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六十岁时的工作方式，与三十岁时并无不同。画廊刚一开门，他便欣然而入。连续六小时，他在里面不知疲倦地工作，一幅又一幅地研究着每张画作，并用铅笔作着简要记录。午餐时间的到来，总能带给他不小的惊喜，与以往一样，他要和同伴交流观感，然后将讨论所得匆匆写进信里，寄给那些留在家中的好友。1928年，他从柏林给瓦奈萨•；贝尔（VanessaBell）瓦奈萨•；贝尔（1879~1961），英国著名女画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姐姐，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重要成员之一。写信时说：“看过的画作为数众多，我的审美感觉正在变得日益疲惫。我甚至怀疑，自己一生中是否承受过这样繁重的工作——不过，这些博物馆里价值连城的瑰宝的吸引力，委实令人难以抗拒。”对于他看过并对之作过记录的画作，我们可以列出一张长长的名单，上面有阿道夫•；冯•；门采尔（AdolphFriedrichErdmannvonMenzel）阿道夫•；冯•；门采尔（1815～1905），德国杰出的现实主义画家，创作题材广泛，作品有历史画、风俗画、风景画。1848年创作《阵亡烈士葬仪图》。其《轧铁工场》是反映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场景和工人生活的油画。他的艺术成就影响了19世纪末许多现实主义画家。的、马克斯•；利伯曼（MaxLiebermann）马克斯•；利伯曼（1847～1935），德国油画家﹑版画家﹐印象派领袖。作品以敏锐的观察力和写实技巧直接描绘现实生活，刻画处在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形象。代表作有《拔鹅毛的妇女》、《养老院》、《制鞋作坊》、《细纱女工》等，画面简洁洗练，人物形象生动自然，色彩清新明快，具有印象主义的艺术特点。的，有威廉•；特吕布纳（WilhelmTrübner）威廉•；特吕布纳（1851～1917），德国画家，是德国分离派的领袖之一，画风写实并受法国印象派的影响。的，有“伟大的塞尚”，有马奈（EdouardManet）马奈（1832～1883），法国画家，革新了传统绘画技法，对印象派产生影响，画风色彩鲜明，明暗对比强烈，尤善表现外光及肖像创作，主要作品有《左拉像》、《奥林匹亚》等。的，还有埃及艺术和中亚艺术作品。在柏林，满满地陈列着油画、雕塑、微型人像的艺廊多达十家，而在大英博物馆里，这样的展品却只有区区几件。由于这些杰作的刺激，各种理念油然而生；或许它们来得太快——或许原本可以将它们搁置不论。“事实上，我并不知道自己想到的究竟是什么。我满脑子似乎正酝酿着各种各样的模糊想法，它们仿佛正在将我引向一种崭新的审美学说……”
正是通过面对画作本身，他收集到了演讲的素材。从这些全新的、不可名状的体验里，产生了形形色色的模糊思想，引领他走向崭新的美学观念。他必须消除它们的含糊感，必须将这些发着酵的材料，搓成一根结实的观点线绳，用它挽起所有的论说。一旦演讲结束，将其整理成文的苦差事又要开始了。对于那些难以抑制、难以捉摸的观念，他得找到合适的字眼加以表达，或者不得不造出新的表述方式加以形容，这些措辞还须把他脑中的原生感觉“包裹”得恰如其分。终于，他的著作一本接着一本地出版了——关于法国艺术的，关于佛兰德斯艺术和英国艺术的，关于不同画家的，关于艺术史的；大量阐释波斯艺术、中国艺术以及俄罗斯艺术的论文；无数论述建筑学、艺术学和心理学的手册——所有这些书籍、论文和文章足以证明，对于人们给予的“当代最伟大的批评家”这一称号，他是当之无愧的。
但是，如果为了写作和演讲，而有必要“像第一次见到它们”般看看这些画儿，那么为此也有必要不断地拜见老友。想形成自己的观点，就必须博采众长。理论必须经得起切磋。最好常和夏尔•；莫隆（CharlesMauron）夏尔•；莫隆（1899～1966），法国文学批评家，著有《美学与心理学》等，其妻子是玛丽•；莫隆。这样的朋友进行探讨，因为他们敢于推翻他的理论。不过，即便朋友无法推翻，也应该和他们分享这些理论。玛丽•；莫隆（MarieMauron）曾说：“他极好交际，以至于倘若不能与周遭的朋友即刻分享自己的灵感所得，他就没法好好享受它给自己带来的快乐。”正是为了分享，为了寻求志同道合的观点，正是为了找到身边某个人，或者哪怕找到可以“神交”的朋友们来探讨一番，他才草草地涂写出了那些无法让人引用的信件，因为它们既没有开头，也没有正文或结尾。那些信件通常凭借速写的地形图，或是罗雅特（Royat）市香肠店老板娘的侧面像，或者几条笔记，用以解释、说明他从脑海里的画面中“看到了”什么。不过，倘若我们无法全篇引用那些信件，这里倒有一张他写的明信片，内容相当完整：
