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荡，大地震颤。
即便是站在海边礁石上，也没有像这里这样强烈地领受到水的魅力。海水是雍容大度的聚会，聚会得太多太深，茫茫一片，让人忘记它是切切实实的水，可掬可捧的水。这里的水却不同，要说多也不算太多，但股股叠叠都精神焕发，合在一起比赛着飞奔的力量，踊跃着喧嚣的生命。这种比赛又极有规矩，奔着奔着，遇到江心的分水堤，刷地一下裁割为二，直窜出去，两股水分别撞到了一道坚坝，立即乖乖地转身改向，再在另一道坚坝上撞一下，于是又根据筑坝者的指令来一番调整……也许水流对自己的驯顺有点恼怒了，突然撒起野来，猛地翻卷咆哮，但越是这样越是显现出一种更壮丽的驯顺。已经咆哮到让人心魄俱夺，也没有一滴水溅错了方位。阴气森森间，延续着一场千年的收伏战。水在这里，吃够了苦头也出足了风头，就像一大拨翻越各种障碍的马拉松健儿，把最强悍的生命付之于规整，付之于企盼，付之于众目睽睽。看云看雾看日出各有胜地，要看水，万不可忘了都江堰。
三
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遥远得看不出面影的李冰。
四川有幸，中国有幸。公元前251年出现过一项毫不惹人注目的任命：李冰任蜀郡守。
此后中国千年官场的惯例，是把一批批有所执持的学者遴选为无所专攻的官僚，而李冰，却因官位而成了一名实践科学家。这里明显地出现了两种判然不同的政治走向，在李冰看来，政治的含义是浚理，是消灾，是滋润，是濡养，它要实施的事儿，既具体又质朴。他领受了一个连孩童都能领悟的简单道理：既然四川最大的困扰是旱涝，那么四川的统治者必须成为水利学家。
前不久我曾接到一位极有作为的市长的名片，上面的头衔只印了“土木工程师”，我立即追想到李冰。
没有证据可以说明李冰的政治才能，但因有过他，中国也就有过了一种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
他是郡守，手握一把长锸，站在滔滔的江边，完成了一个“守”字的原始造型。那把长锸，千年来始终与金杖玉玺、铁戟钢锤反复辩论。他失败了，终究又胜利了。
他开始叫人绘制水系图谱。这图谱，可与今天的裁军数据、登月线路遥相呼应。
他当然没有在哪里学过水利。但是，以使命为学校，死钻几载，他总结出治水三字经（“深淘潍，低作堰”）、八字真言（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直到20世纪仍是水利工程的圭臬。他的这点学问，永远水气淋漓，而后于他不知多少年的厚厚典籍，却早已风干，松脆得无法翻阅。
他没有料到，他治水的韬略很快被替代成治人的计谋；他没有料到，他想灌溉的沃土将会时时成为战场，沃土上的稻谷将有大半充作军粮。他只知道，这个人种要想不灭绝，就必须要有清泉和米粮。
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入了最澄彻的人类学的思考。
他未曾留下什么生平资料，只留下硬扎扎的水坝一座，让人们去猜想。人们到这儿一次次纳闷：这是谁呢？死于两千年前，却明明还在指挥水流。站在江心的岗亭前，“你走这边，他走那边”的吆喝声、劝诫声、慰抚声，声声入耳。没有一个人能活得这样长寿。
秦始皇筑长城的指令，雄壮、蛮吓、残忍；他筑堰的指令，智慧、仁慈、透明。
有什么样的起点就会有什么样的延续。长城半是壮胆半是排场，世世代代，大体是这样。直到今天，长城还常常成为排场。
都江堰一开始就清朗可鉴，结果，它的历史也总显出超乎寻常的格调。李冰在世时已考虑事业的承续，命令自己的儿子做三个石人，镇于江间，测量水位。李冰逝世四百年后，也许三个石人已经损缺，汉代水官重造高及三米的“三神石人”测量水位。这“三神石人”其中一尊即是李冰雕像。这位汉代水官一定是承接了李冰的伟大精魂，竟敢于把自己尊敬的祖师，放在江中镇水测量。他懂得李冰的心意，唯有那里才是他最合适的岗位。这个设计竟然没有遭到反对而顺利实施，只能说都江堰为自己流泻出了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
石像终于被岁月的淤泥掩埋。本世纪70年代出土时，有一尊石像头部已经残缺，手上还紧握着长锸。有人说，这是李冰的儿子。
即使不是，我仍然把他看成是李冰的儿子。一位现代作家见到这尊塑像怦然心动，“没淤泥而蔼然含笑，断颈项而长锸在握”。作家由此而向现代官场衮衮诸公诘问：活着或死了应该站在哪里？
出土的石像现正在伏龙观里展览。人们在轰鸣如雷的水声中向他们默默祭奠。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只要都江堰不坍，李冰的精魂就不会消散，李冰的儿子会代代繁衍。
轰鸣的江水便是至圣至善的遗言。
四
