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杀手陈立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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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杀手陈立夫- 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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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要求立即解散上述3个进步团体。    
    武汉卫戍总司令部马上将此任务交给其总政治部执行。1938年8月20日,卫戍总政治部向上述3个团体发出了解散的命令。    
    陈立夫的这一做法,激起中国共产党的极大愤怒。为了反击国民党的非法行为,党中央指示《新华日报》公开披露此事,并发一社论,谴责国民党无故打击抗日进步团体的行为。2月21日,《新华日报》发表了社论,坚决抗议解散3个团体,要求立即恢复3个团体活动的自由。    
    当时,《新华日报》社论是代表党中央发声的,其影响很大。陈立夫马上看到了,心中甚有意见,但又无可奈何。因为《新华日报》是国民党、蒋介石同意创办的,他还不敢下令封闭,对于被他下令解散的3个团体,他自然不会同意恢复。    
    国民党首都迁到重庆后,社会部长陈立夫下的密令就更多了。


《政治杀手陈立夫》 企图处决七君子疯狂查禁进步团体和毛泽东著作(3)

    1939年夏,各地的CC分子及中统特务机关纷纷向特务头子徐恩曾密报,反映重庆、云南、四川一些共产党组织和进步团体利用书店、读书会作掩护,开展秘密活动,对国民党构成相当大的危害。    
    徐恩曾接到这些报告后,马上报告了陈立夫。陈立夫对这类情报十分敏感,觉得应马上取缔。不然,将成燎原之势,难以扑灭。因此,每隔几天,陈立夫就要下发取缔某某团体、某某出版社、某某书店的密令。    
    有趣的是,陈立夫在落款时,还搞了小动作,他不署名陈立夫,而署名“陈立”,这位超级政治杀手可能感到此事还是不太光彩,所以用化名。    
    1939年7月26日,陈立夫一天发出了3个密令。从几个密令看,抗战期间,他的主要职责,不是打击日本侵略者,而是专门打击共产党和进步团体。共产党的组织要破坏,党员及革命者要捕杀,共产党的报刊、书店、文化团体都不能办。就连民社党头目张君劢在云南大理办的民族文化书院,也被其强令关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陈立夫以社会部长之名下密令查封的进步报刊、文化团体不计其数。    
    据原中统特务李英说,仅四川成都一处,被查封的报刊达20多家,比较知名的有《大声周刊》、《大众壁报》、《星芒周报》、《国难三日刊》、《四川日报》、《时事新刊》、《蜀话报》、《英文周刊》、星芒通讯社等,上述报刊、通讯社的负责人,有的被中统特务逮捕,有的被秘密杀害。    
    《大声周刊》1938年由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车耀先创办,每月出4期。此刊一面世,深受读者喜爱,每期一出,就被群众抢购一空,在四川老百姓中影响甚大,在重庆也销得很好。    
    群众喜欢,CC分子和中统特务就认为有问题。陈立夫曾多次指示徐恩曾,要中统密切注意《大声周刊》的动态。为了搞垮这份抗日刊物,徐恩曾根据陈立夫的指示,密令四川调统室主任何培荣派人打入该刊内部,掌握其内部秘密。何培荣派中统特务周世民伪装进步人士,设法与车耀先接触,了解了《大声周刊》的一些内部情况,然后密报给徐恩曾、陈立夫。    
    1939年,中统以“言论有害国策”的罪名,将《大声周刊》予以查封。随后,又将车耀先秘密逮捕,转交军统贵州息烽集中营关押,1949年将其秘密杀害。


《政治杀手陈立夫》 企图处决七君子疯狂查禁进步团体和毛泽东著作(4)