在开往爱丁堡的列车上，我寻思着，你是否可将以下物品寄到爱丁堡来：1。我那顶十分适合旅行时戴的贝雷帽。2。一些毕加索的雕像，也就是那些奇形怪状的鸟儿的幻灯片。我想它们被归置于“生命力”系列了，放在楼上的柜子里。3。一幅神情特别茫然、毫无特点的黑人头像（速写）。这幅速写被夹在有关黑人主题的讲稿里，我把稿子摞在起居室内老式法国橱柜的抽屉里了。车厢里几乎没有暖和过。该死的英国人！
《岁月与海浪》第一部分罗杰•；弗莱/弗吉尼亚•；伍尔夫（3）
“该死的英国人！”——这话对英国人已不再适用了——难道英国不是唯一允许言论自由的国度么？然而，从这句牢骚倒可以看出，他并不像许多传记作家笔下的人物那样对自己的同胞胸怀本能的热爱。他的同胞经常使他感到困惑和震惊。在乌黑浓密的眉毛下，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突然目光凝固，他如同自己当法官的父亲那样威严，就要宣布判决了，他对查尔斯•；霍姆斯（CharlesHolmes）查尔斯•；霍姆斯（1868～1936），画家、批评家，曾任英国国家美术馆馆长。爵士说：“你在助长人们天生的兽性。”这位无辜的爵士，只不过给了他一本有关垂钓的书，在其中回忆了与他为伴时的某些尴尬片刻。但是，如果说他不合群，他却又非常友善——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就是“顽固不化的友善”。友人在他心中至关重要，为了和他们相聚，他甚至可以放弃在乡村之间或画廊之间漫步的欢愉。春来秋往，他常发出这样的感叹：“我很想彻底远离英国，就这么一直游荡下去，到西班牙，到摩洛哥……”可是最后总是这样结尾：“如果你们这帮倒霉蛋愿意待在伦敦，那么伦敦肯定还会把我拽回来。”
如果将这些朋友列举出来，可以组成一个长长的名单，上面会有众多社会名流——画家、作家、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不过，名单中还会出现不少鲜为人知的人士——火车上相识的旅人、客栈里邂逅的住客、疯疯癫癫的诗人，以及忧心忡忡的大学生。通常，这些人的姓名早被忘却，对他来说，名字的意义已经越来越不重要了。他偶尔也会参加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但回家时必定神情沮丧。（在给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信中）他写道：“你的老朋友拜访了那位风度翩翩的王子……可是带着又一个业已破灭的幻想回来了——他现在知道，所有的贵族实际上只不过是群百无聊赖者而已，所以再也不愿遭他们的罪了……这个所谓的王子，曾经一度是他在这片贫瘠的海岸上绝望地撒出的最后一张网。”他还梦想过这样的好社会：在那里，各行各业的人们和谐相处，气氛融洽，大家在阳光下畅所欲言。可是战争结束之后，他不得不放弃这样的梦想。人民太贫穷，他们拥有的时间过于窘迫，而且英国人几乎不怎么具备在公共场合讨论一般性问题的天分……
而在伦敦，他不再那么雄心勃勃了。对他来说，伦敦的魅力在于：在这里，他能够轻而易举地组织各种小型聚会，让旧友新朋得以相见，哪怕这些朋友的名字早已从他的记忆中溜走。因为，如果名字变得日益无关紧要，那就意味着人本身越来越重要了。对他来说，朋友究竟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他是如何从生活的一端到另一端，始终奔波在友情的长途上的？在一封又一封的信件里，他又是怎样突然夸起自己的朋友来的？这些内容，都不是长长的名单所能传达的。如果某些朋友——戈兹沃西•；洛斯•；狄金森（GoldsworthyLowesDickinson）戈兹沃西•；洛斯•；狄金森（1862～1932），英国作家、学者，著有《希腊的生活观》等。、德斯蒙德•；麦卡锡（DesmondMacCarthy）德斯蒙德•；麦卡锡（1877～1952），英国评论家、文学编辑，著有多卷评论集。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成员之一。、瓦奈萨•；贝尔、菲利帕•；斯特雷奇（PhilippaStrachey）菲利帕•；斯特雷奇（1872～1968），英国女权主义者，被称为“皮帕”（Pippa），利顿•；斯特雷奇的姐姐。、莫隆夫妇、他的妹妹玛杰里——显得特别突出，那是由于他们各自身边围满了背景迥异、语言迥异的其他朋友，以至于要想再从他们之中作出选择，或者要想列举他从其中每一位的身上究竟有何获益，都是不可能的。不过，与这些朋友相处，确实是他主要的快乐。搬到伯纳德大街时，他曾写道：“你们可曾意识到，咱们将能够举办多么欢乐的小聚会吗？”一个这样的小型派对，足以说明此类聚会的所有特点。
