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叶，曾国藩自己有两个兄弟在军中任职，为了以自己的行动影响他人，曾国藩出征作战都督促兄弟们勇往直前，论功行赏却要求兄弟们甘居其后。看来他是深深懂得自我节制才能成功的道理。而自古以来，不能节制自己的统率都难于善始善终。这是因为统率地位高于大家，权力重于别人，所以一旦受到不同寻常的赏识和宠遇时，就应更加感到居此高位要越发恭谨。这一点早在战国时著名臣子范蠡就做到了。
范蠡在助越王勾践灭吴之后，“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以处安”，就激流勇退，放弃了上将军之大名和“分国而有之”的大利，退隐于齐，改名换姓，耕于海畔，手足胼胝，父子共力，后居然“致产十万”，受齐人之尊。范蠡虽居相安荣，但他太懂得物极必反的道理了，为了自我节制对权欲的渴望，他自认为“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闲行以去，止于陶”，从事耕畜，经营商贾，又致货累矩万，直至老殆于陶。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范蠡三徒”。范蠡之所以辞官退隐，就是考虑到不要让尊名大利给自己带来性命之优。事实上他的考虑是有道理的。与他共扶勾践的文种就因不听范蠡的规劝接受了越国的尊荣大名，结果死在勾践手下。
曾国藩从范蠡那里学到了自我节制的重要性，并更加严格地去实施。他一生清淡节俭，常给人一种家世清贫的感觉。他为官所得的一切薪俸，都全数用于公事，不曾建造一栋房屋、添置一块土地。吃的是蔬菜，穿的是薄衣，甘于恬淡寡欲，连每次吃饭都不超过4小碗；而男女婚嫁，花费不超过200两纹银，而且作为家规家训代代相传。
他平日严于遵循而又持之以恒的，一是“不说假话”，二是“不迟起床”。无论是在军营还是在朝廷做官，他都从早到晚不曾有稍微懈怠，即使是风雨交加的天气、抱病优怀的时候，也常常是一听到鸡鸣就起床，直到夜半才休息，几十年如一日，他这样的行为是以古代唐太宗那种自甘节俭的作风为榜样，以激励自己做一个两袖清风的好官。
唐太宗时，太宗患有严重的关节病，一到秋天，就有臣子上奏请求为太宗建筑高殿，以防止关节病发作影响太宗健康，奏折中说：“自古以来有所谓‘夏之月可以居台谢’，秋季的绵雨又将来临，宫中湿气太重，恐怕对陛下身体不太好。希望陛下马上建筑高殿。”
唐太宗却婉言拒绝：“诚如朕患有神经痛，这种疾痛若长年处于湿气重的地方当然不好。但是造一座宫殿需要一笔数目庞大的费用，从前汉文帝打算营造宫殿时，发现需要的费用相当于百户普通人家的资产，便打消了这个念头。虽然和汉文帝相比，我的德行远远不及，但所需的费用却要多得多，这不正是身为百姓父母的天子失职的地方吗？”
曾国藩认为自我节制的形式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藉着坚强的意志力，来贯彻自我节制的内圣决心。这个原则不仅是在公的方面，即使在个人生活中也是不可或缺的。
俗话说“世界上最宽阔的东西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心胸。”只有“豁达大度，从谏如流”，才能修炼出自己的内圣之法。
言而有信，可知其果
诚实守信，一诺千金，非一朝一夕所能办到，必须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诚心诚意地兑现自己许诺的每一件事，才能慢慢培养起来。一个人一两次守信容易，长期守信则不容易。每一个中国商人，都应当把训练守信当做一件大事。
印度的天罗国有一位斑足太子，他狂妄傲慢，到处征战。为了向大众显扬自己，他出征各国，要杀100个小国国王的头。他把从各国捕捉来的国王都拘留在一个山洞里，前后一共99个。他想再用力去征服一个小国，擒捉一个国王，就可以凑成100个了。
为了再捕捉最后一个国王，斑足太子来到数千里远的一个小国，带兵进入王城，捉去了国王普明。斑足太子将普明王和99个国王一样，关闭在山洞里。普明王放声大哭，泪如雨下。斑足太子看到这一情况就厉声骂道：
“这么懦弱的东西也配为王？你既身为一国之王，怎么哭得和孩子一样？”
