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家门外的孩子- 第14部分

　　见到父亲最後一面

我始终很感谢孝勇很诚意地安排我和孝慈见到了父亲最後一面。

元月十六日下午一点，孝勇来电说，当晚十一点他会到我在罗斯福路叁段的“外交部次长”宿舍，来接我和孝慈前往设在怀恩堂的灵堂行礼。我随即通知孝慈。晚上十点半孝慈先到，十点四十八分孝勇也到了。十一点，我和孝慈搭乘孝勇的车，乘着夜幕深垂，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直驱荣总。

我和孝慈进到怀恩堂，先在灵前行叁鞠躬礼，在场尚有几位看似七海的侍卫在守灵；随後，孝勇带我们进到围幕背後，即荣总的停尸冰库间。孝勇先跪下，由一位助手将其中一个靠中间的冰床缓缓抽出，父亲就安然躺在其中。我走近注视之，见其容貌极为安详，双目紧闭，双唇密合，应当已经做过初步化　，唯头发略见蓬松，脸色灰白，如熟睡状。我随即跪下叩头，泪如雨下；孝慈随後亦趋前见最後一面，并下跪叩头，饮泣几不成声。这居然是我和孝慈生平第一次这麽近距离地和自己父亲见面！

我边流泪边低声地喊着“爸爸”，这竟是四十六年来，首次当着父亲的面声声喊“爸爸、爸爸”。有生以来面对父亲的第一声呼唤，竟是在这样的场景。我用只有自己听得到的声音告诉父亲：“请您安息，……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爸爸，请放心，请安息……”我看到泪水一滴滴落在地上，人生的悲惨，莫此为甚了！孝勇亦流着泪再行跪拜。随後，我们叁人一起缓缓地将冰床推上，前後约六分钟。

拭去泪水，孝勇陪我们退出灵堂，我向他称谢後告辞。孝勇另派车分别将我和孝慈送回家，这一切都是在隐密下进行。能见到父亲最後一面，得以无憾矣。

　　父亲曾交代归宗

一九八八年元月十七日，父亲过世後的第四天上午九时正，我与孝慈到秦孝仪院长办公室。秦院长先安慰我们说，总统过世，发生得太意外也太快，要我们节哀。他说已经知道过去两叁天来，孝武、孝勇和我们接触，并在深夜安排去荣总怀恩堂见父亲最後一面的情形。他也把经国先生病逝当时的情况，做了扼要的描述，和孝勇所说大致雷同。

另外，他很慎重地说，在经国先生过世後第二天，也就是十四日下午，孝勇亲自驾车与他一同到头寮，勘察准备用来奉厝的那幢父亲生前不时前往休息的四合院；由於车上只有他们两人，谈了许多往日从未触及的话题，在途中他曾亲口告诉孝勇说：“早就有一个　密要告诉你，现在‘总统’已经不在，应当是时候了。‘总统’生前曾面告，要孝严、孝慈两兄弟归宗。‘总统’说这话是在一年半以前，这件事我也告诉了俞国华‘院长’。俞‘院长’听到此一嘱咐，表示了解，而且说，孝严、孝慈都已有自己的成就，以後要协助他们。”秦孝仪安慰我们说，父子关系是天生的，不能否定，将来如何归宗，就听其自然，事实终究是事实。

当天秦孝仪这一席谈话，让我可以体会到父亲晚年的心境，对我和孝慈的事始终放在心上，他这个心愿一直到临终都未能落实。如果父亲能多活几年，我在想，或许等卸任“总统”职务後，会是比较好的时机，也比较容易办理认养手续。那该是一个多麽温馨的情景！但这，毕竟只是自己的想像。

晓得父亲生前有明确的交代，基於孝思，我自当不畏任何险阻，要尽心去完成它。不为别的，只因我爱父亲，生前虽然无法承欢，死後不要让他有任何牵挂。

第一次听到“蒋中正”这叁个字，是在新竹读小学。

从小，和其他孩子一样，很早就从课本教材中被灌输了不少祖父年轻时的过人事迹，让我对祖父有无比敬畏。尤其那张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戎装照，英姿焕发，成了我崇拜的偶像。当然，他更高不可攀，遥远得像挂在天边的星星。

“蒋委员长”的孙子

一九五一年念新竹市东门国小五年级，有一次放学，和孝慈从学校後门穿过陆军眷村走路回家，有几位老伯伯们正围在树下乘凉，当看到我和孝慈时，就有一位拉开嗓门指着我们毫不避讳地嚷：“来看来看，他们就是老蒋的孙子，蒋委员长的孙子！长得好可爱的一对双胞胎！”我们完全听不懂，只用小眼睛回瞪他们一眼，加快脚步回家。但是“蒋委员长”这几个字，倒让我们记住了。

