币。我用用你的电话行吗？”
“你做得对。把车牌号告诉我，你先喝茶，我来打。”
半小时后，多岑科走了。娜斯佳刚刚关上门，阿列克赛就从房间里出来了，脸上挂着殷勤的微笑。
“怎么回事？”阿列克赛问娜斯佳，“是一辆什么车一整夜地停在你的窗户下面？”
“你都听见了？”娜斯佳试图摆脱这种局面，“是1991年生产的‘奥迪’轿车，银白色的。”
“亲爱的，你别搪塞了，”阿列克赛生气地说，“你怎么啦，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真的，你放心吧，求求你啦。”娜斯佳回答说，竭力掩盖着烦恼，“这几乎是发生在两星期前的事了，不过这两星期中我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切都很顺利。”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设法追查清楚呢？”
“有那个必要吗？”娜斯佳诧异地说，“我感兴趣的是，他们是些什么人，为什么整夜地呆在我的窗户下面？”
“阿霞，你又在撒谎，”阿列克赛挥了挥手，“每天晚上都有辆什么车停在你的窗户下面，而你从来没有感兴趣过。他们要干什么？为什么要跟踪你？”
“现在已经不在了，不管怎么说，我不会再看到他们了。”
“那以前呢？”
“以前是跟踪过，但不是那么纠缠不休。而后来，我干脆就不相信他们是在跟踪我。”
“那他们跟踪谁？”
“他们跟踪的是2月初和我一道出差回来的那个人。”
阿列克赛不做声，聚精会神地在洗一副纸牌。他想摆摆纸牌卦，他喜欢玩这东西。它既能帮助他思考问题，同时又可以使他忘掉一些不愉快的东西。总之，纸牌卦可以使阿列克赛消除怒气，减轻精神上的负担。每当他抓起牌，他的妻子也会点燃一支烟，在一旁观看。阿列克赛对纸牌卦可以说已到了着迷的程度，甚至还买了一些有关的书籍，并且一直想找到一副更复杂、经久耐用的纸牌，但这种纸牌非常稀有。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那个和你一起回来的人两周前曾在我们家过夜了？”阿列克赛突然问道。
娜斯佳感到很吃惊，他怎么会知道的？大概仅是猜测而已吧。也许是因为刚才她说过，“奥迪”车里的那些人跟踪的主要不是她，而是帕维尔，如果他们整夜地在她家周围转悠，那么这就意味着他们跟踪的那个人应该也整夜地呆在这里。阿列克赛的智商很高，谁让他是位博士、教授呢！娜斯佳突然意识到，她可从来没有想过要欺骗阿列克赛。他们上九年级时相识，从相识的第一天起，她就断定，阿列克赛比她聪明得多，也比她能力强。打那时起，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如今她已经35岁，阿列克赛不久前刚满36岁。她从来没有对他的智力优势产生过怀疑，因而，也就没有想过要欺骗他。自古以来，任何一种欺骗都是建立在可以欺骗的基础上的，而且你想欺骗的那个人一定要比你笨。
“对，”娜斯佳平静地答道，眼睛一直看着阿列克赛那摆弄纸牌的长长的粗壮的手指，“你说得很对，他是在这里过的夜。”
“倘若今天不是多岑科来我们家和你谈起那辆车的事，你是不是什么也不会告诉我？”
“多半是不会的。这是我的公事，无需让你的脑子里也装着它。”
“你是说，别的男人在你家过夜，这也是你的公事？”
“对，正是这个意思。”
“他是你的同事？”
“可以说是，但又不完全是。”
“你能不能说得确切些？”
“是这样的，他由于犯流氓罪而坐了两年牢，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当然无论如何不能被视为我的同事。但是，在坐牢之前，他曾是我的同行。”
“阿霞，我不是问，他为什么在咱家里过夜。你是一个成熟的有理智的女人，假如你要做什么事，那么你肯定认为是对的。但是，倘若你突然想要背叛我，那你就去做吧。到那时，无论发生什么事件、什么劝说甚至威胁都无济于事。我们已经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了，所以说我也有了一些经验。你把这个人带到家里过夜，就是说，这是需要。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只能从完全是一个外人——多岑科那里得知这件事，而且还是偶然得知。你竭力将此事瞒着我，这一事实使我不得不考虑，有件事比你的公事更大。”
“廖沙……”
