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淡淡一层失去亲人的哀伤，但我不能表现出来，下午还出席了在双橡园由沈剑虹主持安排追思会的讨论。回家後，从电视上看到更多消息，美伦也流泪了。我随即跟美伦说，应该回去奔丧，并和在纽奥良杜伦大学念博士的孝慈通上电话，他说学校正要考试，无暇走开，要我也代表他回去一趟。
第二天上班，整个“大使馆”笼罩在极端凝重的气氛里，不仅没有往日偶尔传出来的笑声，大家连走路的步子似乎都放慢了。看得出来，此一重大变故，的确带给所有人深沉的不安。我悄悄以家中有急事，从四月十二日起请五天事假。
回台北奔丧途中，遇到一件没想到的事。在旧金山登机时很意外，我发现我应该喊“大姐”的孝章大姐和她夫婿俞扬和先生居然也在同一班机上，只隔两排座位。孝章大姐身着深色洋装，面容哀凄，不苟言笑，相当矜持。我和他们夫妇俩目光接触了一下，没有打招呼。我不敢确定，那天他们有没有认出我是谁？
顾及人伦坚持回台
飞机於十四日下午抵达松山机场，叫了部计程车照着王升的约定，径赴爱国西路的“自由之家”。一路上，觉得那天的街景显得特别萧瑟，敦化路和仁爱路上的椰子树和樟树，随风摇曳，呼呼的风声像是发出低沉的哀鸣。
进到“自由之家”和王升通上电话，他随即於五点叁十分驱车前来，着一身戎装，一向是精神抖擞，眼神逼人。我曾从华盛顿打电话告诉他奔丧的想法，他原本有所犹豫，问我一定要回来吗？我说，如果不回去，我会永远於心不安。他说，那就隐密一点好了，关於瞻仰祖父遗容的事，他会安排。王升还是怕我在敏感时刻回来，身世的 密不小心被暴露出来。但是，我不认为这层顾虑可以凌驾人伦之上，我坚持回台。
那天他走进来时脸色显得有些苍白，表情严肃而神伤，先安慰了我几句话，说：“你是应当赶回来见自己祖父最後一面的。”接着便陪我一同驱车前往国父纪念馆，车前面坐着跟他多年的随身参谋王耀华。这辆黑轿车有通行证，一路开进国父纪念馆，到後面的侧门下车，换由两位穿着深色中山装的人带路，进到里面转了几个弯道才走进大厅。那时，纪念馆里里外外有数以千计排着长龙的致哀民众，不仅秩序井然且肃穆安静。
带领我进到大厅的那位先生，很客气地引导我走上最靠近舞台的较高平台，一般民众是不被允许站上去的。我肃立在上面，非常接近安放在舞台中间的蒋公灵柩，十分清楚看见祖父安详地躺在里面。这是我生平第二次见到祖父，但已天人永隔。我再也忍不住泪水，用泪眼注视着他已没有表情的脸庞，也看到挂在他胸前的青天白日大勋章，我低着头默念着：“爷爷，愿您老人家在天之灵早日安息，我也替孝慈来见您最後一面。安息吧！请你保佑父亲，给他力量度过难关。”我让眼泪流着，深深叁个鞠躬後步下平台，再跟随那位工作人员，左弯右拐地走出纪念馆。
与父亲一帘之隔
就在走出大厅前，这位先生轻声说，经国先生此刻就在我身旁悬着一张黑色大布幕的後面休息。这位先生并未自我介绍，显然知道我的关系，也晓得我前来的目的，才会特别指出经国先生此时就在里面。我只轻轻点点头，没说什麽，也不能说什麽。
四月十六日早上，王升还安排我参加了大殓和移灵典礼，虽然不在家属席，我默默坐在一个角落，还是很安慰地告诉自己，我已尽了孙辈的孝道。隔天十七日下午飞回华盛顿上班。
这次悄然回台奔丧，在某方面没有太多实质意义，既不能公开，又没得到蒋家认同，当然更无助於对外强化“我是蒋家人”的事实。我之做此决定，只在寻求自我的肯定。若在自己祖父过世时，由於胆怯、犹豫、退缩，连尽孝心的勇气都没有，那就不配做蒋家的一员了。
“祖母”或“奶奶”，是孙辈最喜欢亲近的长辈和最爱撒娇的对象。可是，当第一次知道自己祖母居然是“蒋夫人”时，我却一点亲切的感觉都没有。除感讶异之外，只觉得她离我是那麽遥远；她只存在于教课书本里，也只能在新闻报道中见到她。到年事较长并了解到她和我无血缘关系後，对她的崇敬，远远超过那种亲情的渴望。反而是只读过私塾的外婆，成了我心中的“祖母”，因为从小被她一手抚养长大，而且一直喊她“奶奶”。
“永远的第一夫人”
我大学时曾以崇拜之心，细读过老夫人几篇着名的英文散文，还把它熟背。她的英文造诣举世推崇，语体的结 更是别树一格，尤其喜欢使用生涩的字汇，让美国大学生都要吃力地去查字典。就是进到“外交部”以後，我还不时翻阅她的讲稿，在用字遣词上当作学习 本。一九四叁年她应邀访美，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的讲词，更是铿锵有力、动人心弦，一九四四抗战胜利前一年，她那篇The Sure Victory，几年来我都把它存放在一个搜集名人讲词的资料夹里。
