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胡林森意想不到的是，在这次笔会结束后，编辑部托人给他带来了笔会上发的一只红色旅行包。
这是一种多么细心的关怀——一只小小的旅行包，论价钱来说并不算贵，论情义来讲却是重如山啊！胡林森用手捧着那只旅行包，感激的泪水早已糊住了双眼……
多少年过去了，胡林森始终没有忘记编辑部的那份深情，他不仅以自己的努力写作来回报刊物，同时每次外出采访，都带上那只旅行包，让那份难忘的情义时刻伴随着自己……
在《故事会》这艘航船上，每一个编辑就是一名勇敢的水手，他们为着这艘中国的故事之舰能够飞速前进，都勇敢地挥动着大桨。
顾伦、李中法、钱舜娟、顾乃晴、陈中朝等许许多多的老编辑，从一开始就在艘航船上建立了好的作风，奠定了一块好的基石。新一代的编辑们都以前任编辑为榜样，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一代又一代的编辑发扬传统，不断地净化着自己的灵魂，创造着一个温暖、舒心的工作环境，让每一个编辑在这里获得一种心灵的愉悦和思想的飞跃，激发起他们的才智和热情。
在长期的工作中，大家开始对编辑部这个集体有了认同，某一种东西已经成了大家的共识。他们在工作中拉近了的感情，靠拢了的思想，使很多事情都能达成一种心灵的默契——一种依靠团队精神所凝聚起来的力量。
上海这个地方，由于各种人才的需求量比较大，用人机制比较灵活，因此，许多行业其中也包括期刊出版业，近年来人才“跳槽”的现象比较频繁。但是从1990年以来，《故事会》从未有一位编辑“跳槽”或向领导提出要求调动工作。
一个好的人文环境，就是激励人们不断创造，不断地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最好地方。
一棵树要长大得有根，一个人立命立志也得有根，这个根就是这个人对待人生的态度。一本刊物也是有根的，这个根就是由全体工作人员共同培育出来的一种文化，一种氛围，这是无价的。
《故事会》编辑部的编辑们在编辑刊物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完善着自己的人格。因为人格是办好一本刊物必备的基础，刊物的人格化是刊物赢得市场的最佳状态，也是赢得市场，赢得人心的一笔无形资产。他们依靠自身人格的力量，营造了这样一种令人依恋的环境，培育了以诚信、友爱、团结为基础的团队精神，并将其自然地融入到自己所办的刊物。当我走进编辑部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群极其普通的人，普通得只要走出绍兴路74号的大门，他们很快就会在人海中淹没。他们是一群随时都恪守着“群体本位价值观”的人，除了每年一次的笔会或者是一些编辑部的活动之外，他们几乎从来都没有组织和参加过任何的社交活动。出版社来了名人，他们也从不去凑热闹，而是远远地“躲”着，只顾埋头编辑着自己的刊物，他们在这种繁忙的编辑工作中找到了自身的乐趣。为了办好这份刊物，他们数十年来如一日，淡泊名志，风雨不移，因此，读者在翻开每一期的《故事会》时，才能从那精心设计的版面和故事的字里行间，真切地感受到一种情感的交融和心灵的沟通，感受到刊物背后的那种人格的力量。
第五章“幕后”之谜 （4）
3．他们是这样的一些人
纵观中国期刊发展的百年历史，像《故事会》这样能够坚持办刊四十年而不衰，并在中国社会产生如此巨大影响，获得如此巨大成功的刊物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由于距离，便产生了神秘；由于神秘，便产生了崇拜。人们都想知道，她的编辑部汇集了一些什么样的人才？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书写了这个中国期刊史上的神话故事？
人们无法见到这些“隐藏”在《故事会》后面的具体办刊人，只能从刊物的文字中感觉到他们的思想与灵魂的呼吸。
对于一本期刊来说，考验的是编辑的文化与功力，是对世界与人生的看法，好的编辑就是通过文字给读者以力量和滋养。
其实，他们中的许多人我在前面早已写到过了。从开始创刊时的顾伦、张诚濂、李中法、林二南、刘斌，钱舜娟、王须兴、管鑫万、顾乃晴到后来的苏菊珍、吕倩如、陈中朝、吴复新、言永祥等等，他们为着这本刊物的发展，都曾做出过很大的贡献。可以说，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故事会》也不可能得到今天这样大的发展。
时代在不断前进，许多新问题不断地摆在人们的面前。由于年龄或工作的原因，编辑部的人员也曾发生过一些小的变动。到了上个世纪末，编辑部人员基本稳定，刊物进入良性循环，并以此为基础，不断地取得新的发展。
