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在所有七个州中，在我们这个系统中，关键位置上的干部几乎被全部更换。我说得对不对？”
“完全对。”科诺瓦洛夫笑了笑说。
“我们继续说下去。在上述七个地区中，有三个地区已经把凶手登记在案，我们假定将其称之为‘刽子手’。问题在于，要弄清刽子手的活动与我前面所说的那两个因素是否有关。如果有关联，那么后续的受害者将会在其余的四个地区中产生。因而必须在这四个地区中寻找并逮捕刽子手，您懂吗？他的下一个目标绝不会选在有未侦破的严重案件的地区，而只能是在这四个地区中的一个地区中。”娜斯佳几次用铅笔尖指着计算机的显示屏，“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动用所有刑侦资料，对那些有犯罪嫌疑的人加以监督，我们就能够用这种简单的方式找到刽子手。”
“有道理，”科诺瓦洛夫赞许地说，“你对人员方面有什么看法？是不是已经划定了一个我们同行中有人可能是这个刽子手的范围？”
“是做了些工作，”娜斯佳说着，按了一下计算机键盘上的键，“不过，只是大概地做了一些。这是一号名单，是从1992年到现在，在刽子手出现过的所有三个地区中工作过的工作人员名单。正如您所看到的那样，这份名单上总共只有三个人。四年中更换五至六个工作岗位，这是常有的事，但是从一个州调到另一个州，这是为什么呢？再看看二号名单，这些人是由于各种各样的违法行为，主要是因为动手打骂被拘捕的人以及实施了明显不合法的逮捕行动等原因而被解职的工作人员。这是份很长的名单，但是您应该注意到，由于上述原因，这些工作人员经常被清洗，也就是说，干部队伍频繁发生变动。为此，我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又做了两份补充名单。三号名单上的这些人是在第一个系列犯罪案发生后和新的内务局长到任之前的这段时间内被解职的。四号名单上的这些人则是在新任内务局长上任之后，也就是在清洗期间被解职的工作人员。”
“哪份名单最重要？”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问道。
“如果按照我和您的逻辑，那么，我们应该对一号和三号名单予以特别注意。当然，我不敢担保，这对不对。但是，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我推测，刽子手就是我们内务部的工作人员，这个人在内务部工作过，或者现在还在内务部工作，他掌握有这些犯罪的刑侦情报。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当他几乎要逮住凶手时，有人警告了他。但是，当他感到官方的护法体制的无济于事时，他决定收拾凶手。他从哪里弄到有关其他犯罪的情报呢？从在俄罗斯其他州的民警机关中工作的他朋友那里获得。可能，他曾经与他们在一起学习或工作过。但是，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你要明白，这只是一种推断。还有第二种推断，实际上与第一种推断相近。刽子手不是我们的同事，但在民警机关有他的朋友，并且有许多朋友，遍布所有三个地区。或许，他们曾经在一起上学，毕业于同一所大学。现在，请您看看五号名单，这上面列的是全国各地区的我们的同行。并按其毕业的大学分组。不过，这份名单的作用不是很大，制作这份名单是为了以防万一。现在我们再看看最后一份也就是六号名单，上面的这些工作人员是我们感兴趣的，譬如：还是在进行干部清洗之前就被解职的工作人员，在其他内务局有同学；或者一直在民警机关工作，在其他内务局有大学同学，而且直接从事我们感兴趣的案件侦破工作，等等。”
“那么，我们来做一个总结，”科诺瓦洛夫说，“你建议要对两群人实施监督：所有曾接手过未侦破的严重犯罪案件的人和六号名单上所有的人。我理解得对不对？”
“对，您理解得完全正确。”
“那你为什么还这么闷闷不乐呢？”将军惊讶地说，“累了？”
“不，不是这个原因。您能够正确理解我的想法。只是我自己不能保证，我的这些想法是否都是正确的。”
“别担心，你可以有你的想法，我们还要全面进行研究。”
“那就需要再做一件事：看看刽子手的牺牲品有没有进入从事侦破这些犯罪案件的民警机关工作人员的注意范围。我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可是没有这些资料就不可能知道我的思路正确与否。”
“好吧，有关这个问题我会指示有关人员明天告诉你。”