普明王很庄重地回答道：“我并不是怕死，而是怕失了信用，我的治国大纲是实语第一，我对国人从来没有说过谎话。我领导全国人民遵守不妄语的戒条，因此我们互相信任，从不彼此猜疑。前几天，有一位比丘到我的王宫要度我出家，我已经答应了，并且约他再过一星期到王宫来，替我剃度。如今我被抓到这儿来，怎么能够实现诺言，这不是失去了信用吗？”
斑足太子被感动了。对于一句话的守信，竟胜过最宝贵的生命。于是，他点头说道：“好！那么我放你回去，让你把这件事办好，使你满愿。可是我要限你7天之内，办完事回到我这儿。”斑足太子给了普明王一匹快马，普明王回复了那位比丘。“本来我已答应要和你出家，可是现在不行了，这不是我讲话无信，而是……”普明王将被斑足太子捉去的事情，以及限期7天让他回来办理一切的话，统统告诉比丘，比丘只好放弃度他出家。最后普明王召集国民，在王宫广场与大家话别。大家痛哭流涕，叩头挽留，但普明王却高兴地说：“实语第一戒，实语升天梯。实语为大人，妄语入地狱，我今守实语，宁弃身寿命，心无有悔恨。”
普明王说完这些话就快马加鞭赶他的行程，到第7天的中午，他进入了天罗国。斑足太子很感意外，敬佩之心油然生起，他挽着普明王的手说道：“你真是实语第一的人，我敬佩至极！本来你回国就如出笼的飞鸟，怎么肯再回来？这么伟大崇高的实语行为，我应当把它行化于我国，让大家能够获得平安、和睦、愉快的生活。”于是请普明王为全国民众演讲不妄语戒。听了普明王的演讲，台下万众热烈地欢呼鼓掌。
这时，斑足太子才深深地感觉到，他虽然用武力征服了这么多的国家，其英雄勇气，从没有受到民众这样欢呼过。可见实语感人的深刻，受大众的爱戴，而武力征服绝对得不到人心的。他把山洞里的99个国王，统统放回国去了。从此，天罗国也行化不妄语戒，实施实语第一，国泰民安。
商人应当讲信用，但同时还要讲法律。因为信用观是建立在伦理道德的基础之上的，当没有了义，当双方和谐的关系因为利的冲击而破裂时，信用就发生动摇了。正因为如此，谈生意还是应当“亲兄弟，明算账”，立文字契约，经过公证，以免“口说无凭”。你讲信用，对方却不一定讲信用，依靠法律和依赖道德，二者都不可缺少。
他为人人，人人为他
赵秀才与钱商人死后一起来到地狱，阎王看过功德簿后对他们说：“你们二人前生没有做什么坏事，我特准许你们来生投胎为人。但现在只有两种做人的方式让你们选择，一种是做付出的人，一种是做索取的人。也就是说，一个人需要过付出、给予的人生，一个人需要过索取、接受的人生。”阎王说完，便让赵秀才和钱商人慎重考虑后再做选择。
赵秀才心想，前生我的日子过得并不富裕，有时还填不饱肚子，现在准许来生过索取、接受的生活，也就是吃、穿都是现成的，我只用坐享其成就行了，那样真是太舒服了。想到这里，他第一个说道：“我要做索取的人。”
钱商人看到赵秀才选择了来生过索取、接受的人生，自己只有付出、给予这条人生之路可供选择，没有别的选择，他还想到自己前生经商赚了一点钱，来生就把它们都施舍出去吧。于是，他心甘情愿地选择了付出、给予的生活，做一个付出的人。
阎王看他们选择完了，当下判定二人来生的命运：“赵秀才甘愿过索取、接受的人生，下辈子做乞丐，整天向人索取饭食，接受别人的施舍。钱商人甘愿过付出、给予的人生，下辈子做富豪，行善布施，帮助别人。”
一个人在选择人生时，其实也在选择态度。态度决定一切。谁懂得付出与给予，他人生的结局总不会太坏。
付出、给予，这是一个人立身成人之本。一个人懂得付出，就永远有可以付出的资本；一个人贪图索取，就永远有必须索取的企求。付出越多，收获越大；索取越多，收获越小。人生就是由这样一种惯性趋势操纵着，我们生存在什么样的状态下，这种状态就会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只要一个人养成付出、给予的习惯，一个人就会拥有越来越多的可供付出、给予的资本。
《李嘉诚的做人之道》一书中展示了李嘉诚这位“千亿富豪”的拳拳爱国家、爱人民之心。