办刊物是一件无论如何都不能做假的事情，因为它面对着的是成千上万不同文化，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地域的读者。你的思想素质、理论水平、办刊能力和工作态度，都逃不过读者的眼睛，更逃不过无声的市场选择——这是对一本期刊、更是对这本期刊主编最严厉最公正的考验和评判。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刊物是一个主编的“影子”。
三十年前，一个从农场调入出版社的毛头小伙子来到《故事会》，报到不几天就打起背包，随同老编辑们来到远离上海市区的金山农村，吃住在农民的家里。在共同劳动中，他听这些纯朴的农民讲故事，同他们一起将这些故事记录下来，帮他们修改，然后拿回去在刊物上发表。一种热情激励着他在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努力地工作，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从此自己竟与故事结下了不解之缘。
金山的故事作者们都认识那个专为故事而来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何承伟。
三十年来的风雨，当年那个青年人已成长为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社长兼《故事会》主编了。可是，无论工作多么繁忙，只要一谈起故事，谈起他为之付出青春的《故事会》，他的身上就会立刻弥漫出一股如同当年一样的激情。每天他总习惯地步出那间二楼的总社社长办公室，走到三楼上的《故事会》编辑部去转上一圈，看看在那里埋头工作的编辑们，然后再停下来与他们交换一下自己最近对刊物的一些想法。有时什么话也不说，连编辑部也不进去，只是在门口略站一会儿，伸个脑袋看一看那些熟悉的背影，遇着有编辑抬起头来看见了，大家也只是相互点一下头，他便又转回了自己的办公室。
多少年来他都是这样。他说这样心中才踏实。难怪有人说：“何承伟对待《故事会》这本刊物，比对自己的亲儿子还亲。”
2002年5月，当何承伟从法国学习回来，我曾多次约他采访，不是有事脱不了身，就是某件工作正在手上，好不容易抽了个时间，谈着谈着门外又来了一位美国客人，说是有业务上的事情要与他洽谈……
“何承伟是一个工作狂！”许多同他一起共过事的人都这样说。
参加过《故事会》“黄埔军校”的故事作者都知道，每期开学之前，他必“约法三章”，凡参加者一律不准酗酒，不准搓麻将，不准无故不听课。每天作者们上课讲作品，下课后谈作品，吃饭时讨论作品，就连晚上也是修改作品。而他自己也总是抓紧时间给大家讲课，研究作品，指导作者修改稿子，经常是半夜半夜地不休息。
一篇篇优秀的故事，就是在何承伟这样不断地“催促”下诞生的。
《故事会》的编辑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做这本刊物的编辑实在是“累”。
“累”从何来？来自主编何承伟不断更新的办刊理念，不断超前的办刊思路，不断进取的办刊精神。
何承伟认为，思想是办刊的灵魂。只有思想可以引领读者向前走。编辑的思想如果不能走到读者的前面，那么你就必将在读者的选择中掉队，最后被读者抛弃。
现实就是这样的残酷！
1978年，何承伟开始主持《故事会》的工作。此时刊物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压力，而思想认识上的混乱更是明显。因此他号召编辑不能只是编辑稿子，还要学习故事创作的理论，并带头撰写理论文章。第二年，就组织召开了全国性的故事理论研讨会，从理论上澄清了许多模糊认识，为《故事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接着他与编辑们共同研究刊物各个栏目的设置，内容的增加，特别是对于民间流传的传奇故事的发掘和加工，以及后来的《故事会》的“丛书”等等，这种不断更新，不断发展的思路，都无形中给编辑增加了工作量。
可是，编辑们刚刚适应，何承伟却又根据当前期刊竞争激烈的特点，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编辑能够做到“将我的作品变成你心中的故事”。呼吁刊物编辑选发的稿子，不能隔靴搔痒，不能对读者关心的现实问题视而不见，要让自己编辑的故事真正地走出文本，走进读者的视野，走进读者的心灵深处，要与大众积极互动，成为读者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如此许多不断更新的办刊理念，使这本刊物面对时代，面对读者，真正地做到了与时俱进。