类似的事情重复发生了两叁次，心中难免嘀咕，我们决定要问问外婆。有天吃完晚饭，我鼓足勇气问外婆，谁是“老蒋”？谁是“蒋委员长”？怎麽我们会是他的孙子？外婆当时脸一沉，带着责难的口吻说：“问这些干什麽？现在兵荒马乱，很多人家破人亡地逃到台湾，喜欢胡说八道，不要听那些人讲的话，他们有神经病！你们爷爷、爸爸、妈妈，还有姨妈、姨爹一大家子，来不及逃出来，都还在南昌；章家有一大半的人没有到台湾，我们家跟什麽‘蒋委员长’怎麽会有关系！以後不要问这种傻事，不要理那些人！”第二天起，外婆不准我们放学後再经过那个眷村，要我们走学校前门绕一条较远的路走回家，避开那些老兵们的指指点点。回想起来，这些老兵似乎已略风闻我们的故事。

这段经历是第一次有人，在我们面前模模糊糊地提到和蒋家有某种关连，虽然有过疑惑，但一阵子就过了，毕竟年幼，被外婆编织的故事和她严肃的表情给隐瞒了过去。现在回想起来，真不知道当时外婆被我问到这个问题时，是什麽样的感受？

　　家徒四壁卧竹床

从小学叁年级到初中，也就是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五这几年在新竹，过得还算平稳，没有任何异常，从衣着到每天的便当，以及上学用的文具，和其他同学没有两样。但是从一九五六年年後，家境突然变坏，一直到一九六○年高中毕业，都没有好转过。

那段期间，新竹家里上上下下，可以找到唯一的电器用品，就是几盏悬在房间当中没有灯罩的电灯球。新竹的风是有名的，但到了夏天，却闷热异常。有次我和孝慈到邻居小朋友家去玩，看到电风扇在转，觉得既新奇又羡慕，回到家也不敢提，我们知道家里买不起。中央路的房子西晒，外婆带着孝慈和我祖孙叁人睡在小房间，里头摆着两张竹床，到了下午就像火炉般闷热，晚上就寝时，竹床上的竹片都是热的。家里买不起窗　，只好去文具店买色纸把窗子糊起来，後来乾脆用看过的旧报纸代替。

二舅想出一个简单的消暑办法，他要我和孝慈放学後，到附近的东门市场去找鱼贩，向他们买几块用来冰鱼的便宜大冰砖回家，然後敲成大小不等的冰块放进脸盆，摆在竹床上来回移动个把小时，把竹床冰凉一些，剩下的冰块就放在房中间，让它慢慢融化，晚上就比较好睡些。整个新竹市，应当没有第二家，用这种妙方来对抗热浪的。单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我们日子的清苦。

我最能体会什麽叫“家徒四壁”了。我们睡的竹床一直到进了大学都还在用，陪了我们十几年，後来竹床不仅有个洞，还会夹肉，到了夏天都要垫上两层的床单才行。从这样的生活条件来看，街坊邻居怎麽都不会相信，住在隔壁的这两个双胞胎会和“蒋总统”有任何关连！

　　成功岭上见祖父

我真正近距离见到自己的祖父，是一九六叁年在成功岭接受预官训练的暑假。从报上得知他每年都会到成功岭向大专学生兵训话，所以一进到成功岭，我就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八月九日一大早，我们就整队在大操场集合，足足等了一个钟头。那年祖父已七十五岁高龄，向我们致训词时，声音宏亮、铿锵有力，虽然带有十分浓厚的奉化乡音，但他吐字很慢，中气十足，而且逐字照着稿子宣读，可以听懂九成以上。我和其他全体预官学员全程持枪立正听训，一动都不敢动，足足半个多小时。我内心是激动的，全场只有我知道：“他是我祖父！”

致完训词後，他在文武百官簇拥之下，缓步走下司令台来校阅学员部队。我个子不高，站在第一排倒数第四位，祖父会很接近地从我们面前走过。我终於可以见到自己的祖父了！我兴奋得在心中呐喊。

自从外婆向我们解开身世之谜後，对祖父的感受，立即变得复杂又矛盾，好像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心理障碍要去克服。他那种历史巨人的身影，从小就牢不可破地烙印在脑海里，突然间外婆却说他是我的祖父，这是何其大的冲击。对一个十*岁的穷孩子来说，要接受它为事实，真是太残酷了些！对这种几乎不可思议的身世转折，除了必须不露声色地去面对周遭，在人生道途上，更要隐忍住不能说出自己是蒋家人，这不是“辛酸”两个字能道尽心里的委屈。


回首过去，在那麽严峻的环境中，孝慈和我竟能毫发无伤并成功地把这项天大的　密深锁心中数十年，不怨天、不尤人，更未自暴自弃，反而知所奋进，各自在不同领域里，走出一片天来，这是外婆艰辛的代价成全了我们，只要想到那夜她热泪盈眶的双眼，和那双轻抚我们面颊、微微颤抖且布满皱纹的双手，我们就会强忍泪水，潜心向上。当十六七岁时弄清楚自己亲生父母是谁以後，我和孝慈一下子变得沉静起来，甚至内向而寡欢。这是一种内心的折磨。