她的端庄、优雅和那股神圣不可侵犯的仪态，让人印象最为深刻。从祖父率师北伐、西安事变、抗战，以及一九四九年来台，她都紧随在侧，形影不离，襄助参赞，无役不与，被称作最有能力和最有气魄 气质的“第一夫人”，无怪人们会极自然地以“永远的第一夫人”来怀念她。她许多的特质、风 以及成就，是後人无从模仿，也无人能及。从这个角度上，我对老夫人的整体感受，其实和外人相较并无太多不同，因为我从未以孙儿的身份和她独处过。
孔宋宅内深似海
外婆生前向我谈到蒋家事时，从未提过老夫人，王升、宋时选也很少谈到。到我出去留学，陆续接触到一些在台湾看不到的报道和书籍，才逐渐有了更宽广的认识。一九六九年，我被“外交部”派到比利时进修，当时在欧洲各地主张“*”或有此倾向的学生不少，也颇活跃，卢修一就是其中之一。他在鲁汶大学修博士，我就是在这时候结识他。
那一阵子在鲁汶的台湾学生当中，正相互传阅着一本台湾的禁书 由大陆出版的《京华烟云》，那本书是假以经过考证的笔触，用小说题材来描述蒋家一些所谓的内幕故事，可读性颇高。起先我对它的内容十分好奇，读起来也颇引人入胜，到全部读完，至多让我相信其中四成是事实，其馀则是穿凿附会的渲染。不过，书中有许多地方对我来说是相当新鲜的，这本书提到经国先生的生母姓毛名福梅，而蒋宋美龄女士是在老总统和毛太夫人与陈洁如离婚後再娶，宋美龄并无己出，蒋纬国则是戴季陶与日本女子所生云云。这些现在看来几近常识的事情，我在出国之前却一无所知。六十年代的台湾很少有人敢公开谈论蒋家的种种，是这本书广为流传的原因。也是从这本书，我才晓得自己的血缘祖母是在抗战期间在奉化溪口被日机炸死的毛太夫人。
从比利时返台後，有天到王升家去吃饭，他曾借机把更多有关和蒋家关系的枝枝节节告诉了我和孝慈，包括毛太夫人的传统保守、质 善良、吃斋念佛等等。我主动问到有关蒋夫人的事，他才说到蒋夫人和父亲经国先生之间，长期存在着一些芥蒂，但父亲总是逆来顺受，恭谨如一。王升说这些，是希望我们对父亲困难的处境，能有更多的体谅。
在王升的陈述中，我首次察觉到蒋、宋两家那种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加上与孔宋联姻而打造的庞大政治、财力版图，以及延伸出来的许多枝节与纠葛，听来完全像章回小说里的宫廷故事。我和孝慈要在这麽具有排他性的空间里，独力争取成长的空间，真是谈何容易。要想在诺大的深宅大院里，无依无靠、赤手空拳地闯出一席之地，确实难如登天。除了胆识和努力外，也要靠造化了。
孝武转达夫人情
到今天，还有人怀疑到底老夫人知不知道民国二十九、叁十年年间，发生在赣州和桂林的那段故事。
坊间曾有把先母的猝逝牵扯上祖父的传言。关於这一点，是没有根据的。至於说蒋介石夫妇是否早就知道我和孝慈的存在？答案却是十分肯定。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由大陆的团结出版社出版叁十万字的《蒋氏家族 章亚若传》中记述（第二五七页），父亲曾告诉母亲，我和孝慈的名字是父亲回去面见蒋委员长，由他亲自取的。而“当时是侍卫长的林尉文将军把经国先生在桂林得子的原委，报告给宋美龄的”。
父亲过世前後那几年，我和同父异母的兄弟之间才有了出其不意的互动，这是我之前不敢期盼或想像的。孝勇在父亲过世前一年就和我走得很近，而孝武则是从派“驻新加坡副代表”之後，和我之间发展出了相当接近的关系。关於老夫人很早就知道“桂林之事”，还是孝武亲口告诉我的，而且和我融洽相处的情况，他都向老夫人报告，老夫人知道後很是高兴。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九日，我在日记中写着：“中午十二时四十五分孝武约我到圆山饭店华秋轩餐叙，这是首次与其单独叙晤，约两小时，席间言谈甚欢，主要论及政治现况及各人物之背景。席间孝武主动提及蒋夫人，并告以，蒋夫人谓：‘……和孝严目前这样关系的发展很好。’”孝武每次谈到蒋家内部种种，表情总是很认真也很正经，我可以感受到他的诚意，我不明白他为什麽要主动告诉我这些，但我确实很感激他，让我觉得他是以家人相待。
孺慕堂前遇祖母
