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脚肿了？太累了，歇一天吧。我去跟护士长说。”我说。
“千万别，大家都一样，刘护士长有胃溃疡，每天都胃痛，她都没休息。”
“……”
“求求你，千万别说。”瞿霞说着朝我莞尔一笑，戴上了厚厚的口罩，走进了隔离区。
就在这一天，我们病区里那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死了，死因是非典型肺炎合并糖尿病，心肺功能衰竭。
这是我们病区第一个死亡病例。
死亡的气息开始在病区弥散，和老太太同病室的那两个中年女病人不吃不喝，一口气哭了几个小时。男病人也开始骚动，其中一个壮年男人砸破了病房的玻璃，吵闹着非要出去。他大喊大叫说：“临死之前我得和家里人再见一面。我不是犯人，我有行动自由！”和他同屋的那个戴眼镜的大学生却哈哈大笑，甩着长长的头发，望着天花板，用狂热的语调朗诵高尔基的散文：“啊！暴风雨来啦！……我们是暴风雨中的海燕……啊！来吧，来吧，来得更猛烈些吧……”
混乱还没平息，病区里又来了新的危重病人，男性，四十来岁，送来的时候已经神志不清，而且已经停止了自主呼吸。
我一眼看清了患者的脸，吓了一跳，根本不敢相信天底下竟有这么凑巧的事，这个病人就是在医院大厅把我打昏过去，还一再扬言要把我告上法庭的病人家属。我看了一眼他的病历。虽然打了这么久的交道，我却到这会儿才知道他的名字，他叫贺宝荣。
贺宝荣的病情很严重，胸片显示两肺已经有了大面积实变。
抢救开始了，贺宝荣严重缺氧，不停地躁动，几个护士一块儿按住他的手脚，由我给他做气管切开，气管导管顺利地插进患者的喉管，上了呼吸机之后，血氧饱和度略有回升，呼吸渐趋平稳。
就在大家刚刚松了一口气的时候，贺宝荣又出现躁动，插管脱了出来，混合着大量血和渗出物的液体直喷出来。所有的人都向病人扑了过去，血和黏液喷了我一脸一手……
我再次为病人插管。在如此紧张的时刻，这身像防化兵服一样的隔离衣真是累赘。水蒸气把眼镜片弄得雾蒙蒙一片，我急了，把眼镜扯了下来，丢在了一边……这一刻，我听到瞿霞低声的尖叫。
两个小时后，贺宝荣终于脱离了险境。
下班换衣服的时候，周小红哭着对护士长说：“护士长，我真有点害怕，我还没交过男朋友呢，我不想死。”
刘护士长拍拍她的肩膀说：“只要做好严格的隔离消毒，不会有事的。”
“抢救贺宝荣的时候，我的腿直打哆嗦，越不想让它抖，越厉害。”
护士长笑笑说：“小姑娘，别老哭哭啼啼的，学学人家瞿霞吧。要说心里难受，她应该比谁哭得都厉害。”
“她怎么了？”周小红问。
护士长叹了口气：“唉，孩子那么小，她能不惦记吗？打电话想听听孩子的声音，可那个黑心的老太婆就是不让。唉，天底下竟有这么狠心的老女人。”
第三部分冷调的边缘（3）
舅舅颜卓文的病情出现了一次反复，虽然在加大了激素治疗量之后，病情被控制住了，但我的心情却越来越不乐观。
那天下班之后，他和我进行了一次较长时间的交谈，他的样子很平静，可我却在他的谈话中嗅到了一种临终忏悔的味道。我坐在他病床的对面，望着他那双越来越凹陷的眼睛，恐惧从我的心底一点一点地爬了上来。
他从一篇题为《童年经验与家庭暴力》的文章说起。
据心理学家研究，童年生活不愉快的儿童，在长大成人之后，有百分之三十五以上的人性格冷漠，与人交往的能力差，惧怕婚姻，甚至会成为家庭暴力者。
舅舅为他的女儿担心，他说原以为维持那段痛苦的婚姻是为事业和女儿做出牺牲，但现在才明白，真正被牺牲掉的是生活的真实和女儿的童年。
舅舅还透露了他心底的一个秘密。很久以来，他一直能感觉到丁安美对他的爱慕和关怀，在陆可宜来北京的那些日子里，丁安美的帮助更让他感觉到这个女人的善良和热情。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扪心自问，他对丁安美也常怀着一种特殊的亲近和关切，但他却没勇气接受这份感情，甚至不敢想象有一天会走出固有的生活模式，给自己创立一片新天地。
