起来，承认有可能对现行财政政策的各个方面予以重新考虑。然而，这一态度使内阁中坚定的主张自由贸易者感到不安，如德文希尔公爵、ＣＴ里奇等人，他们也提出辞呈。丘吉尔及主张自由贸易的盟友当时在党内建立了一个组织，称之为保守党食品自由贸易同盟，德文希尔公爵任这一同盟的主席，迈克尔·希克斯·比奇爵士和里奇担任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