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了想，说：“也许你是对的。”
路易叔叔笑了一下，继续说了下去：“而且，舍迈克是民主党人，他的这种行为会成为他连任竞选的绊脚石。那么，在他之后，就会有一名共和党人当选。想想看，如果舍迈克卸任以后，芝加哥出现一个民主党派政府，那形势一定会很糟糕的。”
“路易叔叔，现在形势已经很糟糕了。”
他皱起了眉头，问道：“什么，内特？”
我耸了耸肩，回答说：“我不能出卖舍迈克，起码我是这样看的。他有权吊销我的许可证，那样一来，我既丢了枪，又丢了工作。而且，泰德·纽伯利和罗格·朱比很可能会为此杀了我。”
路易叔叔冷漠地看了我一眼，说道：“那么，你再好好想一想吧，内特。舍迈克虽然现在握有实权，可是将军的势力更大。他说是胡佛先生抓住的卡朋，可实际上那全是他的功劳。噢，到斯坦德俱乐部了。好吧，内特，咱们以后再谈吧。”
路易叔叔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就头也不回地走进了那座灰白色的俱乐部。
我返身转过了街角，扔给一名乞丐一角银币，快步走回了我的办公室。
我进入办公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艾略特打电话。
第八章 分手
艾略特走进门，指着折叠床说：“那好像是个橱式折叠床。”
我坐在办公桌后的椅子里，像大人物那样把脚放在桌子上。
我说：“放到这儿再妙不过了。”
他脱下大衣，走到办公桌前的那张硬靠背椅那儿，把大衣搭在椅背上，然后坐下来，看着我，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但那对灰色的眼睛却在笑。
“你好像没和我提过你也在这儿住。”他缓缓地说。
我耸耸肩，说：“我还不至于傻到去街上流浪。”
他又指了指我身后，那儿左边角落里有四个抽屉式档案箱，他说：“我猜你把短裤放到有字母‘S’的那个抽屉里了。”
我转过身，抽出最底下的抽屉，拽出两条短裤，说：“在字母‘U’的抽屉里。”
我们大笑起来，眼泪都笑出来了，一对硬汉！
我控制住笑，看看桌子上的短裤好像是我的工作对象。我说：“这以前是个律师的办公室，我猜他也把三角裤放到档案箱里。”
艾略特一边用手帕擦着眼睛，一边对我说：“停，停，老兄，你的情况真的很不妙。不是吗？内特？”
我把短裤收起来，然后说：“是的，非常不妙。城市的那些人不是要雇用我，就是要贿赂我；不是让我闭嘴，就是要我讲话，我很受欢迎。”
“真的？”
“是的，千真万确。你知道道维斯将军对我很友好吗？”
“是吗？”
我把两个手指交叉，举起来说：“像这样，猜哪个代表我？他要我在审讯奈蒂时，讲出真相。”
艾略特想了想说：“你的意思是，他要你出卖舍迈克？”
“太对了。”
艾略特摘下帽子，把它扔到桌子上，说：“好么，舍迈克会名誉扫地的。”
我点头称是。“他不想把博览会的客人全吓跑。”
“博览会可是道维斯的宝贝呀，他和他那个什么主席的兄弟卢福斯，你是说他找你，亲口告诉你……”
“不全是那样，他喜欢老生常谈，我需要个‘翻译’，我的路易叔叔不得不充当了这个角色。”
艾略特笑了。“我以前见过他几次，但没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你知道是他抓住卡朋的吗？”
“什么？我成了什么？杀人犯？”他有点激动。
“你是道维斯的工具，老兄。”
“是的。”他的笑容变成了傻笑。
我决定不再说下去。为什么要打碎他的幻想呢？
我请他到这儿来，是让他看看我的办公室，让他畅所欲言，在这儿不会像他禁酒办公室那样隔墙有耳。
我向他打听奈迪克案件的结果。
他非常无奈地说：“简直是一场马戏表演。这周的第二审，检察官坐在那儿审问正式的副检察官。有时我想，也许是处理的角度不同，才使正义扭曲了。”
米勒他们大摇大摆地走出了作案现场——公园旅馆。理论上是由于陪审员的曲解，实际上主要是由于新闻镜头的指向问题。奈迪克夫人的律师已经提出了控告，他认为这次枪杀是非正义的。他说，在米勒他们进去之前，梳妆台的抽屉里根本就没有手枪。本来，米勒在回答那个律师的提问时很可能前后矛盾，但是检察官使审问提前结束了，并且他警告奈迪克夫人的律师，如果他想挑衅，那就不能被允许继续盘问目击者，米勒因此而被无罪释放了。
