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我化作了你，——庄子说，这就叫做“物化”。不同的物的互化被称作“物化”，寓言虽是借梦说话，却并不就是无谓的梦呓。在庄子这里，“物化”也被表述为同“种”之物的“不同形相禅”。他认为：“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 这是说，万物都出于同一种源，以不同的形体相嬗替。由同一种源来，又回到同一种源去，如同环那样首尾相衔，无从理清它的伦次，其所遵从的是被称为“天均”的自然均平之理。对于物“以不同形相禅”的情形，庄子作过一种近于繁冗的描述，他让寓言中的列子代他说话：物的发生是有其微妙的契机的。那姑且以“种”相称的生命的种籽一旦得了水气，就生出名叫 那样的水草； 得到土，在水土的作用下就生成青苔。苔生在干爽的高处，就成了车前草。车前草生在粪土中，就变为乌足草。乌足草的根变为蛴螬，叶变为蝴蝶。蝴蝶一下子又变成了虫子。这虫生在灶下，那形体像是没有皮壳，名叫鸲掇。鸲掇在千日之后变为鸟，名叫乾余骨。乾余骨吐出的沫变为一种叫斯弥的虫，斯弥变为醋虫食醯。食醯生颐辂，颐辂生九猷，九猷生黄軦，瞀芮生九猷，腐蠸生瞀芮，羊奚草生腐蠸。羊奚草的根与久不生笋的竹相连生出一种名叫青宁的虫子来，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返回到种源处的生的契机。万物都出于生的契机，又都复归于这契机。 庄子所历数的似乎成一繁衍系列的生物是难以雅训的，对这样的并无生物学意义的述说不可执著其所谓科学价值。重要的是，以这种方式表达的物的“不同形相禅”的情形明白不过地体现了万物“齐一”或“齐物”的信念。由“物化”而说万物齐一并不是不承认物的“不同形”，而是要强调这“不同形”的物的那种“相禅”关系。“相禅”淡化以至消解了物与物之间的界限和对立，并由这物与物之间的界限和对立的淡化启示人们泯除物我关系的对待性，化人对于物的有所待为无所待。
有所待必然受所待对象的制约；无所待既然不再有待于对象，也就不至于受所待对象的牵绊。《庄子•；至乐》篇有一段庄子与髑髅的对话十分有趣，庄子在这段对话中再次变为寓言人物。寓言说：有一次，庄子在去楚国的路上见到一个空髑髅，这个外形完好的髑髅已经很干枯了。庄子用马杖敲了几下，接着问它：“先生，您是因为贪欲滋生做了有违法度的事而落到这个地步的吗？还是因为遭亡国之祸，被人诛杀，才落到这个地步的呢？或是因为您生前有不善的行为，愧对父母，羞见妻儿，不得不自杀，才落到这个地步呢？或是因为您家境贫寒，以致冻饿而死，才落到这个地步呢？要么，那是因为您年岁已到，寿终正寝，以至于此吧？”说完这些话，庄子拿过髑髅枕在头下就睡了过去。到了半夜，庄子梦见髑髅对他说：“听刚才说话的口吻，您很像是一位辩士。不过，您说的那些都是活人的牵累，人一死就没有这些了。您愿意听我说说死后的怡悦吗？”庄子说：“当然愿意。”髑髅说：“死后，不再有君臣上下，也不再有春夏秋冬，可以无牵无挂无忧无虑地与天地共长久。想想看，这有多快乐。就是那人间帝王们的快乐，也不会比这更高了吧。”庄子第一次听说人会安于死，他不相信，就说：“我让司命之神恢复您的形体，为您重造骨肉肌肤，使您和父母妻儿团圆，和邻里的乡亲会面，您情愿吗？”髑髅听了皱起眉头，一脸的忧愁，说：“我怎么能舍弃帝王般的快乐再回到人间去劳心伤神呢？” 这段对话是以“死”来反省“生”，庄子的用心在于告戒人们有所待的生反倒不如死，因为那些活着时所受的有待的束缚之苦死后就可以解除了。庄子当然不是重死轻生，更不是要怂恿人们舍生赴死，他只不过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说出了他对无待境地的向往。庄子没有直接把死后的无所待关联于逍遥游，但由髑髅说出的那种死后的“悦”、“乐”确实是无所待的“悦”、“乐”，而无所待的“悦”、“乐”属于逍遥游的境界。
尽管如前面所引述，《庄子•；庚桑楚》篇有“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之说，把“乐”视为牵累德行的六种情愫之一，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庄子学说的某种趣“乐”底色的探讨。不过，可以说，吸引着庄子的那种“乐”已是所谓超越了世俗之乐的“至乐”。“倏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 当庄子这样赞叹“鱼之乐”时，他心目中的“乐”主要在于“出游从容”，——这从容出游的“乐”是“无名”、“无功”以至于“无己”的“逍遥”之“乐”。通常为天下人所崇尚的不外富有、高贵、长寿和善行，许多人以为追求这些东西就是“乐”了，但依庄子的看法，这种“俗之所乐”是大成问题的。在他看来，求富之人为了致富不惜劳苦身体而勤勉做事，只顾更多地积聚财产，不能尽其所积为自己所用，致富原是为了身体的养颐之乐，不料最终反倒使自己受累于身外之物；求贵之人为了得到或保住期待中的爵禄地位，日不能安，夜不能寐，时时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妥善而思虑，求贵的初衷正像求富，本在于身体的养颐之乐，结果全部心思都用在了地位的如何谋取上，反而把身体的养颐疏忽了；人活世间，忧愁与生俱来，所求愈多，所愁愈多，寿命长的人因而忧愁也长，昏聩老者长久地处在忧愁中不能以死解脱，那是何等的苦啊，这样的长寿实在是远离了养颐生命的本来意义；至于善行，最受天下人称道的莫过于烈士的所为，但做善事的烈士毕竟未能保全自己的生命，——这样的善行是否算得上真正的善呢？说它善吧，它不足以保全做善事者的生命，说它不善吧，它又让得到救助的人活了下来。庄子在作了这一番分辨后指出，世间的人们以富、贵、寿、善为乐群起而追逐，像是不能不如此，其实这被人们认为是“乐”的东西，既不能认定它就是乐，也不能认定它不是乐，而真正称得上乐的是世俗的人反以为苦的“无为”。以“无为”说“乐”，庄子得到这样的结论：“至乐无乐，至誉无誉。” 这无为之乐的“至乐”也被称为“天乐”——所谓“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 ，而“与天和”的“天乐”，正可谓无所待以“游乎尘垢之外”的“逍遥”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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