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大帝传略 作者:帕普连科- 第3部分

　　“我向你赔个不是，看来，你还是一个小行家。”

　　沙皇委托杰米多夫在图拉建造一座兵工厂，并下令拨给他五千卢布的经费。沙皇下令把乌拉尔国营冶金厂转交给杰米多夫。以这座工厂为基础，他搞起了强大的工业企业。










彼得大帝传略第二章　走向海洋






第二章　走向海洋

　　1695年可说是彼得一生当中的转折点。那些几乎使他消磨了全部意志和精力的军事游戏的年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回首往事，彼得写道：“尽管那时我们在科茹霍沃玩战争游戏花了很多气力，脑子里除了游戏什么也没有，但是这种游戏却成了步入真正事业的起点。”

　　读了上面这番话，人们会对彼得黩武的癖好表示非难，因为在“真正的事业”，即战争游戏的下一步，意味着亚速战争，这是在他执政后独立采取的第一个步骤。这样判断是错误的。诚然，他并不厌恶战争，但他也并不认为战争是自己的志向。有一次，他说：“打仗不是为了保卫祖国，而是为了个人的荣誉，为了独霸天下，这种人算什么大英雄！”不是亚历山大·马其顿，而是尤利乌斯·恺撒，才堪称楷模。“后者是个英明领袖，而前者要成为全世界的巨人。”战争对于沙皇来说乃是一种命运攸关的需要。

　　十七世纪时，俄罗斯辽阔的疆土与海岸的联系实际上已被切断。俄国北部和东部濒临海洋，尽管有着绵长的海岸线，但实际根本不能满足经济上的需要，因为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资源刚刚开发不久。唯一的海上门户就是位于白海上的港口——阿尔汉格尔斯克，但它一年却有九个月的结冰期。此外从白海到西欧国家的路程比从波罗的海长一倍。再就是阿尔汉格尔斯克港远离俄国经济中心，把俄国商品运进港口，就象从这里输入外国货物一样，运费昂贵，因为从沃洛格达到国内中心要靠畜力车运输。

　　西部波罗的海和南部黑海这两个海岸，堵塞了俄国的对外贸易之路。黑海沿岸为土耳其及藩属克里米亚鞑靼所有。他们年复一年地对南部县城进行毁灭性的劫掠，烧毁庄稼，抢走牲畜，俘虏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把他们送到东方奴隶市场上拍卖。沿第聂伯河“从瓦兰人到希腊人”的繁荣之路，很久以前就完全衰落了——它的出口处耸立着土耳其要塞奥恰科夫。顿河出口处有一个要塞——亚速被封锁着。原属俄国的狭窄的芬兰湾还在1617年就被瑞典夺去，屡欲收复，始终未成功，收回出海口的斗争是在对俄国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的，因为当时俄国正和波兰交战，后者妄图吞并乌克兰，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俄国政府不具备在两个战线上取胜的经济和军事条件。在五年战争（1656——1661）里，俄国军队控制了波罗的海沿岸为瑞典所有的一些城市（尤里耶夫。迪纳堡和其他一些城市），由于必须抽出力量来对贵族波兰作战，俄国不得不将这些已经取得的城市交还给瑞典。

　　然而，国家需要有出海口岸，否则国家注定要与外界隔绝，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会停滞不前，而对外贸易也就必然要依赖外商。

　　十七世纪的俄国还是个落后国家。这是导致蒙古——鞑靼压制俄国的根源。十七世纪初，这种落后于西欧先进国家的状况愈来愈严重，因为那时最发达地区的经济关系已遭到波兰—瑞典武装干涉者的破坏。为医治创伤，弥补侵略者所造成的损失，几乎需要半个世纪的时间。

　　进入十七世纪后半期，荷兰和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这两个国家已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在西欧的另一些国家——法国、瑞典、丹麦，虽然还保留着封建制度，但农奴制早已废除。

　　俄国仍然受治于农奴制。居民的主体部分——农民，是地主、寺院和皇室的私有财产。用原始工具耕种的土地收成很低。同时农民还要把相当大一部分劳动所得上缴给那些僧俗封建主，以保障他们饱食终日的生活。一百个人中只有三个人住在城市里，这说明工商业是很落后的。农奴制扼杀了一千三百万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摧残了所有在国民经济体系中萌发出来的新事物。总之一句话，它阻止了国家的进步发展。

　　然而，新事物的发展尽管迟缓，但却为自己开拓了前进的道路。这在经济领域里首先表现在手工业和小商品生产的发展上。某些地区与世隔绝的经济闭塞状况一去不复返了，出现了国家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交流发展的局面。俄国涌现出了第一批手工工场。

　　政治生活也在起变化。虽然行政机关的结构一如既往，但其中毕竟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变革，即由君主立宪制国家转变为专制政体的国家。