我问：“那你是怎么说的？”
他故意耸耸肩，说：“我认为这位妻子是希望她的情人把她的丈夫关起来，但米勒却自作主张杀了她丈夫，所以她就和米勒反目了，控告米勒。”
我说：“也许她这样做只是给大家看的，这样，既保全了她的面子，又使事情本身掩盖得天衣无缝。”
他点了点头，“你也许是对的，也许她根本就不是米勒的情人，不管怎样，枪一定是米勒放进去的。”
我说：“如果米勒和兰格种的枪都能结果的话，那我们就能到树上摘子弹了。”
“事实不全是这样，其他几个侦探在提供证词的时候，有些紧张，我想他们也像你一样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被卷了进去。”
“你认为他们不知道吗？”
“是的，我猜米勒是在背对他们时偷偷把枪放在里面的。”
我赞同地说：“他做得很高明。”
艾略特环顾一下周围，说：“这是个很漂亮的办公室，比我的那间大。”
“但是，你并不住在办公室里。”我补充说道。
“是的，你为什么不继续住在亚当斯旅馆了呢？”
“那已成往事了，住在那儿很奢侈。”我给他讲邦尼对我的妥善安排。
艾略特点了点头，说：“听起来像是你们俩的一场好交易。”然后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我，说：“我已经和这个人说好了，他可能对你有用。”
我大声地读了出来，“小额信贷公司。”上面还有一个名字和电话号码，地址在杰菲逊公园区。
“真正有魁力的工作，所有找职业的人都寄希望于他们，核实贷款额，调查保险抵押，你知道——令人兴奋的一族。”
“艾略特，非常感谢。”
他耸了耸肩，“星期天怎么安排？”
“安排什么？”
“内特，圣诞节，到我家同我的贝蒂一起吃圣诞大餐怎么样？”
“喔，圣诞大餐，你真是太好了！但是我从不特别庆祝圣诞节，我是犹太人，难道你不记得了吗？”
“你不是，否则我不会请你，来吧！我们准备了一只大大的烤鸭，邀请了几个亲戚，还为一位正直的私人侦探预备了一个上好的位置。”
“是为我吗？”
“是的，带珍妮一起来吧！”
“我能过几天打电话回复你吗？如果珍妮已经有了别的安排，那么……”
“我理解，没问题。”他站起来，用一个手指指着我说，“如果珍妮没别的安排，你们都得来。”
“好的。你着急走吗？”
“我今天下午有个新闻发布会，宣布新年前夜的搜捕，要让百姓知道，我们只抓小偷，不抓圣徒。”
“也许明年的新年前夜，这就合法了。”我说。
“那对我来说真是再好不过了。但是到那时，我至少还得做些解释。”他穿好衣服，戴好了帽子。“告诉我，你会去我家过圣诞节吗，内特？”
“我会的。”
“很好。我为你准备了用红彩带系着的一大盒子礼物。”
办公室里很冷，尽管桌子后面有个电暖器，但那简直是个摆设。
“我想，那盒子还不会大到用手拿不了吧？”我说。
“也许吧。”他笑着说，然后挥挥手，走了出去。
我给杰菲逊公园的小额贷款公司打电话，同那儿的经理安德森先生约好，我们下周一下午见面。他很友善，他说他一直在等我的电话。艾略特真的跟他说好了，这真是非常好的圣诞礼物，甚至要胜过他许诺的那个大盒子。然后我打电话给电话公司，问问我的事务所的电话号码还能不能载入一九三三年的电话簿。“A…I侦探事务所，内森·黑勒。”这个A…I的号码可能把我的号码列在黄皮书的第一个了，这有可能促使更多的主顾登门。
我还给城里几家同行的事务所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我已经开始营业。他们的收费标准很合理：每天十美元加上一切花销。那几个中型的事务所都有三、四个人，通常手头积压很多活儿。我的收费是二十美元一天，加上一切花销，我不打算再变动这个价格。我想，涨价固然不错，但多数情况都是降价。
下午在去市立大厦见珍妮前，大约四点，我找出了一个小箱，把一些洗涤用品，换洗的内裤，一件干净的衬衫和一件相对干净的海军马甲装进去。我去摩尔森酒店的旅行者客房洗了个澡，刮好脸，把脏衣服装入小箱，锁在一个小柜子里，然后去找珍妮。
