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把城市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首先是罗马城自身。罗马修建了前所未有的公共工程——道路、引水渠、排水系统——以使城市有能力承受不断增长的人口。一个罗马的作家发问，希腊人所能自诩的是其“无用”的艺术，埃及所谓的遗产是躺在“闲置的金字塔”里的，这些怎能与罗马的14条引水渠相媲美？赫伯特·穆勒（Herbert Muller）：《过去的价值：历代社会的侧影》（The Uses of the Past：Profiles of Former Societies），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2，第219～220页。
然而，在这些成就之下却隐藏着可悲的事实。精美的大理石材料覆盖了新奥古斯都广场上的宏伟建筑和马尔斯神庙，但是大多数的罗马人却生活在贫民窟一样的住宅中。罗马城内有26个住宅屋区（insulae）为个人提供住处（domus）。虽然恺撒已经立法，但是大多数住宅屋建筑还是破烂不堪，有时会倒塌，并且经常失火。卡哥皮诺：前引书，第20～27、65页。
日常生活经常混杂无序。弯弯曲曲的街道很少是笔直的，挤满了人和垃圾。在白天，到处是蜂拥的人群（裘利斯·恺撒的法令将车流限定在晚上）。夜幕来临，噪音和喧闹更严重。讽刺作家尤维那质问说：
在屋里怎能睡觉？马车穿行在狭窄而弯曲的街道，车夫停车咒骂，这一切可能夺去了斑海豹的睡眠，甚至克劳狄乌斯皇帝他自己也可能无法入眠。卡哥皮诺：前引书，第45～51页。虽然有这些缺陷，罗马仍然在城市发展史中表现出许多创新。大城市居民吃、穿和用水的需要使经济活动的组织产生了很多创新之举。洞察世事的彼特罗努斯主张，帝国的任务是，无论以什么样的生命代价，都要保护财富的来源以供给数量不断增长的城市家庭。这位朝臣评述说：“命运取决于战争和继续寻找财富。”彼特罗努斯：前引书，第129页。
吸纳这些物资的工作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有三个港口为这个城市运送供养人口的谷物、富人所需要的奢侈品和服务于富人的奴隶。这里有巨型货栈和高度专门化的市场用以流通从蔬菜、猪到酒、牛和鱼在内的各种各样的货物。罗马的商业如此富有活力，以至于任何有野心的自由人（如彼特罗努斯所著《登徒子》中的特利马奇奥）都能积累巨额财富，以取得更显赫的社会地位。
在这里，现代形态的城市零售业初露端倪。书籍、宝石、家具和服装经销商集中在特定的区域内。这里既有起到超级市场作用的大型集市，也有大量位于住宅屋底层的小店铺。罗马最高级的商铺是现代的商业中心的预演：莫卡特斯·特来尼拥有一个五层楼的商铺，里面出售各种各样的商品。莫里斯：前引书，第46～47页；斯坦博：前引书，第150～153页。
罗马的经济被广泛描述为一种被征服民族的财富所供养的寄生经济。西班牙的干鱼、波斯的胡桃木、高卢的酒，当然还包括来自于各个国家的奴隶涌入到这个城市中；而世界只得到了相当少的罗马商品。斯坦博：前引书，第144～145页。如果从商业的角度来看，罗马是在消耗整个世界；但是，它天才的行政管理能力将城市保障发展到了一个空前水平——在已拓殖的广阔地区激起了一个城市建设的新的黄金时代。
“一个由城市单元组成的联邦”
后来欧洲的主要城市，约克、伦敦、特里尔、巴黎、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等，都从诞生于台伯河畔的这座“天才城市”中获益匪浅。莫里斯：前引书，第39～44页。在某种意义上，罗马化成为城市化进程的同义词。
空前的安全保障为城市发展创造了条件。爱德华·吉本说：“罗马人保卫和平的方法就是不断地为战争做准备。”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第一卷，纽约，现代图书，1995，第8页。从荒凉的撒哈拉直到寒冷的苏格兰边境，布置在边界、城墙和道路附近的罗马军团保卫着各个城市。在这些偏远的地区，城墙和防御堡垒对于城市的生存至关重要。即使这样，像德国的特里尔和维鲁勒尔姆（圣奥尔本），也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哨所。甚至到了公元一二世纪，一些不列颠城镇还因整齐的道路、复杂的排水系统、浴池和管道引水而自豪。
欧洲的古典城市第五章 罗马——第一个大都市（3）
更重要的是，城市文明的繁荣不单单是帝国法令的结果，基层力量同样也在发挥作用。各种各样城市之间充满活力的竞争刺激了新的建筑项目、剧院和露天剧场的发展。罗马允许独立城市实行相当程度的自治，正如历史学家罗伯特·洛佩兹所言，帝国本身发挥“城市单元的联邦”的作用。罗伯特·洛佩兹（Robert Lopez）：《欧洲的诞生》（The Birth of Europe），纽约，M埃文森公司，1967，第15页。