“原以为漫长的一生可以在忍耐中度过，况且我还有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那就是人这一辈子只能全心地做好一件事，我选择了做医生。但近来我却发现自己的想法有点自欺欺人。回首往事，我是一个以鸵鸟的方式逃避生活的人，遇到麻烦只有惟一的办法，那就是把头埋进沙子里。这种方式证明了我在心理上是个弱者，在生活中是个失败者。我始终生活在一种被动的状态中，伤了自己，也伤害了许多爱我的人。但是我已经没办法改变这种现实，也没法弥补对她们的伤害了。”
我知道舅舅所说的“她们”，包括陆可宜，包括丁安美，也包括她的女儿。
舅舅说，万一他有什么意外，要我照顾蕾蕾，如果丁安美也遇不幸，丁咚就托付给我和我母亲了。
我不许舅舅胡思乱想。颜卓文笑了，笑得很轻松，他说：“你和我都是医生，医生应该比其他人更能唯物地直面生死。”
休息室在病区最高的七楼，这里是无污染区。
我给母亲打电话说我这里一切都好，请她放心，我没把颜卓文患病的事告诉她，只说舅舅现在也调到我们这儿来支援病区的工作。
这些日子以来，我对母亲的依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就像丁咚，一有机会就要紧紧地牵住母亲的手。
离开家进入隔离区的那天早晨，我不到六点钟就起床，母亲已经在厨房里煮牛奶。我想在离家之前多和母亲说几句话。可母亲除了说“多带几身换洗的衣服”和“别忘了带手机的充电器”之外，再也没说什么别的。但这两句话足以说明她的心情是多么沉重，她知道我一进隔离区起码有很长的时间不能回家，甚至有可能永远不再回家。她提醒我带上充电器，是希望能随时和我通话，了解我的情况。
有点“黯然销魂，惟别而矣”的感觉。
小丁咚揉着一双睡眼从卧室走出来，也不说话，蹲在过道上发呆。
“怎么了？丁咚，快去洗脸，吃完早饭我们去上学。”母亲说。
丁咚低着头说：“我不上学！”
“什么？”
“我不上学，不上学！”丁咚一边大声说着，哭了起来，把我和我妈都吓了一跳。
我把丁咚从地上拉了起来，替他擦掉眼泪问：“怎么了丁咚？为什么不上学？你那天还跟叔叔说要好好学习，长大当医生呢。”
“我什么也不当！我不上学！”
“为什么？”
“他们说我是病毒。”
我和母亲面面相觑。
自从丁安美进了隔离区，好多家长都叮嘱自己的孩子离丁咚远一点。现在丁咚没有同桌，他旁边的位子是空的。
“太不像话了，我要去批评你们的老师，他们这样做是残害儿童的心灵。”
母亲摸着丁咚的头说：“颜老师决定了，这几天我们不上学，丁咚的课，由颜老师来教。”
丁咚问：“妈妈的医院里真的全是病毒吗？”
我和母亲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丁咚抱住了我母亲，流着泪说：“我想妈妈！”
母亲牵着丁咚的手，一直把我送到小区门口。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我在心底里唱着这首前苏联的老歌，向母亲和丁咚告别。丁咚朝着我的背影喊：“小颜叔叔，洗手！”
我径直向前疾走，不敢回头看那一老一小……
难以入睡，我打开了电视。
电视上正在播放一个有关《非典与亚洲经济》的节目，享有“热带王国”之称的新马泰，已经失去了以往的魅力。棕榈树、巨身象、椰子林，全都黯然失色。泰国拥有二百五十间客房的四星级宾馆“珍珠度假村”，入住率跌到不足两成；香港的航空业也随着旅游业的下滑，掉进了一个冰窟窿；韩国三星电子报怨ＳＡＲＳ使今年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销售只占去年的百分之二十；新加坡的财政部长则在疾呼，非典已经严重扰乱了他们的经济秩序。
和这些事情相比，我更关心有没有特效药能让所有的病人都快点好起来，更希望我的舅舅能早日康复。
另一个频道，正在播那个有一个酒涡的男主持人王志与“扫雷兵”钟南山的对话。钟南山的仁者风范和大将风度，像是一剂安神补心的良药，让我从紧张、忧伤、混乱中安静下来。他那双智慧而坚定的眼睛在厚厚的眼镜片后边熠熠生辉，他的每一句话都说得那么从容而铿锵有力，我被他深深地吸引了。我敢说这个脊梁挺得笔直，一点不臃肿、不做作、不虚夸、说话一点都不拐弯的老头，有着足够的实力挑战施瓦辛格、飞人乔丹以及一切家喻户晓的名人，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的“另类偶像”。