娜斯佳从部里出来后就径直回到了家。乘坐地铁的时候，她本想看看书，可大脑里却不断地涌现出许多人的名字……就像一首萦绕不去的儿歌。她竭力放弃这一切，想想其他的工作，然而无法做到。取而代之的则是不断出现的一些越来越新的想法：又是需要检查啦，又是对比啦，查明啦等等。她无论如何也切不断与神秘“刽子手”有关的思路，情况真是有些异常。
阿列克赛在家里等着娜斯佳，这使得她的情绪有了好转。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阿列克赛惊讶地说，“天还没有黑呢，这会儿你都到家了。是不是宣布罢工啦？还是拒绝工作啦？”
娜斯佳高兴地吃着阿列克赛做的晚饭，甚至没有发现，房间里的电视已经打开。阿列克赛喜欢听新闻，哪怕是在厨房里或是在玩纸牌卦时，总是把电视的音量开到最大。娜斯佳可受不了这么高的声音，不过，今天她心情特别好，所以也就顺从他了。
娜斯佳洗完碗碟，正美滋滋地想着先洗个热水澡，然后躺到软软的床上去，突然，门铃响了，门口站着米哈伊尔·多岑科。这是一个魅力无穷的小伙子，长着一副招人喜欢的外表，然而，黑眼圈儿和面颊上的一块抓痕却清晰可见。
“天哪，是你呀！”娜斯佳将多岑科由上至下地打量了一番，“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等一下，先洗洗，把脸收拾一下，然后再谈。”
多岑科在浴盆里泡了很长时间，洗去了脸上的泥污和已经干了的血迹。当他从洗澡间出来时，形象就好多了。娜斯佳立即给他端来了一碟食品和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
“先吃饭吧，吃完饭后你再说。汽车之事办得如何？”
“已经弄清了，”多岑科说，一边贪婪地吃着花椰菜煎肉排，“我已经弄清了车的牌号，刚刚弄清的。”
“那么是由于这件事他们打你了？”
“瞧你说的，”多岑科笑了笑。“当然，我是挨打了，不过，从打架地点溜掉的是他们，而不是我。娜斯佳，在犯罪世界有多少傻瓜啊！有时我甚至感到奇怪的是，既然他们中间有如此多的蠢货，那我们为何不能一下子把他们全部捕光呢？”
“听我解释，”娜斯佳微微一笑，“这是因为我们中间也有许多的傻瓜，你考虑过没有，罪犯与其他所有的人有哪些不同呢？”
“嗯……”多岑科被呛了一下，“这是显而易见的。”
“不，不是显而易见。我感到很遗憾，你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忘了，这都是工作把你搞糊涂了。”
“你指的是什么？”
多岑科放下叉子，诧异地盯着娜斯佳。
“你记不记得，我和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相识的？”
“记得。那是你到奥姆斯克高等民警学校来选人，我们小组正好通过了考试。”
“对，当轮到你答辩时，你向考官讲述的是关于‘罪犯的个性’的问题，你答得很好，语句流畅，也没有超出教科书和专题学术著作的范围。考官听着……听着……然后问道：‘如果用两句话回答罪犯的个性与非罪犯的个性有何不同的话，你怎么回答？’当时我明白，考官用这种挑衅的口气，是想让你再给他叙述一遍关于教育的缺陷的问题：缺乏思想道德方针、利益的狭隘性、自私自利倾向等等。而你却笑了一笑，耸了耸肩，回答道：‘如果用两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那么罪犯的个性与非罪犯的个性的区别仅仅在于，一个犯了罪，而另一个没有犯罪。当时我就意识到，你应该干我们这一行。因为你思考问题准确，不会糊涂。而现在你却令我大失所望了。’”
“为什么？”
“因为你觉得奇怪的东西是不应该使别人也感到奇怪的。罪犯是居民的一部分，但不是居民中最坏的一部分，只不过是一部分。而警察也不是居民中最好的一部分，更不是社会的精华。倘若居民中受教育少的人和不特别聪明的人的数量上升的话，那么，这些人就会有同等的机会既能够钻进罪犯的队伍，也会钻进警察的队伍中来。至于天赋高、能力强、受过高质量的职业教育的人，那么他们会合情合理地运用自己的知识和力量，在商业活动中、在生意场上，但绝不是在我们的低薪机关中付出更多的牺牲。这就得出一个结论，在罪犯中间，智商低的人和傻里傻气的人与我们警察队伍中的这类人是等量的。也就是说，在罪犯面前，我们并无智力上的优势可言，而罪犯中的高智商者和能力强的人还可能更多一些。对此，你可以看看有关的统计数字。好吧，现在你谈谈汽车一事的进展如何？”
“你吩咐我寻找可能看见停在你家窗户下面的那辆银白色‘奥迪’车的人，我找到了许多这样的人，但他们中谁也没有记住那辆车的牌号，而你又需要车的牌号。怎么办？我只好再去寻找汽车盗贼中间的见证人。在使馆区，盗车团伙往往雇有当地的眼线，他的任务就是了解车况：车的主人、车上的信号系统、车库等等，这都是你曾经对我讲过的，还记得吗？”