李冰这样的人，是应该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纪念一下的，造个二王庙，也合民众心意。
实实在在为民造福的人升格为神，神的世界也就会变得通情达理、平适可亲。中国宗教颇多世俗气息，因此，世俗人情也会染上宗教式的光斑。一来二去，都江堰倒成了连接两界的桥墩。
我到边远区看傩戏，对许多内容不感兴趣，特别使我愉快的是，傩戏中的水神河伯，换成了都江堰市的李冰。傩戏中的水神李冰比二王庙中的李冰活跃得多，民众围着他狂舞呐喊，祈求有无数个都江堰带来全国的风调雨顺，水土滋润。傩戏本来都以神话开头的，有了一个李冰，神话走向实际，幽深的精神天国一下子贴近了大地，贴近了苍生。
作者简介
余秋雨（1946—），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曾任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院长、荣誉院长，国际知名的学者和作家。其文化散文集，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中国大陆最畅销书籍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台湾、香港等地也有很大影响。
现任《书城》杂志荣誉主编。
心香一瓣
都江堰的精神境界，是卑处一隅、毫不炫耀、默默奉献，它滋润了成都平原的千里沃野，更哺育了古老的巴蜀文明。
尤其是负责这一水利工程的李冰，用他的才智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用他的敬业与坚守精神诠释了什么是“永垂不朽”。
“有了一个李冰，神话走向实际，幽深的精神天国一下子贴近了大地，贴近了苍生。”月光如水水如天，心怀苍生的人，才会得到千秋万代的敬仰与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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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闲话文人
李公明
文心是水夜中一根摇红的烛火，文人是艰辛的寻梦者。谁知道下一个句子应如何写出？
以器识为先
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文人不仅总是瘦削、羸弱的，而且只能干些舞文弄墨、吟风弄月的勾当，总不会是虎啸龙吟、令山河变色的豪杰。《宋史·刘挚传》甚至有言：“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前一半诚为卓见，后一半则大谬不然了。所谓器识者，无非器局与识见，怎可断言文人便一定与此无缘？这份贬损实在武断得很。幸亏在古今中外、人类几千年的故事里，早有几万股文人的剑气侠骨，消此妄言。中国人的热血警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正是文人顾炎武语，这不是天大的器局与识见么？即使是“平时袖手谈心性”的懦弱者，也会有“临危一死报君王”（颜习斋诗）的壮烈，更何况多少文人梦中一直有铁马冰河的血鸣。“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东林党文人的这副对联表达的正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壮怀，这种器识已然成了文人的传统。
笔与剑，文情与剑气，其实是很相亲相倚的。“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龚自珍既有吹箫的哀怨，更有说剑的壮怀。“海涅与人语：吾棺中，宜置剑，勿放笔也。”1823年的拜伦提剑率远征军赴希腊战场，终以马革裹尸归葬故土。即使在我们广东同乡中，也有文人袁崇焕，那位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他的如虹剑气在辽东雪原上令皇太极闻风丧胆；康有为说，读袁的文章，便“想见鲁阳挥戈、崆峒倚剑之神采”（《袁督师遗集序》）。笔与剑，笔锋与剑锋，可刺可削，五千年的黑暗应见双锋刺破青天，倚天屠龙锷未残。鲁迅持宇宙锋剑，东砍西劈，天下无敌。泽畔有屈子佩剑，桥下有张良佩剑，伶仃洋上有文天祥佩剑。沅水之外是云梦大泽，是灞桥折柳，是玉门寒笳，是荒漠驼铃，均有文人弹剑而歌，歌的是八千里路云和月。
