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与海浪》第二部分摩根•；福斯特/戴维•；加尼特（1）
摩根•；福斯特
本文参见戴维•；加尼特：《福斯特和布鲁姆斯伯里》（ForsterandBloomsbury），见《福斯特面面观》，奥利弗•；斯泰利布拉斯（OliverStallybrass）、爱德华•；阿诺德（EdwardArnold）编，1969年，第29~35页。——原注
戴维•；加尼特
戴维•；加尼特（DavidGarnett）戴维•；加尼特（1892～1981），英国作家，绰号“兔子”（Bunny），精通法语和俄语，1910年后开始与布鲁姆斯伯里往来，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成员之一。关于福斯特及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文章，首先出现在一本献给福斯特九十大寿的随笔集里，这本集子被贴切地命名为“福斯特面面观”（AspectsofE。M。Forster）。加尼特描绘了福斯特在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状况，这足以表明福斯特与这个圈子的密切程度。（原文中引有弗吉尼亚•；伍尔夫日记中关于福斯特的一个段落，这里从略。）
“那时我们不大见得到福斯特，他已经是一匹躲躲闪闪的小黑马了。”凯恩斯勋爵提起1902年左右的岁月时这样写道，梅纳德•；凯恩斯：《两份传记》（TwoMemoirs），第85页。——原注那是福斯特早期理论形成的时候，这些理论是建立在穆尔的哲学思想和学社研讨的基础之上的，该学社也被称为“使徒社”（Apostles）“使徒社”，1820年由乔治•；汤布林森和他的朋友创立于剑桥大学，以寻求有德性的生活为目的，主要从国王学院和三一学院选拔有才智、有品德者为会员，每年至多三人入选，每周六定期聚会相互交流。。伦纳德•；伍尔夫列出了穆尔主义者中的积极分子的名单，他们是梅纳德•；凯恩斯、利顿•；斯特雷奇、萨克逊•；锡德尼特纳、索比•；斯蒂芬（ThobyStephen）索比•；斯蒂芬（1880～1906），瓦奈萨和弗吉尼亚的哥哥，曾就读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1906年因病早逝，对两位妹妹打击很大。弗吉尼亚曾在《雅各的房间》、《海浪》中传达了对索比的思念之情。以及他自己，“在这个中心圈的外围，与中心距离不等地环绕着克莱夫•；贝尔、谢帕德（JohnTresidderSheppard）谢帕德（1881～1968），曾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院长。、霍特里（RalphGeorgeHawtrey）霍特里（1879～1974），英国经济学家，终身为公务员。以及安斯沃思（A。R。Ainsworth）安斯沃思（1879～1959），“使徒社”成员。，他们都运行在中心圈外稍远一点的轨道上”。伦纳德补充道：“福斯特和德斯蒙德•；麦卡锡则如两颗彗星，不规则地在这个知识分子的友情太阳系中出出进进。”伦纳德•；伍尔夫：《播种》，伦敦：贺加斯出版社，1960年，第171页。——原注
摩根•；福斯特只是偶尔才出现在上述圈子里，其原因在于他与这些人的年龄差异，但这种差异无论在读书期间还是在他毕业后都从未显得非常重要。他比梅纳德•；凯恩斯大四岁，1901年就已离开剑桥了，而穆尔思想的启示性内涵的影响力是在两年之后才达到巅峰的（《伦理学原理》直到1903年才被出版）。福斯特经常为了参加“使徒社”的某个会议而重回剑桥，对他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见见戈兹沃西•；洛斯•；狄金森，然后突然消失。
在他与任何比自己年轻的朋友建立起来的友谊中，福斯特与纳撒尼尔•；韦德（NathanielWedd）纳撒尼尔•；韦德（1864～1940），英国历史学家、学者，福斯特在国王学院就读时的导师。及狄金森之间的友情，是发展得最为牢固的。至于他与穆尔相遇，想必事出偶然，不过直到穆尔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他才真正理解他；据我所知，安斯沃思才是《最漫长的旅程》（TheLongestJourney）中的那位青年哲学家斯图尔特•；安塞尔（StewartAnsell）的原型，而非穆尔。威尔弗雷德•；斯通（WilfredStone）说过，虽然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亨利•；詹姆斯（1843～1916），美国小说家、评论家，晚年入籍英国。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贵妇人画像》、《鸽翼》，文学评论《小说的艺术》等。将福斯特和穆尔主义者混为一谈，但是并没有人把福斯特称为穆尔主义者。