    《英文周刊》系四川战时出版社1938年创办,该刊的读者大多为中高级知识分子和外文院系的师生。此刊创办后,因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加上没有将刊发稿件送给中统设立的“成都新闻检查所”审查,引起中统特务机关的不满。    
    陈立夫也经常看此刊物,并曾多次给徐恩曾打招呼要注意此刊动态,还说此刊里面可能有共产党。1940年,驻成都的中统特务采取各种办法对该刊进行侦查,仍未找到有共产党活动的证据。1940年冬,四川中统特务机关只根据外勤特务的密报,便将《英文周刊》负责人杨道先生秘密搜捕,然后关押在成都市胜利街四川省特委会五公馆监狱。1940年冬的一天夜里,特务将杨先生的头蒙住,然后押到东郊外的东泉驿,将他推入早已挖好的土坑中活埋,《英文周刊》被迫停刊。    
    随后,《四川日报》总编辑黄启明、星芒通讯社和《星芒周报》的一批编辑莫名其妙地被中统逮捕,还有多人被秘密杀害。    
    除此之外,中统根据陈立夫的密令还派一批特务打入《华西晚报》、《成都晚报》、《民众时报》、《笔阵》、《胜利周报》社,对上述报刊进行监视、破坏。后来,有的报刊被迫转变了方向,有的被特务接管,有的被查封,还有一大批编辑、记者、进步人士被秘密绑架、关押、杀害。    
    陈立夫在回忆录中,说他和哥哥陈果夫是民族主义者,并经常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挂在嘴上,抗战期间,他指挥的中统特务机关不去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专做打击主张抗日、宣传抗日的进步报刊,疯狂迫害共产党和进步人士,这是什么民族主义?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查禁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也是陈立夫在背后策动的,而此事过去似乎没有人提过。    
    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后,陈立夫曾策动亲近国民党的一些文人,如张君劢、叶青等,在政治思想领域掀起一股反共狂潮,公然叫喊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共产党及其边区政府没有存在的必要,应将马克思暂搁一边或收起来,“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要求,它一实现,中国便不需要社会主义了。    
    蒋介石、陈立夫之流在思想领域散布的这些诋毁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言论,旨在影响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希望他们不要相信共产党,不跟共产党走。国民党的恶意宣传,将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打入了闷葫芦,使他们迷失了前进的方向。    
    面对这种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声浪,中国今后向何处去,将来要建成一个什么样国家,一度成为全国人民十分关注的大问题。    
    为了给人民大众,尤其是广大青年指点迷津,使他们认识国情,了解中国共产党,并走革命之路,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毛泽东于1940年1月写了《新民主主义论》一文,此文约27000字,发表在1940年1月创刊的《中国文化》杂志上。    
    随后,《新民主主义论》又出版了单行本,并在重庆各书店及《新华日报》营业部出售甚多。毫无疑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社会上,尤其是在国统区的心脏重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新民主主义论》的主要内容有三:第一,科学、准确地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第二,说明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第三,说明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必须采取既区别于资本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文化纲领。


《政治杀手陈立夫》 企图处决七君子疯狂查禁进步团体和毛泽东著作(5)

    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还对国民党、陈立夫及其御用文人炮制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和一天到晚挂在嘴上、高唱入云的“三民主义”,作了精辟的论述。    
    在论述陈立夫及其御用文人鼓吹的一个主义,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主义行不通,因为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有各自的主义。现在封建阶级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有资本主义,佛教徒有佛教主义,基督徒有基督主义,农民有多神主义,近年还有人提倡什么基马尔主义、法西主义、唯生主义、“按劳分配主义”,为什么无产阶级不可以有一个共产主义呢?既然是数不清的主义,为什么见了共产主义就高叫“收起”呢?讲实话,“收起”是不行的,还是比赛吧。谁把共产主义比输了,我们共产党人自认晦气。如若不然,那所谓“一个主义”的反民权主义的作风,还是早些“收起”吧!    
    这中间提到的“唯生主义”,就是指陈立夫20世纪30年代指使其机要秘书刘百闵等人炮制的一本以陈立夫名义出版的《唯生论》。    
    对陈立夫、陈果夫等国民党顽固派高唱的“三民主义”,毛泽东作了科学的论述,他说,资产阶级顽固派完全不知道历史的变化,其知识的贫乏几乎等于零,他们既不知道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区别,也不知道新三民主义和旧三民主义的区别。    
    毛泽东说,共产党人承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承认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相同,但共产党承认的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重新阐释的三民主义,希望顽固派先生们在其“限共”、“溶共”、“反共”等扬扬自得的工作之余,也去翻阅一下孙中山先生的这个宣言。因为孙先生在这个宣言中说过“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其真释具如此”。看了孙先生这个宣言,就可知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是真三民主义,其他都是伪三民主义。只有孙中山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三民主义”的解释,才是“真释”,其他一切都是伪释。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及其目的也作了论述。    
    《新民主主义论》的面世,使许许多多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思想上雾散云去,茅塞顿开,一些大中学校的师生还互相传阅,并自发组织座谈会,交流学习心得。