文人的豪情侠气也冲腾在西方，在欧罗巴、阿美利加。提毛瑟枪穿黑色燕尾服腾跃在鹅卵石的街面上，在鹅卵石筑就的街垒后，多少诗人、作曲家曾在巴黎浴血为一轮人性的旭日？到处小酒馆弥漫着酒气，到处文人密谋着一次又一次的起义，马克思指曰：“革命的炼金术士。”文人是“革命”的么？这问题提得太愚蠢也太聪明，太现实也太浪漫，可让人怎生作答。恩格斯把1848年德国汹涌的批判思潮、革命情绪归功于文人，因他们作品充满“倾向性”，即“政治暗示”，即“一种半遮半露的反政府精神”。有趣的是，西文的“intelligentsia”最初是用来形容专唱对台戏的。对台戏者，批判态度之谓也。19世纪60年代的俄罗斯，intelligentsia指“仅仅由于信念、批判意识或道义情感而联结在一起”的一群人，1898年的法兰西，“intelleetuel”响彻云霄，因为一件牵动知识分子良心的案件，德雷福斯案件。“manifesteddintelleetuel”（“知识分子宣言”）反对判罪于德雷福斯。路德反抗教会，率先支持他的是符腾堡大学的师生。思想敏锐的霍布斯以“特洛伊城的木马”喻英国的大学。无论是谁，彼得还是玛丽，张三还是李四，“他们总是用更高、更博大的真理来对当前的真理提出疑问”（lewiscoser语）。这种穷究大千、追根溯源的器局与识见，使某一群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器识其实就是一种博大、深邃的思想襟怀，文人当然要以此为全部生存方式的根基。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帕斯卡尔语）。文人是这些芦苇中最茁壮的一片。学会思想便是学会“用头来走路”，这样即使文人手无寸铁，他们也是不可战胜的。
文人之思除了运用逻辑理性对世界作对象化的思考，更重要的是对存在本身的“倾听”、“惊异”和“守护”其意义。诗人里尔克说，在先辈的眼中，一座房子、一口井、一个熟悉的塔尖甚至身上的衣服、长袍都是蓄含人性的容器。这种体验就是文人之思。这种思就是诗意的栖居最肥沃的土壤。
弹剑而歌的壮怀、特洛伊木马的意识与震颤着神秘悸动的存在之思，这些都是文人的双眸中最璀璨的辉光，都有一种去供奉、去殉道的崇高意味。文人是真的汉子。他们要到中流击水。
为文之难
文人当然是要写文章的。让文人离开笔恐怕会像让鱼儿离开水，那种鼓鳃打鳍的痛苦一定很不好受。强制要文人沉默不语不仅是令文人痛苦不堪的，而且爱因斯坦更认为“保持沉默就是犯同谋罪”（见《我的世界观》）。因此文人要写文章就如太阳一定要升起那么自然。
但写什么？为青春的事物写颂歌，为配得上称为不朽的逝去写挽歌，为“大树飘零”的将军写哀歌么？是摹写岭表洁白的寒雪，抑或是追踪梨花溶落的欷——那天地间至低微的音籁？无论写什么，文人都是在蚕食自己的心血精魂。
对文人的最可怕的误解，莫过于认为文人就是那些写“散文”——那种被余光中名之曰“花花公子的散文”——的人。他们“上自名作家，下至初中女生，简直车载斗量，可以开十个虚荣市，一百个化装舞会！”余光中又说：他们“歌颂自然的美丽，慨叹人生的无常，惊异于小动物或孩子的善良和纯真，并且惭愧于自己的愚昧和渺小。不论作者年纪有多大，他会常常怀念在老祖母膝上吮手指的金黄色的童年。不论作者年纪有多小，他会说出有白胡子的格言来”（见《剪掉散文的辫子》）。不消说，他们都是文人的赝品。每当我初次结识一位“作家”、“散文家”时，总有一个问号像浮标一样升起、晃动：你，写什么样的文字？应该说，这并不是风格、水平的问题，而是质的分野。说得极端一点，是生而为文人还是一辈子装作文人的根本分野。
有时甚至不用看文字，接触一下、交谈几句，恐怕就能见微知著，有了几分把握。我们在书店逡巡，捡起一本书翻翻，跳入眼帘的几行字便已经透露出作者的属类。文与人相衬，形与质相映，一切都显示得分分明明。
唐代镜铭中有这样的文字：“形炼精冶，莹质良工。如珠出蚌，似月停空。当眉写翠，对脸傅红。绮窗绣幌，俱函影中”（《骨董琐记》第109页）。虽华彩艳艳，却自有鉴人睁光，因其质莹之故。另一段唐镜铭文曰：“光流素月，质禀玄精。澄空鉴水，照迥疑清。终古永固，莹此心灵”（同上，第379页）。可见质之清浊高下是可以如镜照人的，文的优劣取决于质莹否、工良否，赝品是永远也会被识别出来的。
为文之难是文人永恒的苦恼与欣悦。巴乌斯托夫斯把文字的创作活动比之于沙梅老爹以生命簸筛出来的那朵金蔷薇，“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偶然投来的字眼和流盼，每一个深邃的或者戏谑的思想，人类心灵的每一个细微的跳动，同样，还有白杨的飞絮，或映在静夜水塘中的一点星光——都是金粉的微粒”（《金蔷薇》第11页）。台湾诗人洛夫则说，写诗是对付残酷命运的一种报复手段，他自觉其文字是“在生与死，爱与恨，获得与失落之间的犹疑不安中挤迫出来的一声孤绝的呐喊”（《我的诗观与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