娜斯佳微微一笑，点了点头。确实有一次，她曾对多岑科讲过，统计学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它可以帮助人们从大量的概括统计数字中发现很小的个别部分。比如说盗车吧，“你看，”她说着，将统计表在多岑科面前展开，“在城市的一些地方，侦破了一些汽车盗窃案，约占被盗汽车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对于盗车案的破案率来说，这个百分比是不低的。而在城市的另一些地方，平均每十辆被盗汽车中只能破获一辆，也就是说，破案率为百分之十。这两种结果有何区别？你必须立即提出至少两种看法：第一，破案率高的地方，说明民警机关肯定装备了一些先进高效的登记犯罪案件的设备；第二，破案率低的地方，说明罪犯是经过周密考虑，且是有组织地作案，他们不随便潜入装有良好信号系统的车里，不随便打开采取了防护措施的车库，不轻易将车开走，以防车主未睡觉或从窗户里窥视。换言之，在这些盗车团伙中，有当地居民充当眼线，他要提前观察每辆车，要研究车主的习惯。”
“那么你当然对在谢尔科夫斯基大道地区发生的汽车盗窃案也一定会感兴趣了。”娜斯佳说。
“当然感兴趣。既然你们这一地区的车经常被盗，且很少能找回，于是，我就冒险来到你们分局，请求给我安排一次与这个眼线的会晤。他们一开始，当然，还是不同意的，做出一副不理解的样子，说什么这里一切正常，东西没有丢失等等。我就死缠硬磨，最后竟把他们给说服了。于是，他们领我去认识了这个小伙子，但要求我不要告诉他，是当地的警察出卖了他。分局好像也在研究要抓他，想悄悄通过他使整个团伙暴露。相比之下我这样做太愚蠢了。”
多岑科笑了，笑得那样迷人、愉快。他为自己能够说服民警机关的工作人员给他安排与眼线的会晤而得意洋佯。
“总之，我对这个眼线真是卑躬屈膝，我说，你是如此重要的见证人，那些坐在‘奥迪’车里的大汉——那些可恶的罪犯，如果不尽快找到并把他们关进牢房，世界将不得安宁。小伙子非常倔犟，就像一头被绳索套住的猪一样，什么也不承认，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这辆‘奥迪’和并排停着的黑色‘奔驰’。不过，看得出来，他更喜欢那辆‘奔驰’轿车，因为它更新，但主要的还是这是一辆空车。因为那些人在‘奥迪’车里坐了整整一夜，且这辆车是1991年生产的，旧了些。若不是‘奥迪’里坐着人，那帮盗车团伙当夜就会把你熟人的那辆‘奔驰’轿车给卖了。”
“车的牌号呢？你快说说，别再折磨我了。”娜斯佳恳求道。
“车牌号他是记住了，更确切地说，他做出了一副记住了的样子，哎哟，阿娜斯塔霞·帕夫洛夫娜，”多岑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突然，他痛苦地皱起眉，原来是面颊上的伤痕由于大笑而有点疼痛，“我问他，你记住了车牌号没有？他磨磨蹭蹭，犹犹豫豫，左顾右盼，似乎记住了，但又没有把握。为了唤醒记忆力，他说要去灌木丛‘方便’一下，我同意了。于是，他退到一边，背朝着我，我仔细一瞧便明白了，原来他没有解小便，而是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个便条本并翻开看什么。你知道吗？他在本上列了清单，登记着每辆车的牌号、型号、颜色、车主住处，以及盗车团伙所需的其他各种数据。但是，当着我的面，他是不能掏出便条本的。要知道，没有便条本，他仅仅是一个被我找到的记住了汽车牌号的见证人。而拿着便条本，他就是同谋者，是眼线。但是，我最终还是装做什么也没有看见，其实我已经将车牌号记下了，并与他告辞，准备去给市汽车检查局打电话。就在这时，一群傻货突然向我扑来。显然，是他的一些朋友。见此情况，眼线拔腿就跑，当他跑到离我不到百米的时候，他们就和我打了起来。眼线见状又往回跑，拼命地喊着，让他们别打我。简而言之，一切很快就结束了，真可谓速战速决。不过，我还是吃了一点亏。”
娜斯佳将多岑科面前的空盘子撤掉，把一小筐饼干和蛋糕又推到他面前。
“吃吧，多岑科，别不好意思。你真是好样的。这样说，你已经给市汽车检查局打电话了？”
“没有。我的脸被他们打成这样，怎能到处乱跑？去分局吧，他们会笑我的。我本想从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的，可是我没有硬币。我用用你的电话行吗？”
“你做得对。把车牌号告诉我，你先喝茶，我来打。”
半小时后，多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