　　象从前一样，领主杜马是最高机关。这种贵族政权机关的成员开始渐渐发生变化——一些非名门出身却具有才干的官吏逐渐进入领主杜马，成为杜马贵族和杜马秘书，他们的升迁，完全取决于他们的聪明才智。领主杜马的杜马贵族和杜马秘书比重之加大，不仅是杜马官僚化的标志，而且是对沙皇政权的日趋依赖的标志。与此同时，领主杜马的作用也降低了。这两个过程说明君主专制政体向前迈进了一步。

　　整个十七世纪是政厅制度的鼎盛时期、在俄国就有近八十个政厅。但在这一百年期间，对中央机关来说，明显的特征是各机关之间缺乏明确分工。众所周知，机关工作迟滞，是由于缺少规章制度和没有关于各政厅的权限与义务的明确规定，致使连一件小事都要请示领主杜马或者沙皇本人。

　　十七世纪下半叶，对政厅的这些缺陷开始进行试验性改革。有时几个政厅的权限集于一人之手。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岳父、领主米洛斯拉夫斯基就领导四个政厅的工作。改善政厅制度的另一途径是削减政厅的数目，合并若干重叠的机构。不过，这一措施的实际效果不大，到十七世纪末，国家尚保留四十个以上的政厅。当然，这些改革尝试还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多少也反用了纯专制政体的统治权集中的富有时代特征的过程。

　　政厅制度和领主杜马的变革是缓慢的，而且几乎是可有可无的。与此相反，建立世俗政权对宗教政权的优势这场尖锐斗争充满了戏剧性事件。尼康案件使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的角逐达到了白热化。

　　尼康，是个好弄权术的飞扬跋扈的人，1652年当了大主教。在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在世时他就大权独揽。他的权力不仅扩大到宗教界，而且侵入了世俗事务。他和沙皇共享“至尊”的称号。沙皇不在莫斯科的时候，尼康管理领主杜马，并独立处理军事和民政问题。尼康大主教把宗教的权力比作太阳，而沙皇政权——比作太阳反射下的黑夜里的星体。尼康的异端行为无论宗教界还是在有权势的领主中，都招来了物议。

　　沙皇和大主教之间日趋自热化的冲突最后以决裂而告终。尼康于1666年被射击军押送到费拉庞托夫修道院，在那里象个普通僧侣恬淡度日，了此余生。

　　彼得的正规军也不是凭空缔造的。武装力量的陈旧组织形式早在他的列祖列宗时代就得到了根本改造。那种在有军事行动时召之即来，一俟军事行动停止后即各奔他乡的地方部队的作用已大大降低了。常备武装力量射击部队参与战事的机会也大大减少。射击军首先完成警察的职责，用来警卫沙皇宫邱，在圣驾出巡时保护沙皇及皇室成员，同时镇压市民的反抗。

　　在武装部队中，代替古老贵族非常后备军和特种常备军的所谓新编作战团队——雇佣骑兵团、龙骑兵团和步兵团，具有越来越重大的意义。这些团队的混合编制使人想到由彼得建立的未来的新兵体系。这种体制是通过吸收农民和一定数量的市民终身服役的方式建立起来的。

　　在新编作战团队里可以看出正规军的某些特点。武装力量组织所发生的变化反映了国家制度的进化——向专制政体的过渡。正规军就是这种国家体制的代表。但这种新编部队的组建在十七世纪未能完成，因为国家没有发达的工业，不能保证提供统一型号的武器、装备和服装。

　　最后尚未考虑建立海军。在莫斯科郊外德迪诺沃村的造船厂，按照1667年沙皇的上谕，只造了几艘海船，以保护俄国商人在里海的通商利益。停泊在阿斯特拉罕的装备尚未齐全的战舰“鹰”号，1670年拉辛起义军给焚毁了。

　　时代要求在文化领域进行改革。宗教的意识形态在市民生活的一切领域都保持着统治地位，但与此同时，后者也对世俗文化发生了兴趣。受教育的市民和贵族阶层已经不满足于掌握神学知识，不满足于领听圣经英雄的丰功伟绩，而表现出对科学知识、对描写普通人生活的文学作品的渴望。在绘画方面，现实主义流派已初具雏形；在建筑学中，打开了通往世俗生活之路。在整个社会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通常被称为“玷污文化”的现象已屡见不鲜，这就是说，世俗的意识在文化中已见端倪。

　　这样一来，彼得在社会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综合地继承了带有创举性的思想文化遗产。人们一般把这种遗产叫作彼得进行改革的先决条件。

　　彼得是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因此他一直思索着一个问题：如何冲到海上去，通过刚刚结束的科茹霍沃军事演习，他相信俄国军队训练有素，并且已具备占有沿海一带的能力。于是他决定首先打开通向南部海域的道路。