还有一个消息：占地二万五千平方米，设有一千张病床的小汤山医院已经破土开工，并计划一周内完工，以中国的速度创造世界奇迹。
第三部分冷调的边缘（4）
这天上班，刚走进污染区，迎面碰上送餐的餐车，送餐的好像换了人，比食堂的张姐个子高，但因为穿着全副武装的隔离装，我认不出那人是谁，甚至分辨不出是男是女。
那人推着车在我身边停了下来，对我说：“你还好吧？”
她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我无法抑制内心的惊喜。
“是冰柳？真的是你吗？”我大声对她说。
“我申请来做义工。”
“这里很危险。”
“你也在这儿呀。”
“你是说，为了我，你才来当义工？”我有点受宠若惊。
冰柳轻轻笑了：“别自作多情了，我是为了我自己。”
“我不明白。”
“想找回一点做医务人员的感觉。”
“多加小心。”
“你也是，多加小心。”
冰柳推着餐车走了，我一直望着她的背影，一身隔离服让她显得有点臃肿，可步态还是那么轻盈，如在当年的舞台上。
一批康复的病人要转到康复疗养区去了，他们要在那里观察十二天，然后就可以出院了。被转走的病人里有那位激情诗人，还有我们手术室的护士郭腊梅，她也是和舅舅同一批转到这里来的。
激情诗人拉住刘护士长的手说：“谢谢，谢谢这些日子以来你们对我的关怀。你们就像我的妈妈，我的姐妹，在这离别的时刻，您能允许我满怀真诚的感激，拥抱您一下吗？”
刘护士长笑着说：“如果你是想让我做代表，表达你对这里所有人的感激，那我就没有拒绝的理由啦。”说着，她伸出双臂抱了抱诗人。
激情诗人看了看周小红，笑笑说：“我还想拥抱一个人，不过现在可能不是时候，将来或许会有机会吧。”
周小红躲到了护士长的身后，推着护士长说：“你看这个人，真是的！”
另一边，郭腊梅正拉着瞿霞的手，哭红了眼睛：“要是没有你，我说不定早死了。”
瞿霞搂了搂郭腊梅的肩膀说：“我们从小在一块儿，像亲姐妹似的，说这样的话太生分了。”
“可我对不起你！” 郭腊梅哭得更厉害了。
刘护士长走了过来说：“好了，你能康复出院，是我们大家的喜事，别哭了，把身体养得棒点快回来，我手下最缺的就是精兵强将！”
正说着，有个护士慌慌张张地跑来，气喘吁吁地说：“七病室１床……”我的心一下子变得冰凉。
我踉踉跄跄地跑到舅舅的病房，内科汪主任正指挥着大家抢救，舅舅已经进入了浅昏迷状态，呼吸机已经上了，可呼吸困难还没缓解。护士正从点滴的小药瓶往里加药，加的是激素强地松龙。
他这几天来一直病情稳定，怎么会突然急转直下？我站在病床边，两腿一阵比一阵发软。那一刻，我像是突发了心房纤颤，心跳得急速而不规律，我强制自己保持镇定，闭着眼睛做了几次深呼吸，但厚厚的隔离衣，厚厚的口罩闷得我出不来气。不一会儿，我的汗已经浸透了内衣。我平生第一次用最大的意志力和自己对抗，才勉强没有晕倒。我在心里暗暗地对着颜卓文喊：“你不能死，你不许死！”
刘护士长问我用不用通知家属，我摇了摇头。除了怕她们接受不了这个突然的恶变，还心存最后一点侥幸，希望能在他的身上出现一个起死回生的奇迹。
舅舅终于微微睁开双眼，看了看周围的人。我附到他的耳边说：“我在这儿。”
舅舅勉强点了点头，气若游丝地说：“活着真好，好好活着。”
说完，他又陷入了昏迷。
我活了二十八年，还没有自己真正的信仰，但此一刻，我却虔诚而恍惚地对天祈祷：尊敬的基督耶稣，仁慈的真主，大慈大悲的释迦牟尼，请您们千万千万保佑颜卓文，他是一个好人，是个好医生，他这辈子的心愿就是做个好医生，他不能死，他不应该死！求求您们，千万不要把他带走。阿弥陀佛、Ｍｙ Ｇｏｄ！阿门！眼泪在防护眼罩后边流成一片。
舅舅颜卓文终于没能挺过这一关，他去了。
舅舅的去世，如汤浇蚁穴般的，又引起了病人们的骚动。
有人说，人处在特殊危险当中的时候，最能表现出他们的修养和本性。在很多人惶恐不安的一刻，一位七十几岁的老教授躺在病床上，静静地看他的《世说新语》，一个中年女人专心一意地用彩纸折叠她的纸花瓶。但还是有不少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狂躁以至失控。
上次那个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