我近距离和老夫人相遇，是在“*妇联总会”的“孺慕堂”。
当时我担任“外交部常务次长”，美伦和我正式获邀出席美国波士顿大学校长亲自来台颁授老夫人荣誉博士学位的茶会，时间是*年六月十二日下午叁点。我和美伦提前二十分钟到场，先和在场的贵宾寒暄，有“行政院长”俞国华夫妇、“国防部长”郑为元、“*长”毛高文夫妇、台湾故宫院长秦孝仪、“妇联会总干事”钱剑秋女士，以及好几位大学校长等。当老夫人一进场，大家热诚地报以掌声，她老人家笑容可掬地向大家挥挥手，手中握着大家熟悉的白色小手绢。
那年她已九十一高龄，仍相当健朗，尽管步履稍缓，但不需要别人搀扶，也不用 杖，耳聪目明不戴眼镜，也不用助听器，令人钦羡和佩服。她在接下荣誉博士学位後，即席发表英文演说，一口标准而浓厚的美国口音，字正腔圆，清晰有力，内容充实，文字优美，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场聆听她的演说，让我无比钦敬。
那天我和美伦怀着非常兴奋的心情，期待着和老夫人见面。当她步入茶会礼堂时，我和美伦主动趋前致意。她看见我，笑眯眯地和我微微点头，我趋前致意和自我介绍：“报告夫人，您好，我是孝严……”
她很慈祥地伸出手和我握手，用乡音很重的奉化话问我：“侬好吧，侬好吧，侬在‘外交部’是吧，侬表现得很好……”
“谢谢夫人，也恭喜夫人获得博士学位。我是孝严，我在‘外交部’担任‘次长’。”我恭敬地说。
“好，好，很好；我晓得，侬做得很好，侬做得很好。”
她那麽亲切，虽然只有短短几句话，我知道她当场认出我来了，也很高兴看到我在场，她老人家在握住我右手的那一刻，我多麽想偷偷地喊她一声“奶奶”。她也很开心地转向美伦，我把美伦介绍给她老人家，她十分愉快地和美伦笑笑，并热切地握住她的手。
那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和老夫人接近，虽然只有几分钟，却令人难忘，也达成我多年心愿。而这个机缘是由自己努力挣来的，设若我未能考进“外交部”，或日渐担任较重要职务的话，就不会有人邀我出席这场茶会。一生当中，总会有几幕快乐或温馨的画面长久留脑海，那天和蒋夫人短短的交谈，是那麽自然而温馨。
蒋婆婆笑迎万安
当外界有人以讹传讹地说，蒋夫人对我想认祖归宗有所保留，理由是她从来不晓得赣州的那段往事，这实在是陷她於不义。除了孝武一九八八年主动告知老夫人知情外，二十多年前的一件小事，也推翻了前面不正确的说法。
一九八六年我的男孩章万安，在台北私立复兴小学念幼稚园大班，和陈履安最小的儿子陈宇全是同班同学，由於两家住得很近，万安放学後常到宇全家去玩，宇全也常到家里来找万安，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有天下午，万安从宇全家骑着小脚踏车一身臭汗地跑回家，一进门就很兴奋跑到美伦跟前嚷着说：“妈妈、妈妈，今天在宇全家看到了一位蒋婆婆，她好好喔。她问我的名字，还摸我的头，说我好乖。”
美伦听不太懂，问万安：“哪位蒋婆婆？”万安说：“就是一位好老的蒋婆婆嘛。”万安小，也说不清楚。美伦很好奇，随後便打电话问陈履安的夫人曹倩，曹倩才向美伦解释说：“下午万安到我家，和宇全一道在院子里玩的时候，正好老夫人前来探望履安的母亲（谭祥女士），我就把万安叫到楼上和老夫人见面，并告诉老夫人，这是孝严的儿子章万安。老夫人还满高兴地把万安叫到跟前，笑咪咪地摸摸万安的头，万安很大方，也很有礼貌。”
我从“外交部”下班回来後，美伦把这一段经过，详细地告诉了我，我在日记中也简要记下这一段。老夫人早就晓得我和孝慈的事，从这里就得以印证。
祖父一九七六年过世，蒋夫人不久便移居美国纽约。每次我以不同身份前往纽约，都很渴望能到长岛去拜见她。於公於私，我都该前往请见；於公於私，我比许多来自台湾得以安排晋见的人，更具备条件和正当性去拜见她老人家。
“海工会”主任求见未果
一九九○年，宋楚瑜先生在中央党部任 书长，透过钱复，建议我到中央党部去历练一下。当时在政界要有进一步发展，党务资历是不可或缺，於是我从“外交部”常次的职务，转调到党部担任“海外工作会”主任。这是宋楚瑜为积极落实国民党“党政人才交流”的具体做法。同一天和我一起从行政部门调往党部的，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