　　1695年1　月，开始准备远征。

　　冬季的几个月中，沙皇和亲信们讨论了远征计划。这个计划同俄国军队抗击克里米亚人的传统行动方案是有原则区别的。当时，军队集结在别尔戈罗德和塞夫斯克，并被庞大的辎重所累，一边忍受着鞑靼骑兵的不断骚扰所造成的损失，一边向南方运动，奔向克里米亚。等到和鞑靼主力部队遭遇时，俄国军队的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削弱。军队沿着烧光的无水草原移动着，人无食粮，马无草料，疲惫不堪。军队攻占彼列科普应向半岛挺进，但却面临着被吃掉的危险。俄军首领不顾冒着全军覆没的危险，只好丢盔弃甲，准备撤退但还师又遭重创。

　　克里米亚鞑靼的后台是当时的强国上耳其，它击败了地处欧洲东南部的邻国。俄国先修好于波兰和奥地利，旋即又同威尼斯结盟。从此，长期同土耳其处于战争状态，但它只限于自己向克里米亚进军。这些进军一方面牵制住了克里米亚人的力量，同时也为盟国反对土耳其的共同斗争作出了贡献，但最终结局却难以逆料。

　　在准备新的进军时，决定不去碰土耳其的附庸国——克里米亚鞑靼，而是直接打击土耳其人，进攻他们的要塞——亚速。与俄军进军克里米亚的道路相比，通往亚速的路具有极大的优越条件。在这里，军队能够在人烟稠密的土地上活动，而且毋需累赘的辎重，避免了令人疲劳的徒步跋涉，因为兵员和给养都可利用船只在顿河溯流而下。

　　军事顾问，很可能是戈登帮他想出了这个主意。显然，对沙皇来说，只是最后的表态——同意此项计划或者不予接受。彼得积极参与讨论并表示同意。

　　进攻方向是绝密的。为把土耳其人引人迷途，使他们猝不及防，于是佯称军队在老地方别尔戈罗德和塞夫斯克集结，实际上武装力量已屯兵莫斯科。一部分部队应该沿莫斯科河、奥卡河和伏尔加河从水路抵达察里津，而另一部分沿顿河前进。　3月，大军踏上征途。

　　1695年　5月末，俄军到达亚速。军队一分为三，每一部分都有自己的指挥员——戈洛文、列福尔特和戈登。彼得在这次进军中，犹如在演习时一样，自己不充当指挥人员，只保留一个普通炮手彼得·米哈伊洛维奇的职务。

　　亚速城曾为顿河哥萨克经过猛攻而夺占五年之久；　　1642年，土耳其人失而复得亚速城。以后他们用去好长时间将该城一再加固。收口的要塞周围又砌上石头围墙，在它外围又加筑了土墙，土墙外又挖了带有木桩围墙的壕沟。而在距亚速三俄里的顿河岸边，耸立着两座塔楼，在二者之间拉了三道铁链，切断船只从顿河通向大海的出口。

　　保守有关进军方向和战略秘密一事没有成功。土耳其人没等俄军开到就加强了要塞的防务。而在其被围困的时候，增援部队开到了亚速——俄国当时没有海军，因此未能阻止住上耳其舰队的进逼。

　　然而，挫折并没有使彼得垂头丧气。按照他的诏令，军队继续挖掘壕沟，并一直挖到了城墙脚下。正如沙皇在第一次突击前夕所写的：“城内土地已用战神之犁耕耘，城里以及战壕内均已下种。刻正等待吉时到来。”

　　对“吉时”的期望这一次落空了。　9月末发起的一次突击，依然没有成功，而且遭受到很大损失。10月初解围，一个多月以后俄军已撤口莫斯科。这次进军的唯一战利品是一个彼俘虏的上耳其人，军队通过莫斯科时，他一直走在前面示众。

　　这次远征，彼得既担任了攻打堡垒的第一炮手的职责，他又是所有战役的实际领导者，但他显得焦躁轻率——由于他固执己见，致使进攻前的准备工作草草完成。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前，彼得一直靠摆弄木制模型军和堡垒进行战争演习。担任围攻和防守的军队指挥官们，一到“战役”间隙就饮酒作乐。而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担的风险重，牺牲大，反抗激烈，敌人决不会轻饶。这就要求对任何失误做出清醒的分析。

　　彼得在这一点上未负众望：他绝无文过饰非之意。恰恰相反，殚精竭虑，想要找到失败的真正原固。彼得在致朋友的信中嘲讽地称首次亚速远征为“没有攻克亚速的远征”，这就等于承认了这次败北暴露了很多缺点。而首先是军队的工程装备太差。炮弹爆炸过后，坚实的围墙竟安然无恙，而炸死的却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