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ning），摘自《商业持续规划》（Business Continuity Planning），2002年10（接下页注）
神圣的地方接第275页注③）月出版；丹尼尔·本杰明（Daniel Benjamin）：《1776年的目标》（The 1776 Foot Target），摘自《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2004年3月23日出版；乔纳森·D格拉特（Jonathan D Glater）：《对旅行的恐惧促进网上交流》（Travel Fears Cause Some to mute Online），摘自《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2003年4月7日出版，《创新摘要》（Innovation Briefs），城市流动性协会（Urban Mobility Corporation），2002年7～8月号。
现代大都市结论 城市的未来（7）
回顾历史，城市曾面对许多对其兴衰存亡构成的挑战。即使是现在所面临的最直接的威胁——如来自松散组织的暴徒而非某个国家——也并不新鲜。历史上有些对城市造成的极大破坏都不是由有组织的国家实施的，而是由游牧民族，甚至是一小撮歹徒造成的。
（上尽管存在这样的威胁，城市的理想显示出一股非凡的恢复力。恐惧很少能够阻挡城市创造者们的决心。尽管有些城市被战争、瘟疫和自然灾害永久地摧毁了，然而还有更多城市，包括迦太基、罗马、伦敦和东京都实施了重建，而且不止一次。的确，即使在日趋严重的恐怖威胁下，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和其他主要城市的官员和开发者继续规划着新的办公大楼和其他蔚为壮观的高楼大厦。本杰明：《1776年的目标》；佩尔顿：《电讯城市的崛起：分散全球化社会》；詹森·辛格（Jason Singer）：《东京为盖新高楼大厦的势头做好准备》（Tokyo Braces for Tsunami of New HighRises），摘自《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02年11月11日出版；查尔斯·V巴格里（Charles V Bagli）：《改变西部的37亿美元计划被披露》（＄37 Billion Plan to Alter Far West Side Is Revealed），摘自《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2004年2月12日出版；玛格丽特·赖安（Margaret Ryan），《摩天大厦改变城市地平线》（Skyscrapers Transforming City Skyline），BBC在线新闻，2004年3月24日。
对城市未来来讲，比建造新的大楼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对城市经历所给予的重视。宏伟的建筑物和城市基本的物理属性——沿河、靠海、接近贸易通道，吸引人的绿色空间，或高速公路交叉要道——这些都有助于促成一个伟大城市产生，或可以帮助城市的发展，但却不能够维持城市的长久繁荣。
最终，一个伟大城市所依靠的是城市居民对他们的城市所产生的那份特殊的深深眷恋，一份让这个地方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独特感情。简·加克伯（Jane Jacobs）：《城市经济》（The Economy of Cities），纽约，蓝登书屋，1969，第141页。最终必须通过一种共同享有的认同意识将全体城市居民凝聚在一起。伟大的社会学家罗伯特·以斯拉·帕克认为：“城市是一种心灵的状态，是一个独特风俗习惯、思想自由和情感丰富的实体。”HJ戴奥斯（H J Dyos）：《城市史议程》（Agenda for Urban History），选自《城市史研究》；赖安：《摩天大厦改变城市地平线》。
无论是在传统的城市中心，还是在新的发展模式下正在扩展中的城市周边地区，认同感和社区意识等问题很大程度上仍然决定着哪些地方将取得最后的成功。在这一点上，今天的城市居民与早期世界所有地方的城市开拓者一样，都被相同的问题所困扰。
最早的城市居民是全人类活动的开先河者，他们发现，他们面临着与史前游牧部落和农业村庄截然不同的诸多问题。这些早期的城市居民不得不学会如何与他们部落和氏族之外的陌生人共处和交流。这就要求他们寻找新的方法来规范人的行为，并探讨何种形式的家庭生活、商业活动和社会交往才能让所有的人接受。
在最早的时候，神职人员经常就这些话题进行说教。由于他们的权威来自上帝，因此，他们有权给具体城市中心形形色色的居民制定行为规则。统治者往往通过宣称他们所在的城市是上帝的特殊住所而取得统治地位。城市的神圣性是与城市作为人们朝拜的中心紧密相连的。
几乎在所有的地方，传统上的伟大城市都充满着宗教色彩并遵守宗教的教义。古代历史学家富斯特尔·德·库朗热指出：“城市居民丝毫不会质疑他们所采用的制度是否有用，因为宗教希望城市如此。”库朗日：前引书，第310页。
在有关当代城市环境的讨论中，城市的神圣作用经常被忽视了。在当代，许多出版的书籍和公共讨论中只谈及城市所面临的困境。这不仅会让古罗马、古希腊或中世纪的城市居民感到奇怪，而且对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许多城市改革者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比如，“新城市主义”的建筑师、规划师和开发商侃侃而谈城市绿化空间、保护历史古迹和环境的必要性。然而，与持类似观点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进步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们很少提及建设一种让城市凝聚在一起的强大道德理念的必要性。迈克·比德夫（Mike Biddulph）：《乡村不会变成城市》（Villages Dont Make a City），摘自《城市设计》（Journal of Urban Design），2000年第1卷，第5页；威廉·J斯特恩（William J Stern）：《戴格·约翰如何保护纽约的爱尔兰语》（How Dagger John Saved New Yorks Irish），摘自《城市杂志》（City Journal），1997春季号。
这个缺陷自然反映了当代的城市环境，它们一味强调时尚、城市风格和彰显个性，而忽视家庭和社区稳定。当代后现代主义城市观成为多数学术论著的主导观点，他们甚至更加固执地置人们公认的道德价值于不顾，如一位德国教授所称的那样，他们认为这些道德价值不过是“基督教资产阶级微观世界”的一个虚幻外表而已。埃里·利尔：《重新审视突破的窗口》；查尔斯·茨威曼、玛利亚（Charles Zwingmann and Maria）、菲斯特…阿蒙德（PfisterAmmende）：《拔根以后》（Uprooting and After），纽约，斯普林格…沃拉格出版社，1973，第25页；斯库斯克：前引书：第109～111页。