李嘉诚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钱来自社会，应该用于社会”。他在取得巨大的物质财富之后，便积极推行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慈善事业。为了替家乡人民办一点实事，李嘉诚在百忙之中，还亲自在汕头选择校址购地900亩建立汕头大学，他出资数亿港元为学校购置最现代化的设备，还物色教授，捐赠大量电子教学仪器。在北京举办的1990年亚运会筹资阶段，李嘉诚一次捐献30万元，是捐献资财的最大户头。1991年，我国华东地区遭受特大洪涝灾害，李嘉诚个人捐款5000万港币，成为当时个人捐款最多的企业家。1992年，李嘉诚与中国残联主席邓朴方会晤，他对邓朴方说，他和两个孩子（李泽钜、李泽楷）经过考虑，再捐一亿港元，也作为一个种子，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为全国的残疾患者办点实事。李嘉诚先生对祖国的捐资援助从不吝于投入，到目前为止，捐款数额已超过22亿港元。人格上的高贵同时造就了事业上的高贵。富有伟大爱心的李嘉诚在生意圈中树立了良好的公信力。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因为我们的付出和给予，为他人造就了幸福和快乐，而这种幸福和快乐，最终也会降临到我们自己的身上。
人可以貌相——品谋贵人：从相到位
一个人的神情总是奉承别人，他的言谈竭尽阿谀谄媚，好做表面文章，尽量表现他微不足道的善行，因此而洋洋得意，这种人是虚伪的人。一个人感情的喜怒不会因外界环境的变化而流露出来；乱七八糟的琐事虽然使人心烦意乱，但心志不被蒙蔽；不为厚利的诱惑所动；不向权势的威胁屈服，这种人是内心平静、坚贞不屈的人。由外在事物的变化而或喜或怒；因事情繁琐而心生烦乱，不能安静；见了蝇头小利就动心；一受威胁就屈服，这种人是心性鄙陋而没有骨气的人。
完美产生动力
按照肖伯纳的观点，通过改变谈吐和举止，再进行几次关键性的表演，人的形象是可以得到改变的。肖伯纳提高了形象改变观念的水平，但也就仅此而已。在他的“皮格马利翁”中，形象的改变不过是一种成败未卜的冒险。形象再造者希金斯是在心血来潮的赌博中进行工作的。而今天，使默默无闻者成为名人，对个性、举止和品质中每一个因素进行塑造，已经由一套完整的企业来操作了。这种企业操作不是凭心血来潮，而是靠精心设计；不是为自尊，而是为利益。事实上，使普通人成为名人的策略已经变得如此精细，高知名度的报酬飞涨得如此惊人，以至使皮格马利翁信念在我们生活的每个领域里都在起作用。
希拉里出生在伊利诺伊州帕克里奇市的一个中等家庭。她一直设法为自己创造一种具有两个不同侧面的完美形象：一面是时髦、有爱心并且善解人意的母亲，另一面是精于谋略、出类拔萃并且颇有成就的政治家。麻烦在于她用了太多的皮格马利翁来改变她的形象。顾问们常常根据最新民意测验结果所引发的想法，来强化或软化她的形象。某一天，第一夫人上午在烤饼干；下午与女童子军一起喝茶；晚上为玛莎·斯图尔特圣诞演出而和她一起修剪圣诞树。紧接着第二天，就是第一夫人在传授防止家庭暴力方面的特殊技能；她又在给记者们讲授在新闻报道领域中，争论环境的公正性；此外还在波斯尼亚冲突问题上向总统提出建议。和伊丽莎·都利特尔不同的是，她的外表是按照每天扮演不同的角色而改变。她的化妆、发型、服装会因她是保守的母亲，还是性感、诱人的女人，或者是对下属严肃认真的企业主管而发生大幅度的变化。她的外表风格设计师们，把希拉里当做在商店橱窗里展示的时装模特，随时等待着他们以最新的款式加以打扮。希拉里在这种混杂形象之间所造成的反差度之高，在美国历史上的第一夫人之中是绝无仅有的。
容貌带来机会
一个心质诚仁的人，必定会展现出温柔随和的貌色；一个心质诚勇的人，必定会展示出严肃庄重的貌色；一个心质诚智的人，必定会展示出明智清楚的貌色。
明建文二年（1400年）策试中试举人有个叫王良的对策最佳，但以其貌不扬，被押为第二，原本第二的胡靖摧为第一。后来惠帝亡国，倒是王良以死殉国，而胡靖却投靠了永乐皇帝，做了高官。明英宗对朝臣的相貌也特别看重，天顺时，大同巡抚韩雍升为兵部侍郎，英宗发诏让大学士李贤举荐一个与韩雍人品相同的人继任。李贤举荐了山东按察使王越。王越人长得身材高大，步履轻捷，又喜着宽身短袖的服饰，英宗见后很是满意，说：“王越是爽利武职打扮。”后来王在边陲果然颇有战功。
古人认为，好的面色是：面相有威严，意志坚强，富有魄力，处事果断，无私正直，嫉恶如仇；秃发谢顶，善于理财，有掌管钱物的能力；观额高耸圆重，面目威严，有权有势，众人依顺；颧高鼻丰并与下巴相称，中年到老年享福不断；颧隆鼻高，脸颇丰腴，晚年更为富足；颧骨高耸，眼长而印堂丰满，脸相威严，贵享八方朝贡。
识面认为不好的脸色是：颧高面脸颐削瘦，做事难成，晚年孤独清苦；颧面而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