那天站在成功岭的队伍里，我不只是好奇，急着想看到像是从历史里走出来的“蒋总统”，更想偷偷地感受一下自己爷爷的慈祥。

　　他是我爷爷！

祖父校阅时，学生队伍一律举右手扶枪行注目礼。我用眼睛馀光看到他老人家从右边缓缓走过来，内心兴奋不已，心跳也加速。他戴着叁军统帅帽，披着那件招牌式的披风，带着白手套，面带微笑，步履稳健而轻快，神采奕奕，威仪慑人。当他走过我面前，接触到他目光的那一刹那，我心中一怔，真想唤他一声“爷爷”，但我不敢。他双眼炯炯有神，面色异常红润，身材没有想像中高；他威严中不失和蔼，一直带着笑容，向我们颔首回礼。他眉毛很淡，唇上的胡须已白，身体却显得健朗。我感到他很亲切，我晓得他是我爷爷，但是在那一刻里，“他是我‘总统’”的感觉超过了“他是我爷爷”。

我继续转首行注目礼望着他的背影，我问自己：“他知不知道自己的孙儿就站在这里，和所有优秀预官一样，认真地接受着严格的军训？”如果有人敢事前告诉他孝严在受训，他该会有多高兴和安慰？！

外婆说，祖父早就非常清楚我们的事。四姨妈亚梅还说过，母亲在广西桂林过世後，我和孝慈先被带到江西万安，住了一年多，再搬到贵州，两年後才回到南昌，蒋老夫人还曾差人带口信到南昌，问外婆愿不愿意把这对双胞胎交由蒋家抚养？如果舍不得，可不可以只抱走其中的一位？外婆没有答应，只告诉那带口信的人说：“我女儿都死了，两个孙儿是我命根子，他们是分不开的！”

　　再见面已是永隔

当我第二次见到祖父时，已是十二年之後，一九七五年我　密从美国回台为他老人家奔丧。

我在一九七四年初奉派“驻美大使馆”工作时，深感自豪，因为我是蒋家第叁代当中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一人，经由特考及格进入“政府”工作。我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通过“外交领事人员乙等特考”，接着到“外交部外讲所”接受十个月的严格训练。“外讲所”的设立是“外交部”的创举，同期同学均自我谑称为“黄埔一期”。

十四年之後，一九八二年我出任“北美司司长”，部内就流传一则小道消息，说是当祖父获悉他的爱孙孝严考上了“外交官”，很是高兴，不动声色地命令“外交部长”魏道明立即编列预算，设立“外交领事人员训练所”，除了强化国际公法、私法、国际贸易等专业知识训练外，还安排了高尔夫球、交际舞、桥牌等那时算是很时髦的课程。听到这种绘声绘影的说法，我只有笑笑，无从证实，也无以否认。但此一传言，至少反映了一件事：“外交部”里面已经渐渐有人耳闻我和蒋家的关系。我不会向人提起自己的家世，就是有人向我打探一些真相，我都会托词闪避。

　　外放生涯尝甘苦

一九七四年我携眷飞抵华盛顿“驻美大使馆”，那是二月初下着大雪的寒冬。美国在冬季搬家的人不多，现成待租的空屋更少，当时“外交官”的待遇不如现在，叁等　书的月薪只有七百四十块美元。“驻美大使馆”的同仁，大部分都集中住在华盛顿近郊的惠顿区（Wheaton），因房价较廉，那一带大都是美国社会里的中收入户，要不就是韩国、越南、墨西哥和从台湾去的移民。“大使馆”的同事程建人与戴瑞明，和媒体朋友傅建中、王景弘、王嗣佑等人也都住在那里。

因为没有积蓄，我外放时虽然领了治装费和预支的薪水共叁千六百美元，因为要花一笔钱买汽车，所以在华盛顿旅馆住了叁天，手头变紧，感到吃不消，於是我找“大使馆”的另一位叁　左泽华商量，让我们一家叁口在找到房子前，挤到他小公寓里的客厅打地铺。左泽华是“外交部”　书处老同事，他一口答应，由我分担他叁分之一的房租，他成了二房东。我们便在他客厅住，这一住就是一个半月。

他租的公寓只有两间卧房、一个小书房、一套盥洗设备，客厅饭厅连在一起，总共四十坪上下。他们夫妇用一间卧房，还带一个半岁多的男孩，另一间卧房已分租给在“大使馆”担任会计的薛粮辉，所以我和美伦带着两岁大的蕙兰，只有在客厅打地铺了。小公寓一下子住进了五个大人、两个小孩，真够挤的了。睡在别人家客厅，是很特殊的经验，我们学会一个基本动作，就是别人就寝後，我们才能入睡，别人起床前，我们就得起来，因为要先起身收拾好铺盖，否则真的不好看。那段日子，确实难为了美伦。
巧遇孝章夫妇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下午，祖父崩逝的消息，是从新闻报道得知，当时为之一惊，除了有失去“元首”的不舍，还是有淡淡一层失去亲人的哀伤，但我不能表现出来，下午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