“请等等，让我说下去。与你一样，我也不愿意进行这样的谈话，所以想尽快结束这种状况。我恳求你，阿霞，别让我怀疑。我不知道你理解不理解，吃醋的痛苦是什么滋味。可我现在却尝到了这种滋味。如果我保持沉默，什么也不对你说，那么这并不意味着，我什么也没有发觉，什么也没有察觉到。我曾明显地感到，在我们结婚前的两个月中，你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我也同样看得出来，大约一个月左右，你又平安无事了。然而，在这一个月中，我都体验到了什么，你是猜测不到的。所以，我请求你，别让我再一次体验这一切。我相信，那个人不是你的情人，仅仅是相信，再没有别的，因为你曾经这样说过。但是，我感觉到，这次出差回来后，你确实完全变样了。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与你在这个厨房里的谈话。你有没有犯过错误？是否由于这一错误而付出代价？当时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让我自己去猜测，到底犯的是什么错误。如果你亲自把他在我家过夜之事告诉我，那么我不会为此而烦恼。相反，你竭力瞒着我，对此我是很恼火的。请你谅解，阿霞，我不需要你作出任何解释，我仅仅是求你别这样做。别让我因猜疑和吃醋而神魂颠倒。”
“行，我不会这样做了。”娜斯佳顺从地说，因为她明白，丈夫说得对，她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第二天早上，娜斯佳刚迈进办公室的门坎儿，戈尔杰耶夫就叫住了她。她脱下上衣，直接扔在桌子上，迅速地捋了捋乘地铁时弄乱的头发，就到处长那里去了。
“有四条消息要告诉你，”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说，“一条是坏消息，一条是很坏的消息，不过有令人高兴的东西，一条是不好不坏的消息，第四条则是好消息。请选择吧，按什么顺序‘点菜’？”
“那就先说说很坏的那条消息吧，”娜斯佳喘了口气，“早上刚上班，精力充沛，可以受得了。”
“大清早，谢梅内奇①给我打电话，说刽子手又出现了。”
①指科诺瓦洛夫将军。——译者注
“真见鬼！”娜斯佳脱口而出，“我们还没有理出头绪呢，这次是在什么地方？”
“在你预见到的地方，不过，倒有一些令人高兴的东西。谢梅内奇说，按照你的建议，刽子手应该在你预见的那四个州活动。他还说午饭后等你，让你看看一些新资料。”
“明白。现在请说说那条坏消息吧。”
“那个谢梅内奇，现在是离了你就不行，”戈尔杰耶夫不再骗她说，“他让我告诉你，根据刑侦材料，刽子手的牺牲品一个也没有搞清楚。几十个人对案件进行了研究，始终没有搞清楚死者是不是这名刽子手杀害的。”
“这么说来，是我错了，”娜斯佳说，“这也没有什么，否定也是个结果，从中也可以得出有益的结论。看来，刽子手多半不是民警机关的工作人员。白白地做了这么多的工作！我真是个傻瓜，十足的傻瓜。应该立即检查一下，而我昨天才想到这一点。”
娜斯佳气得脸涨得通红，连声音都发颤。戈尔杰耶夫却装出一副什么也没有发现的样子，也没有安慰她，他太了解娜斯佳了。
“还让我做什么呢？”戈尔杰耶夫高兴地问道。
“先说说那条不好不坏的消息吧。”
“那辆整夜停在你家窗户下面的汽车是钦措夫·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先生的。他是杜马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是个小人物，不掌握大权。关于这个人的详细情况及其私生活以后再谈。好了，娜斯佳，想不想听下一条消息？或者对此还想补充什么？”
“没有什么可补充的，够了。”她笑了笑，看得出，她已经完全恢复了常态。
“有人向不久前被杀害的讹诈者的证人们出示了当时被拘押在法院精神病研究所的基里尔·巴扎诺夫的照片。祝贺你，娜斯佳，你击中目标了。”
“他们认出来了？”娜斯佳叫了起来，“莫不是你在糊弄我吧？会这么走运吗？”
“你说什么呀！”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两手一摊，“怎么不会呢！不过我不认为是走运，你从哪里找到的关于讹诈者被害的案情资料的？”
“从我的档案资料里找到的。你还不知道吧，我有一个自己的档案资料，记载了十年来未侦破的杀人和强奸案的案情。”
“你弄这个干什么？”
“破案用啊，”娜斯佳耸耸肩，“通过对收集到的案件资料进行分析，按特征和性质，用表格的形式对各种犯罪进行分门别类。在卢琴科夫被害和基里尔·巴扎诺夫被捕后，我查阅了一下我的档案中收集的外貌同巴扎诺夫相似的凶手的材料，凶手也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用手枪行凶。”