那时已经五点了，天要黑了，暮色中的霓虹灯明灭闪烁，天空有些阴，看上去，这是个凄凉潮湿的，而不是快乐洁白的圣诞节。路上正是交通高峰期，车水马龙。一到市立大厦，我就站到前厅很高的大理石台阶上等珍妮，看着下了班的职员们匆匆忙忙往家奔，但他们当中没有珍妮。
珍妮像大多数在大厦里工作的职员一样是靠关系进来的。她在会计办公室做个小职员，但她同时也为那个办公室的主管迪克·达利做许多秘书的工作。由于这里的许多职员是从后门进来的，有一部分人既不会读，也不会写。珍妮的父亲是个药店老板兼一个区的区长，珍妮受过高中教育，这使她做起秘书工作来得心应手。她看上去很敬佩达利先生，很大一部分工作都是主动替他做的。
三年前，通过一个市立大厦的朋友介绍，我和珍妮相识了，那时，珍妮刚到那儿工作不久。虽然她父亲是个比较富有而有影响力的人物，她家住的房子也足够她住，但她还是不满足。她二十一岁就嫁给了一个叫多尔蒂的人，他比她大十岁，住在北部（他是有权势的市议员鲍蒂·保勒的政治伙伴），驾驶着一辆豪华小轿车。后来有一天晚上，他因酒后驾车，与另一辆车相撞，死了。
珍妮在认识我以前已经守了一年寡。我们在一起时，她很少提到她的前夫。我所知道的关于他的情况，都是我从别的地方了解的。而关于她，我只知道，在她丈夫死后，她没有回到她富有的父亲那里去，而是在北部租了一所漂亮的公寓。像珍妮这样的人，总是不断地追求一切好东西，把目光放在那些好东西上，根据心情的变化，寻求刺激。她不想多谈过去，因为过去对她来说已经淡漠了，我也不想过多地知道她的过去。
我一直站在台阶上等珍妮，门口的警卫们在一旁窃窃私语，并不时用怀疑的目光在我身上扫来扫去。六点十分的时候，珍妮突然在电梯口出现了。她看上去美得令人眩晕：秋水般含情脉脉的大眼睛，鲜艳而丰满的嘴唇，走起路来款款有致，像个模特儿。她手上带着一副编织的乳白色手套，双手插在褐色的羊毛外衣的兜里，大拇指露在外面。外衣是双层领的，衣带上、下各有两个大扣。她脖子上戴着一条浅褐色的围巾，头上戴着一顶毛绒绒的毡帽，帽沿下露出一只棕色的美目，另一只眼睛被头发轻轻遮住，一只胳膊下面夹着一个乳白色的小钱包。
我斜靠在一根柱子上，她朝我走过来，带着可爱而又骄傲的笑容看着我。
她说：“我得工作得晚一点儿，是为了达利先生。”
我有点不满地说：“该死的迪克·达利，都因为他！”
我的声音不大，但走廊里有回声，一个警卫转过身，瞪大眼睛看着我。
珍妮故作平静地说：“如果他没订婚的话，也许我会……”她傲慢地笑了笑，更加可爱了。她转身朝门口走过去，我在后面紧紧地跟着她。
来到大街上，我挎着她的胳膊说：“你是因为最近一阵子我经常失约，而让我等了你这么久吗？”
她露齿一笑，洁白的牙齿闪着珍珠的光泽，可爱极了，但一点儿也不傲慢了。“你说对了，但我确实有些工作要做，而且我得洗个澡，我们可不总是去贝斯马克酒店啊！”
“是的，事实上，我还没去过呢！”我补充说。
“我和达利先生在那儿吃过很多的午餐。”她不无得意地说。
“珍妮，你是个该死的骗子。”
“我知道。”
贝斯马克酒店位于拉塞尔和鲁道夫之间，一九二七年在原酒店的基础上重新修复，完全是德国式的布局。一个着装精致的贝斯马克门卫给我们开了门，我们走上铺有红地毯的台阶，通过大厅，然后来到主餐厅。
脱下外衣，珍妮看上去比穿着那件羊毛外衣时更加可爱：她穿着一条红褐色的鸡心领绒毛连衣裙，上面有白色的花纹点缀着。我们走进餐厅时，她已经把帽子和褐色的围巾都摘下来了。
当侍者带我们来到预定的餐桌时，我低声问她：“难道你也是穿着这个去上班的吗？”我的声音里有些不高兴。
她大声回答说：“当然。”然后轻声对我说，“亲爱的，这条围巾和这顶帽子是特别为你准备的。”
“你对我真是太好了。”
“那还用说。”
我们把两把椅子放到桌子的一边，坐下来。不一会儿一个穿白色上衣的男孩，来给我们的水瓶里填满了水和冰块。这里的墙都是用手刻的桃木制成的，南面的墙上在壁炉两旁都挂着制作精美的花毯，草枝做成的装饰物从天花板上直垂下来。这儿的布置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所有的设备都很现代。我和珍妮偶尔光顾的伯高夫是一家法国餐厅，那里的客人很多，熙熙攘攘，没有这些繁复的布置，也没有现代的气氛。而这儿并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