客人来到时，发现他在写作。他废寝忘食，正打算完成一篇讲稿。但是，他欣然搁下手中的笔，同来访者交谈起来。房间里乱七八糟，一如既往：墨水瓶和咖啡杯，校样和画笔，不是堆在桌上，就是撒在地板上。还有那些画儿——有些装裱好了，有些则斜靠在墙根。其间有安德烈•；德兰（AndréDerain）安德烈•；德兰（1880～1954），法国野兽派画家。画的雪中斑点狗，有马蒂斯画的泊靠港湾的蓝色船只，有各式黑人面具和中国雕像，以及多种多样的盘子——从珍贵的波斯瓷盘，到在集市上仅以一个旧便士捡回来的廉价土制盘子。这里总有些新鲜玩意可看——一幅新画，或者一小片木版，从上面还可隐约看出人的脸庞——这很可能是乔托（GiottodiBondone）乔托（1267～1337），意大利画家、雕刻家、建筑师。所画的但丁肖像，还很可能在给但丁送葬的行列中被使用过。室内十分拥挤，尽管罗杰•；弗莱极度敏感，但对物质享受却淡漠得出奇。椅凳已然破旧不堪，对面地铁站里，电梯无休无止地发出哐啷哐啷的声音，弧光灯从外面大街上射进来一束光线，而被他美其名曰“伯纳德大街的赞美诗”的，则是隔壁扬声器里刺耳的喊叫声。可是，这些全都无关紧要。他在描述其中一次聚会时写道：“晚宴办得很成功。那些喧闹的野鸭子，不过是些小无赖，我们的朋友真的并不挑剔。”他在信中继续写道：
晚餐过后，我们围绕“存在”，亦即善良是否具有绝对性的命题，展开了一场剑桥使徒式的讨论。夏尔（莫隆）和我代表现代科学，我们揭露了奥利弗•；斯特雷奇（OliverStrachey）奥利弗•；斯特雷奇（1874～1960），英国音乐家、作家，利顿•；斯特雷奇的兄长。和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Woolf）伦纳德•；伍尔夫（1880～1969），英国政治家、经济学家、学者，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丈夫，主要著作有《播种》、《成长》和《重新开始》等。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重要成员之一。伍尔夫夫妇于1917年共同创办了贺加斯出版社（HogarthPress）。神秘主义者的本质。他们既接受不了事物与人性之间具有完全的相对性，也不相信孤立地看问题的不可能性。真是稀奇，想要挖掘出中世纪对于万物的“物质性”进行思考的思维习惯，认为万物存在于各种联系之外，这是多么困难啊！而且事实上，它们的“物质性”并没有任何意义……可怜的奥利弗，一想到自己身处此类困境，他便感到恐怖万分。……那次讨论非常愉快。各种自由批评，首先将哲学辨析得丰富多彩。除了大家对他所扮演的角色给予同情之外，奥利弗被攻击得遍体鳞伤——当他说“可是真正邪恶的人是——”之时，新一轮围攻便应声而起，直逼得他满世界地奔逃……
幸运的是，年轻一代——他的子女及其友人们的子女，正在茁壮成长，并将在生命延续的过程中，起到巨大的帮助作用。他注意到，“他们完全缺乏敬畏之心”。在他这一代人的培养下，孩子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早在他们幼年时，他便教他们配制美丽的蓝绿色硫酸铜溶液，或在塞有黏土的陶管里制造煤气，让他们掌握化学基础知识。他常常会出现在孩子们的某个派对上，全身佩戴着从伍尔沃思（Woolworth）零售店借来的链条和煎锅，这身奇装异服闪闪发光，正如它们一贯具有类似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容置疑地产生了堂吉诃德式的效果。之后，他会来到孩子们在剑桥的宿舍，回想起当年自己对长辈说话的态度，欢快地大声喊道：“他们一味高谈阔论，只注意自己的兴趣和快乐，全然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存在。”但在这里，他错了。他们完全意识到了他的在场——注意到了他的幽默、他的古怪、他的“宽广的严肃性”以及同样宽广的制造快乐的力量。他可以一头扎进自己的癖好或正在思考的问题中去。他会让孩子们帮他翻译马拉美（SéphaneMallarmé）的作品；他会以“极端的贵格派的严谨和理性的诚实”，与他们无休无止地辩论上几个小时，而且他还会下国际象棋，通过下棋引导他们理解他自己的美学理念。“他特别善于帮人找回自信心”，其中一位叫朱利安•；贝尔（JulianBell）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