“这就是说，你想说明，你一直利用自己建立的档案资料破案？”戈尔杰耶夫说道。
“当然。我把每一起新的未侦破的悬案都记入我的档案，然后再进行分类……你知道吗？”她笑着说，“我就像个集邮家，每天晚上都要打开自己的集邮册，拿起放大镜和镊子，欣赏着自己的文化财富，把邮票搬来搬去，进行分类。我就是这样，把每一分钟都用在了与这些案件打交道上，堪称为犯罪侦查学方面少有的勇于献身的人了。”
“这就是说，我说得对，没有什么走运不走运之说，”戈尔杰耶夫果断地说，“这是你许多年来顽强工作、细心和耐心劳动的必然结果。孩子，你成功了，作为奖赏，我现在还要告诉你一个令你最激动的消息。”
“第五条消息？”娜斯佳惊讶地说，“您不是说，总共只有四条消息吗？”
“这是第四条消息的延续。你得有个思想准备，可不能晕过去哟。我们的基里尔·巴扎诺夫，如你猜测的，他有父母。到目前为止，他的父母一直感到奇怪，是什么使他们的孩子成为这个样子。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一个温顺听话的年轻人，不结交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不贪酒，有时爱发火，易激动，但很快就会过去。我们请巴地扎诺夫的父母回忆一下讹诈者被杀的那一天，也就是1993年的4月。几乎三年过去了，当然，三年多点儿。我们主要问一些常规性的问题，诸如巴扎诺夫那时有没有新结交的熟人，这些人有没有钱等等。据他父母说，巴扎诺夫生于1972年，1990年秋季征兵时，他年龄正好够服役条件，所以应征去服役。1992年11月份复员，1993年的春天到了莫斯科。就是从这时起，出现了各种莫名其妙的不可思议的事，或者说是不可思议的莫名其妙的事，娜斯佳，我不知道该怎样说更好些。巴扎诺夫的母亲还记得：1993年4月12日，巴扎诺夫在家里曾打碎了一只玻璃杯，把右手的手掌划破了。当时他好像是从厨房把一只茶杯端到自己的房间去，不小心绊了一下，摔倒在前厅，手掌扎进许多玻璃碎片。他母亲清楚地记得，这天是4月12日，因为在这之前，在这一天，全国都要庆祝宇航节。巴扎诺夫娜时还很小，对与宇航有关的所有东西都非常激动，总之，与所有的小男孩一样。当母亲用碘酒给他擦手掌，他疼得差点叫起来，母亲就说：‘瞧你，基罗奇卡，这点疼痛都忍不住，可不像个男子汉，你喜欢的那些宇航员可是什么都不怕的人，他们多么勇敢，你就不能忍一忍？行了，为了庆祝这个节日，你就忍耐一下吧，这也是你喜欢的节日。’当时，巴扎诺夫的父亲和妹妹以及一个当护士的邻居也在场。后来，你的朋友尤拉·科罗特科夫去精神病研究所，看到了巴扎诺夫手掌上的伤痕，痕迹非常明显。他问巴扎诺夫，这是怎么回事，你猜，巴扎诺夫是怎么回答他的。”
“他怎么说？”
“他说他一点儿也记不得了。”
“怎么说记不得呢？”娜斯佳皱起了眉头，“怎么可能记不得呢？”
“反正他就是记不得。科罗特科夫又问他，你还记得，你是怎么从部队回来的吗？他说，记得，讲他如何到达莫斯科，父母怎样迎接他，甚至还记得，他的母亲接他时穿的什么衣服，他的妹妹梳的什么发型；记得1993年的新年家人是如何迎接他的；记得1993年的‘三八’妇女节是如何庆祝的；唯独不记得4月中旬手掌被割破的事。他连‘五一’节都干了些什么都还记得：在维诺库尔，一会儿玩，一会儿又不玩，一会儿捉鱼，一会儿又玩……顺便说说，曾经有一个专家对我讲过，智力低下者往往记忆力极好，他们可能不费力地把书整页整页地背下来，这能帮助他们正常地结束学业，乃至大学毕业。看来，巴扎诺夫的记忆力极好，但对4月中旬发生的那件事出现了记忆模糊，你记不记得，那讹诈者当时被打死了没有？”
“打死了，”娜斯佳说，“是4月12日被打死的，那是一个早上，大约11点钟，巴扎诺夫是怎么了，是严重的精神病突发，杀了人之后记忆力丧失？”
“那不可能！”
“可能，但不会是这个样子。倘若这是一种病，那么在杀死卢琴科夫之后，他的记忆力会丧失得更加严重，巴扎诺夫应该会忘掉所有的与杀人有关的事情。但他却记得所有的事情，甚至于细节，且记得那么清楚，以至于口供完全是颠三倒四。”
“好吧，一会儿再作定论。先听我说。还有些事需要告诉你，正是由于你非常投入地工作，所以你才不知道这一切。需要顺便说一下的是，科罗特科夫废寝忘食，满城市跑来跑去，收集情报。而你对他的情报却没有任何兴趣，就好像忘了，除了你的刽子手之外，还会有其他的犯罪案件，而这些案件也需要侦破。我再接着前面的话讲下去。大约是三个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