见威尔弗雷德•；斯通的著作《山与洞：福斯特研究》（TheCaveandtheMountain：AStudyofE。M。Forster，1966），第65～66页；以及福斯特的文章《亨利•；詹姆斯和那些年轻人》（HenryJamesandtheYoungMen），载《听众》（LXII，1959年），第103页。——原注然而，《伦理学原理》中的两条基本原理，确实成了福斯特写作时的主要思想基础。我之所以这么说，是要指出思想状态的重要意义，这与行为并无必然的关系，而且，既然人们不可能计算出任何行为的最终结果，那么他们必须、也只能重视行为的直接结果，因此，我们永远无法寻求粗暴或野蛮行径的正当性，因为它们所带来的长远影响总是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可能性。福斯特将这一原理不但运用到了分析诸如轰炸别国的事件中，而且运用到了分析每一种不友善的情况中去了。
艺术家——我将富于想象力的作家也包括在这一称号之下——他们反映的是一种观念的思潮（climateofopinion），而不是致力于伦理的宣传；你会发现，福斯特的众多小说以微妙形式表达的，正是他在剑桥从狄金森和“使徒社”的友人们那里汲取的这种观念的思潮。
剑桥确实是新兴观念思潮的渊薮，对此一向无人质疑。可是，当这些来自剑桥的青年们到了伦敦，在那里结婚、置房的时候，就可以说他们组建起了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吗？克莱夫•；贝尔否认这个圈子的存在。但是，不管他有什么看法，这个圈子毕竟形成了，它受到了一些人的推崇，也遭到了另一些人的憎恶。如果确实有着一个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它的中心当然就在戈登广场46号及其附近，克莱夫•；贝尔和瓦奈萨•；斯蒂芬结婚之后的住所即在那里。将这个文化圈区分为剑桥阶段和伦敦阶段，其原因不在时空的差别，而是两位女士的存在，她们就是莱斯利•；斯蒂芬爵士府上的一对姐妹花——瓦奈萨和弗吉尼亚，但是这一原因又一直颇受争议。在最近见到的对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描述中，西里尔•；康诺利（CyrilConnolly）西里尔•；康诺利（1903～1974），英国评论家和小说家，文学杂志《地平线》的创办人和主编。将它形容为一种“更加热烈，更加广博，（比我们自己所在的圈子）更加温情的学术环境。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是那样一个社团，尽管恭维者把它吹捧得光彩熠熠，但它却为妇女所掌控，这座迷宫的中央，端坐着一位地位稳固的枢密官——瓦奈萨•；贝尔”见迈克尔•；霍尔洛伊德（MichaelHolroyd）所写的关于《利顿•；斯特雷奇：评传》（LyttonStrachey：ACriticalBiography）的第二卷的评论，该文于1968年2月25日被发表在《星期日泰晤士报每周评论》（SundayTimesWeeklyReview）第51页上。——原注。
大学时代建立起来的友谊，通常会随着生活所带来的全新经历和兴趣爱好的转移而逐渐淡化。工作既会吸纳成群的朋友，也会使他们日渐疏离。出于几点理由，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里却并未发生这种情况。它的大多数成员，无论在艺术、文学、道德领域还是在伦理领域，都是拒绝接受传统标准的叛逆者。他们是一群具有强烈学术兴趣和伟大独创性的男男女女。此外，这群人彼此依恋，趣味相投。这些条件使他们紧密团结，不可分离。何况，克莱夫•；贝尔又是一位极其热情好客的男士。
至于其他成员，弗吉尼亚和她的弟弟阿德里安•；斯蒂芬（AdrianStephen）阿德里安•；斯蒂芬（1883～1948），英国精神病学家，瓦奈萨和弗吉尼亚的弟弟。把家安在了布朗斯维克广场（BrunswickSquare），梅纳德•；凯恩斯、邓肯•；格兰特及杰拉尔德•；肖夫（GeraldShove）杰拉尔德•；肖夫（1887～1947），英国经济学家，利顿•；斯特雷奇的朋友，曾任剑桥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成了他们的房客。全体成员经常一同去听歌剧、看芭蕾，他们还常举办派对，评读剧本，玩起扑克来总要熬到深夜。自然，时光流逝，各种变迁也随之而来。弗吉尼亚嫁给了伦纳德•；伍尔夫，他们搬过几次家，先是移居于萨里的里士满（Richmond），后来又迁回布鲁姆斯伯里。阿德里安•；斯蒂芬也结了婚，并且搬到了戈登广场51号。斯特雷奇一家离开汉普斯特德（Hampstead），搬进了隔壁的50号。詹姆斯•；斯特雷奇（JamesStrachey）詹姆斯•；斯特雷奇（1887～1967），心理分析学家，利顿•；斯特雷奇的弟弟，与埃利克斯•；萨金特弗洛伦斯（AlixSargantFlorence）结婚，两人曾同往维也纳与弗洛伊德见面，也是弗洛伊德文集英译本的编辑。结婚之后，也在41号住了下来。梅纳德•；凯恩斯婚后租下了46号。克莱夫搬进阿德里安的房子，住在顶层，而瓦奈萨则租住在37号。罗杰•；弗莱搬到伯纳德大街居住。摩根•；福斯特暂时寄宿在我岳母的房子里，它位于布朗斯维克广场27号。正是在这个时期，伦纳德•；伍尔夫写道：“直到利顿•；斯特雷奇、罗杰•；弗莱以及摩根•；福斯特搬到附近，大家彼此才得以频频相见，我们的学社才真正成了一个整体。”伦纳德•；伍尔夫：《一路下滑：1919~1939》（DownhillAlltheWay：1919~1939），伦敦：贺加斯出版社，1967年，第153页。——原注