如果这种虚无主义态度被广泛地采纳，那么，它对城市未来构成的威胁将不亚于最可怕的恐怖主义威胁。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信念体系，城市的未来将很难想象。丹尼尔·贝尔表示，即使在后工业化时代，城市的命运将依然围绕“公共道德概念”和“城邦的古典问题”而展开。
按照贝尔的理解，现代西方城市忠实地依靠古典和启蒙主义理想——程序合理、信仰自由、拥有基本的财产权——把各种文化融合了起来，从而迎接新的经济挑战。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前景的一项探索》（The 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纽约，基本出版社，1973，第367、433页；阿瑟·赫尔曼（Arthur Herman）：《西方历史中的衰退观》（The Idea of Decline in Western History），纽约；自由出版社，1997，第312、348～357页。无论以市场、多元文化分离主义的名义，还是以宗教信条的名义，如果放弃这些基本的原则，当代西方城市就很难应对它们面临的巨大挑战。雷周（Lenn Chow）、德斯·沃马（Des Verma）、马丁·卡拉科特（Martin Callacott）、史蒂文·考夫曼（Steve Kaufmann）：《种族政治威胁加拿大民主》（EthnoPolitics Threaten Canadian Democracy），摘自《国家邮报》（National Post），2004年3月31日出版；斯蒂芬·图尔明（Stephen Toulmin）：《国际都市：现代性的隐性议程》（Cosmopolis： The Hidden Agenda of Modernity），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2，第26页。
现代大都市结论 城市的未来（8）
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做法是实现城市秩序唯一明智的方法。很明显，历史上很多典范城市是在异教徒如穆斯林教徒、儒家教徒、佛教徒和印度教徒的庇护下发展起来的。国际性城市的出现远远早于欧洲的启蒙运动：第一个出现的国际性城市是希腊控制下的非基督教的亚历山大里亚，这类城市后来也在中国的沿海和印度以及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繁荣起来。
当今，可能最引人注目的成功的城市建设，是在新儒教信仰体系与外来西方科学的理性主义结合之下进行的。今天，城市既要与没有约束的市场资本主义的不良影响抗争，而且还要与自私自利的腐败的统治权贵们周旋。 理查德·蔡尔德·希尔、金朱伍：《全球化城市与发展状况》；杜维明：《超越启蒙心态》；戴维·博纳维亚（David Bonavia）：《中国人的肖像》（The Chinese： A Portrait），伦敦，企鹅出版社，1980，第18～19页；《上海试图保持原有风味》（Shanghai Tries to Stay Original），摘自《中国日报》（China Daily），2002年8月6日出版；孔莉莉、杨淑爱（Lily Kong and Brenda S A Yeoh）：《新加坡的城市保护：关于国家政策、大众看法的调查》（Urban Conservation in Singapore： A Survey of State Policies and Popular Attitudes），摘自《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1994年3月出版。
在发现了西方价值观的缺陷之后，希望伊斯兰世界能够在他们的辉煌的过去中——那是富有国际性观念和对科学进步理念有坚定信念的时代——找到拯救自己麻烦不断的城市文明的途径。人口超过900万人的古代大都市伊斯坦布尔，现在至少已经表现出了调和原教旨主义的穆斯林社会与被一位土耳其城市规划家称之为“一张文化全球化的脸”二者关系的可能性。在新的世纪，如果全球公民模式在未来能够取得成功，它将会对世界范围内城市的发展做出很大贡献，虽然这种模式受到了来自伊斯兰教难以容忍的侮辱。比安卡：前引书，第324～341页；威尔弗雷德·卡伯威尔·史密斯（Wilfred Cabtwell Smith）：《现代史中的伊斯兰》（Islam in Modern History），纽约，门特出版社，1959，第204～207页；内伊肯…雷冯特（Naycan Levent）：《伊斯坦布尔的全球化与发展战略》（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Istanbul）；布鲁斯·斯坦利（Bruce Stanley）：《走向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的梦想：重新定义中东的地方主义概念》（Going Global and Wannabe World Cities： Reconceptualizing Regionalism in the Middle East），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机构，2003；戴维·兰波（David Lamb）：《在埃及，学习的堡垒正从历史遗迹中兴起》（In Egypt； a Bastion of Learning Rises from the Ashes of History），摘自《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2002年12月5日出版。
事实上，在一个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城市必须争取将道德秩序与调和不同人群的能力相结合。在一个成功的城市，即使那些信奉其他信仰的人，如同在伊斯兰黄金时代的“受保护者”那样，也一定期望从社会权威那里得到基本的公正。如果没有这种愿景，商业将不可避免地衰退，文化和技术发展的速度就会放慢，城市将会从人们和谐共处的充满活力的地方，变为一个停滞不前、最终走向毁灭的废墟。
只有占据神圣之地，社会秩序有条不紊，来自五湖四海的城市居民的多样化天性能够得到激发，城市才能兴旺发达。在长达5000多年的时间里，人们所眷恋的城市是政治和物质进步的主要场所。只有在城市这个古老的神圣、安全和繁忙的合流之地，才能够塑造人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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