《政治杀手陈立夫》 企图处决七君子疯狂查禁进步团体和毛泽东著作(6)

    中统特务看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后,马上买了几本送给徐恩曾,徐恩曾过了目又送给陈立夫看。毛泽东的文章和著作,陈立夫过去看过一些,尤其是在国民党高层中广为传颂的《论持久战》,他曾看过多遍。对毛泽东的才学、文笔,陈立夫心里还是颇佩服的。由于那本书主要是谈抗日,又写得无话可说,国民党没有理由查禁,重庆各书店销售了不少。    
    这一次就不同了。陈立夫认为问题很大,特别是毛泽东在书中指破了国民党一天到晚高唱的“三民主义”不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伪三民主义,又公开说要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使他感到难以容忍,认为这是共产党要推翻国民党政府的信号。    
    陈立夫立即将此事报告了蒋介石,并建议对此书予以查禁。蒋介石看过《新民主主义论》之后,与陈立夫也有同感,表态同意对《新民主主义论》进行查禁。    
    1940年6月13日,根据蒋介石、陈立夫的指示,国民党中央国家杂志审查委员会,给重庆新闻检查局发文,下令查禁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     
    此令发下去后,遍布重庆各个角落的中统特务马上到各书店、书报摊上进行查禁。    
    有趣的是,特务们虽然下了很大的力气,效果却不理想,因为此书面世后,销得很快,其内容也已深入人心了。国民党特务最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政治杀手陈立夫》 毒死蒋经国情人章亚若策动何应钦捣乱参政会(1)

    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为了挽救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经过多轮谈判,决定放弃前嫌,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    
    1938年7月6日,重庆国民政府根据各界人士的强烈要求,又建立了咨询性质的民意机构——国民参政会(又称“战时国会”)。参政会共有200名成员,由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中的知名人士组成,其中国民党党员占了89人,共产党则只有7名,他们是:毛泽东、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秦邦宪(博古)、邓颖超、陈绍禹(王明)。毛泽东是中共领袖,从未出席过参政会的会议,因此,共产党参政员实际只有6人。    
    据逃台的原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雷震在回忆录《新党运动黑皮书》中说,参政会成立时,陈立夫为控制参政会,向蒋介石提议制定了一个内部政策,凡是国民党正式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正式和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均不参加国民参政会,原因是上述4种人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中对国家大事、财政金融政策等问题有发言、表达意见的机会,而另一些有才能的党员及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落选者,在各地方有名气、声望卓著而没有机会到中央政府参与政事的人,应尽量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这样做,一则补偿他们在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选举中落选的失望;二则可使他们在三山五岳的国民参政会里与各党派、进步人士开展斗争。    
    陈立夫的上述举措,受到一些国民党党棍,尤其是CC分子的赞赏。结果,陈立夫将相当一部分素质低下、劣迹斑斑的国民党CC分子、卑鄙政客网罗到参政会中来。    
    参政会成立之后,陈立夫请示蒋介石同意,又在参政会中成立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党团指导委员会”,指导委员为叶楚伧、陈立夫、朱家骅、王世杰,叶、朱二人说话算不了数,尽量少管事,王世杰负责外事工作,加上与陈立夫势不两立,很少过问参政会的事,实际在幕后指挥调度的系陈立夫。指导委员会还另设干事两人,一为吴开先,一为雷震,吴开先后来被派到上海去侦办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投敌集团的案子,陈立夫又提议由CC分子、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洪兰友接任。    
    另外,陈立夫为应付各在野党,还物色了两名打手,一是许孝炎,二是李中襄。这两人口才甚好,喜欢与人争斗,一旦遇到批评国民党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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