不过，摩根•；福斯特在这个圈子里的位置一直处于边缘地带，而不是中心地带。我不想将他的造访描绘成那种突发情景，犹如彗星在太阳系中一闪而过。他似乎总在有趣的事情发生之时现身，而他自己常常也是令人感到好奇的人。逃避，这个梅纳德•；凯恩斯指出的特征，是他极富个性的一面，而且因为好几年来每当聚会渐入佳境之际，他总是不得不匆匆告退，去赶回卫桥的火车，所以这一性格就更加鲜明了。与其说他是彗星，倒不如说他是一只咧嘴而笑的柴郡猫（CheshireCat）。
当初将他带入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是他与伦纳德•；伍尔夫的友情。早在后者去锡兰之前，两人就相识了，伦纳德回国后，他们的友谊与日俱增。福斯特在弗吉尼亚婚前曾经见过她，可是他们之间主要建立在同为职业作家这一基础之上的友情，只是因为弗吉尼亚和伦纳德成了夫妻，经常形影不离，才变得密切起来。对于摩根•；福斯特而言，伦纳德•；伍尔夫是个实干家，他所提供的建议和帮助，是福斯特遇到任何困难时都渴望获得的。
1921年初，当福斯特应邀前往印度担任德瓦省君王的临时私人秘书时，他认为自己应该学会骑马。他找伦纳德商量，请他给自己授课。伦纳德同意了，便在里士满教他骑马。摩根和许许多多的人一样，对伦纳德怀着共同的信任感，这许许多多人中，特别多的是年轻人和头脑简单的人，怀着上述信任感的，还应包括所有的动物。不过，如果福斯特是向伦纳德寻求建议的话，那么可以说在写作方面，弗吉尼亚对福斯特的信任则是超乎寻常的，这种信任基于他的批评和良好见解，由此逐渐形成为敬重和依赖，其程度远远超出她对利顿•；斯特雷奇，或者克莱夫•；贝尔，或者罗杰•；弗莱的依赖性……
《岁月与海浪》第二部分摩根•；福斯特/戴维•；加尼特（2）
他们之间的交流并不是单向的：摩根对于弗吉尼亚的付出，得由伦纳德来回报。从印度回国后，他给伦纳德看了尚未完稿的《印度之行》，此前，他已绝望地放弃继续完成这部小说的一切努力了。伦纳德却断言这是一部绝佳的作品，并且敦促他把小说写完。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听众由弗吉尼亚及伦纳德、克莱夫、利顿、梅纳德还有罗杰组成，我想，这些人的洞察力对摩根偏爱幻想的性情产生了约束作用。他创作早期小说的时候——从1905年到1910年，其时，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刚刚成立——爱德华•；加尼特（EdwardWilliamGarnett）爱德华•；加尼特（1868～1937），英国著名评论家和审稿人，戴维•；加尼特的父亲。他不仅发现了很多20世纪初期的英国大作家，而且对他们提供了很多建议和指导。对他的影响，要比斯特雷奇家或斯蒂芬家对他所产生的影响深远得多。在他的小说以及各种故事里，畜牧神潘（Pan）、森林之神萨梯（Satyr）和树神得律阿德斯（Dryad）频频出现，而且总会浮现在读者眼前。甚至在《霍华德庄园》（HowardsEnd）里，也有对榆树里的猪牙的描述。爱德华•；加尼特先前告诉过他，这些主题升华的手段或性的象征符号，通常都与故事情节不相和谐，而且都缺乏说服力，后来，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朋友们强调了这一论断。摩根•；福斯特自己回忆道：“《问题的关键》（ThePointofIt）出版之时，并未受到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朋友的欢迎。‘它要谈的是什么问题？’他们质问道，而我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是好。”参见摩根•；福斯特：《短篇小说集》（CollectedShortStories），第七卷。——原注倘若没有这种束缚性的作用，马拉巴山洞（Marabarcaves）摩根•；福斯特的《印度之行》中的一个地名。里那些固有的精灵就会成为显而易见的存在，从而给《印度之行》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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