19世纪之前，欧洲没有再度出现过如此安定繁荣、人口众多的城市。人口、物产和思想观念沿着从耶路撒冷到布伦之间的安全的航海线和51万英里长的平坦路道，在广阔的“城市单元”群岛之间快速流动。查尔斯·路德维格（Charles Ludwig）：《新约时代的城市》（Cities in New Testament Times），丹佛，埃森特图书公司，1976，第12页。富裕并喜爱游历的罗马青年可以随意到海外，如雅典、亚历山大里亚、马赛利亚（马赛）或罗得斯等城市去接受教育。JPVD鲍尔斯顿（JPVDBalsdon）：《古代罗马的生活与休闲》（Life and Leisure in Ancient Rome），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社，1969，第224～225页。
商业和技术也传播到边境地区。来自于地中海的工匠带来了玻璃和陶器的生产技术以及农业器具。到了公元3世纪，莱茵地区第一次以主要的工业区的面貌出现。通过陆路和海路，贸易范围扩展到了以前没有开发的印度和中国市场。柴尔德：《欧洲文明的衰落》，第267～273页；格兰特：《古代地中海》，第293页；柯廷：前引书，第99～100页。
在其全盛时期，罗马把早期居鲁士和亚历山大构思的世界性帝国的理想转变为活生生的现实。塔西佗记载道，皇帝克劳狄乌斯自己觉察到，公民身份的逐渐推广是罗马超越狭隘的雅典城邦最有利的条件之一。吉本评述说，曾经同恺撒作战的“高卢人的子孙”现在“统率兵团，执掌行省，还被允许进入元老院”。吉本：前引书，第33页。公元3世纪，罗马公民权对已知世界的所有自由民开放；来自意大利的元老已经不足半数。GW鲍尔索克（GWBowerstock）：《罗马帝国的瓦解》（The Dissolution of the Roman Empire），选自《古代国家与文明的衰落》，第169页；格兰特：《古代地中海》，第297～299页；理查德·P萨勒（Richard PSaller）：《罗马阶级结构与联系》（Roman Class Structures and Relations），选自《古代地中海文明》，第569页。
公元98年，从西班牙人图拉真开始，外省人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以后的世纪中，国家的首脑都是来自于高卢、叙利亚、北非和色雷斯等各地。所有这些各种各样的人在罗马——所有其他城市的神圣首府——居住并进行统治。公元2世纪的希腊作家阿里斯泰德宣称：“罗马已经成为将世上所有民族都视为其村民的城堡。”马勒：前引书，第218页。
把这个世界主义的理念最好地表达出来的大概是罗马皇帝兼哲学家马可·奥里略，他在公元161年安东尼·比约死后继任元首。同古典的罗马人一样，奥里略认为他的“城市和祖国”就是罗马。但作为一个皇帝，他从更宽广的视野看到了罗马的使命，去完成整个已知世界的“人类使命”。迈克尔·格兰特（Michael Grant）：《安敦：转变中的罗马帝国》（The Antonines：The Roman Empire in Transition），伦敦，鲁利格出版社，1994，第55～56页；马勒：前引书，第221页。
欧洲的古典城市第六章 古典城市的衰落（1）
在马可·奥里略时代，罗马的统治权已经受到了威胁。一个主要原因是罗马对奴隶制的依赖日益增长。虽然奴隶已经是古典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在他们日益取代了构成罗马社会中坚力量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这些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多数都成为债务人而依靠国家度日，最终，首都有1/3的居民依靠国家救济生活。卡尔·马克思（Karl Marx）：《资本论》（Das Kapital），戴维·佛恩巴赫译，纽约；梵泰奇出版社，1977，第一卷，第232页；第二卷，第730页；迈克尔·格兰特（Michael Grant）：《罗马帝国的衰落》（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伦敦；韦登费尔德和尼克尔森出版社，1997，第103、126～129页。
过去，对外征服能够为流离失所的罗马人提供机会。现在，帝国不再有获取新领土的能力，它处于防御状态，正以巨大的代价奋力保卫其广阔的城市网络。远程贸易随着安全保障和便捷交通的破坏而衰落。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其货币罗马便士也持续贬值。