在何承伟这种永不满足的、跳跃似的思维指导下，对于从事具体编辑工作的人员来说无疑是辛苦的。可是，多年来编辑们早已习惯了，他们乐于这样辛苦，因为在这种辛苦中他们看到了刊物的质量正在不断地提高，发行正在不断地增加，在海内外的影响正在不断地增大，作为编辑，他们乐于为一本有发展前途的刊物“卖命”。
对于《故事会》所取得的成绩，何承伟从来都没有满足过。每一年开岁之前，何承伟都要花很大的精力，召开一次编辑部全体人员会议，对刊物来年的发展进行出谋划策。他要求自己担任主编的这本刊物，每年都要有所变化，要在前一年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要推出适合时代与读者的新栏目。
不断地突破自己，不断地超越自己，这就是何承伟积极进取的办刊理念。
在何承伟的办刊理念中，有一条却是他始终坚守的，那就是无论怎么“超越”，办刊的宗旨不能“突破”。
这个宗旨是什么呢？那就是我在前面所反复写到的“故事要讲做人的基本道理”。要讲怎样做一个人，怎样做一个愉快的人。他主张一本故事类刊物，一定要很好地继承民间文学的传统，下力气挖掘人类心灵的矿藏，让读者在一种人类的共知面前，去发现自己应该具有的道德与良知，并以此去打动读者，感化读者，共同去建设人类自己的精神家园。因此在各种新潮思想涌动的时候，刊物难免显得有些“保守”。可是，何承伟则含笑以对，决不追风逐雨，坚守刊物的操守，因为他明白，一本刊物要得到读者的承认，绝不能靠一时一事的“轰动”效应，它必须依靠自身文化的积淀和艺术的感染，依靠读者与刊物长期形成的一种心灵的沟通与默契。如果一本刊物总是在时代的发展中“跟风”，那么就会失去自我，失去早先营造起来的文化氛围，变得使读者无法捕捉，因而失去自己的读者。
一个没有远见，看不到明天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同样，一本没有远见看不到明天的刊物，也是一本没有希望的刊物。
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但作为一本刊物的主编，有时却实实在在地起着一种杠杆和支点的作用。
几年风雨下来，人们终于发现，何承伟并不是一个“守旧主义者”，他正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将这本刊物与读者的距离拉近。
还是他自己道出了《故事会》为什么一直深受读者欢迎的原因。
他说：“我们追求的是情节的新而不是主题的新。故事的主题虽然是旧的，但是在情节上要有一种时代的气息。也就是说，要处理好形式与老百姓的接受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个何等精明而有主见的主编啊！
在期刊的激烈竞争中，人们时常都在议论的一个中心问题，那就是在这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如何才能使自己的刊物成为赢家？
何承伟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四个字：有胆有识。
也许有人对此不以为然，不就是要胆子大一点吗，这有什么难办的？
当然，任何谨小慎微都成不了大事，可是当年“胆大”的刊物，现在又还有几家“丰衣足食”呢？
事实告诉我们，办刊物却不能搞“拼死吃河豚”，乱闯一气，那样也容易栽跟斗。
富兰克林有一句名言：“宝贝放错了地方就成了废物。”用这句话来理解，就可以发现何承伟所说的“胆”并不是孤立的，是建立在“识”之上，并与“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二者不可分割。否则，那个“胆”就会“放错了地方”。
在何承伟的办刊理念中，他所说的“识”就是一个编辑人员的见识，主要是指编辑人员所必须具备的思想认识水平，对每一个时期出版方针的正确理解，对于刊物内容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出版物与整个社会的关系等等。对于这些问题认识得越是深刻，有一定的独到见解，那么判断能力也越强，对于读者的心理也就掌握得越准，对刊物在当前形势下的走向也把握得更确切，所作所为也较容易获得成功。
1979年，何承伟在全国的期刊中，率先发表了大量“十年内乱”中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独闯了这个“禁区”，使《故事会》成了中国老百姓争相传看的一本刊物，发行量迅速上升，最高峰达到了七百六十多万册，创下了中国期刊百年以来发行之最。
就在一些刊物回过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