或许更糟的是，似乎所有阶层的罗马人都失去了道德的目标意识，玩世不恭和逃避现实的思想影响着整个文化。许多社会上层分子厌倦了罗马令人烦扰的城市生活，而是选择逃避到他们位于农村或者那不勒斯海湾的别墅中生活。生活在4世纪后期东罗马帝国的一个观察家写到：“在这座城市里，富有的元老中每一个人都适合担任高官。但是他们冷漠地站在一边，宁愿去安逸地享受他们的财富。”鲍尔斯顿：前引书，第203页。
在政府举办的挥霍无度的娱乐活动中，罗马的中产阶级和劳动阶层正渐渐迷失了自我。多数罗马人把他们的闲暇时光消磨在珍禽异兽展览、残忍的角斗士表演和剧院演出中。伦理学家萨尔维安抱怨说：“罗马人死之将至，还在开怀大笑。”格兰特：《罗马帝国的衰落》，第103、139页。
一连串的传染病——有些是由美索不达米亚归来的军队传染的——加剧了罗马的阴晦气氛。据记载，公元3世纪爆发的一次瘟疫特别严重，连续数月每天夺走5000罗马人的生命。麦克尼尔：前引书，第115～119页。
人之城与神之城
磨难之中，一些人试图从宗教中寻求精神慰藉。他们中的很多人皈依来自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其他古代文明中心的异国宗教信仰。从东方输入的新宗教——基督教，与其他的宗教相比更具有耐久之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基督教将控制整个帝国。
对于当时的异教徒和后来的吉本来说，这些新信仰体系日益增长的影响给了古典城市文明以致命的伤害。吉本抑郁地写到，帝国的衰落表现了“野蛮和宗教的胜利”。马勒：前引书，第228页。在这个问题上，吉本是正确的，但只是对了一部分。新意识形态本身——大多数是基督教——并没有毁灭罗马。如果没有旧价值观毁灭在先，新价值观是不可能取而代之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没有帝国广阔的城市基础，基督教的迅速发展就不会出现。基督教义的主要创建者保罗正是罗马城市世界的典型产物。作为一个来自于主要贸易枢纽塔尔苏斯的已希腊化了的犹太人和罗马公民，保罗通过海路和陆路来往于帝国的各大城市之间——安条克、以弗所、科林斯、大马士革、雅典和罗马城本身。路德维格：前引书，第79～81、85页；韦恩·A米克斯（Wayne AMeeks）：《城市中的圣保罗》（Saint Paul of the Cities），选自彼得·S霍金斯（Peter SHawkins）《城邦：城市的宗教解释》（Civitas：Religiou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ity），亚特兰大，学者出版社，1986，第17～23页；森德迈：前引书，第337、405页。
基督教利用罗马传播福音，但其信仰自身却与该城市帝国的核心价值观相抵触。基督教的大部分理论借鉴于犹太教，但它反对这个古老宗教的观念——唯一的、万能的上帝只在某一地。基督在《马太福音》说：“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圣经》马修篇第10章第23节。
这种信仰直接同古典的异教文化相冲突。被西塞罗热情讴歌的公民爱国主义观念对基督徒毫无意义：这些人信奉的上帝本人在世上时就无家可归，四处流浪，并像一个普通的罪犯一样死去。欧文斯：前引书，第47页。基督教作家德尔图良认为：“对于我们而言，没有什么比国家更陌生。”格兰特：《罗马帝国的衰落》，第291页。
由于罗马人的长时期迫害，基督徒被疏远，形同路人。一个基督教作家写到：“罗马是一个为了人类的堕落而创建的城市，整个世界不应该屈服于它的统治之下。”公元3世纪的迦太基主教塞普里安，因罗马和帝国其他主要城市遭受瘟疫而暗自庆幸，认为这是对其罪恶和不贞的报应。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康斯坦丁大帝时代》（The Age of Constantine the Great），纽约，双日出版社，1956，第207页；麦克尼尔：前引书，第122页；洛佩兹：前引书，第25页。
这种反城市的观点最著名的表述是在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一书中。像塞普里安一样，奥古斯丁把罗马描绘为“自鸣得意的”“尘世之城”（civitas terrena），其罪恶应受到惩罚。奥古斯丁并没有制订方案来改革这个垂死的大城，而是主张罗马人应设法进入另一大城——即“上帝之城”，在这里“没有人的智慧，只有对神的虔诚”。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马可·陶慈译，纽约，现代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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