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金者。他们年年月月都在如海的“沙浪”中淘金，同时提纯着这些“黄金”的纯净度。四十年来，许多人从满头青丝一直忙到银发如雪。他们在忙碌中享受着生活，领悟着人生的真谛。通过他们的忙碌，给数以千万计的读者带去了一种文化享受的幸福感。
拥抱平凡，远离功利，人生的态度决定着一个人智慧的程度。
陈中朝在担任编辑的时间里，编辑部的人手比较少，为了及时地处理来稿，他总是下班后将一摞一摞的稿子扎好，然后带回家去看。陈中朝改稿有个习惯，他总是手握毛笔，在稿子上写下一个又一个蝇头小楷。为了扶持作者，对于有发表基础的稿件，他都会下大功夫去进行修改，有一次，当一位作者看到自己被修改的稿子时，不觉惊住了，因为那几张稿子，早已变成了“山河一片红色”。
有一篇名叫《失踪的人》的故事，经过陈中朝的认真修改后在《故事会》上发表了。这篇故事开头在写船警小张得知船上有人失踪，去找王科长时有一段对话，原稿写得很长，表现手法上也不太像故事：
……小张不免觉得有些唐突，说：“对不起，打搅你了。”“没关系，这不，我已经起床了。”科长穿警服说，“你有什么事吗？”科长虽然不高，但气宇轩昂，他行动敏捷，目光炯炯；浓黑的眉毛，微高的鼻梁，给人以强劲刚毅之感。他四十岁左右，和小张的父亲是老同事。“请坐。”“谢谢。”小张仍然站着说：“是这样，船上有一个人失踪了”“是吗？”科长看了一下表，说：“谁发现的？”“他的同事，吴会计，这不，他在门外等着我们呢。”
陈中朝在看稿中发现，这篇故事总体来讲还不错，但是作者对于故事的创作手法掌握得还不够，因此在写作手法上还欠“火候”，必须得花大力气进行修改。可是，这篇作品真要动笔修改，作者由于对故事的创作不太熟悉，改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为了培养作者，不让一篇好故事从自己的手中任意地“流失”，陈中朝决定自己动笔为作者改这篇稿子。
人们前面所读到的那一节开头的文字，很明显从语气到行文的格调，都是一种小说表现的手法，其意思在于通过人物的对话来介绍人物。但是，任何一个读者从他们那慢条斯理、从容不迫的对话中都完全无法感受到一种案情发生的紧迫感，也与发生案情后人物的心情格格不入。为此这篇故事从一开始，陈中朝就动笔进行了认真的修改。
陈中朝用他那支毛笔，在稿子的旁边写下了几排红色的蝇头小楷：
……小张一见王科长，急切地说：“船上有一个人失踪了！”王科长听了，马上看了一下表，说：“谁发现的？”“他的同事，吴会计，这不，他在门外等着呢。”王科长放下手中的文件走出来。
这真是点石成金！
通过陈中朝手中的神来之笔，删去了有关王科长的介绍以及王张二人那些毫无意义的对话，通过极简短的对话，突出了案情发生后两个人的急切心情，使故事一开始就渲染了气氛，并从对话中引出了情节，造成一种悬念，一开始就抓住了读者。
对于这篇故事，以后还有许多段落陈中朝都同样地动了大“手术”，使这篇原先根本无法发表的作品，变成了一篇深受读者喜欢的故事，发表后受到了读者的好评。陈中朝不但“救”活了这篇故事，同时也扶持了一位故事作者。
令人更加意想不到的是，有时一篇稿子一个编辑改完了，另一个编辑看过之后，认为还有些地方要进行再修改才能更生动，于是这个编辑又再次动笔。在一篇已发表的稿子上，经常会看到各个编辑不同的笔迹。比如故事《彩蝶》，就是这样经过几个编辑之手才成为现在的这个样子。
吉林有一位故事作者，看到编辑帮助加工修改的稿子后，十分感慨地说：“看了后心情很激动，实在感到做编辑工作是很辛苦的。每一篇稿件，从选稿、改稿……一直到看校样，哪一件工作都要付出许多心血。我作为一个业余作者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在北京采访范大宇时，这位在故事界声名远播的故事作家，至今没有忘记当年编辑们对自己的扶持，他告诉我说：“《故事会》编辑们的敬业精神，深深地感动着我，直到现在，我都保存着一份当年他们为我加工修改的稿子，我要把这作为一种永远的纪念。”
《故事会》所依靠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个充满着敬业精神的团队，是每一个编辑的灵魂所汇聚起来的一种团体精神。这种精神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是一本刊物取之不尽的“战略资源”。
《故事会》正是依靠着这种精神财富，才获得了不尽的物资财富。
是的，如果一个刊物的编辑部失去了自身的一种精神，那么它就只能是一个生产刊物的工厂或车间，获得的利润也只能是暂时的。因为任何一件精美高档的产品都有过时的时候，而只有适合于人类文化心理的东西才能够永恒。
从一本期刊来说，支撑着这种人类精神产品的，只能是期刊编辑部自身的精神。
鲍放是现在编辑部里从事编辑时间最长的编辑，问她为什么几十年来都一直在这个编辑部？有没有动一动的想法？她说：“《故事会》编辑的工作是很辛苦的，但我喜欢这项工作，喜欢这里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氛围。”
当年从出版社“借”到《故事会》编辑部的归依玲，谁知这一借就是二十多年，竟在这编辑部“定居”了下来。她说：“别人都说《故事会》的人都是些‘老石（实）头’，我喜欢这里的工作环境。”
人们寻找工作，更主要的是寻找一种更加宽松和谐的生存发展环境。
在采访中，编辑们对于编辑部这种人文环境的认识几乎是共同的。
没有那种文人相轻的陋习，没有那种人与人之间的猜忌，有的只是一个个埋头工作的身影，一个个相互支持的行动，一个个彼此体谅的温暖，只是从那一本本深受读者欢迎的刊物中所折射出来的人格魅力。
创造一种团结和谐的工作环境，对于刊物来说也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生产力。
要想办好一本刊物，就得下功夫去发掘这种资源，创造一个相互融洽的环境。在编辑部内实现一种人与人之间心灵的相互沟通，实际上就是一本刊物办刊宗旨、办刊路线以及办刊思路上的相互融会，这是一种办刊人整体素质的有机结合。
第五章“幕后”之谜 （3）
一本以讲故事为主的刊物，不可能每天都有大举措，大动作，有的只是平平常常的事，普普通通的人，正是这些普通的人和事，才创造了《故事会》的辉煌。
“官兵”一致是《故事会》编辑部的传统，从过去的顾伦、刘斌，到现在的何承伟、吴伦，虽然都曾担任过编辑部的领导工作，但是编辑们从来都未叫过他们的“官衔”，有事都是直呼其名。就连何承伟后来担任了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的社长，编辑们见了他也仍然是直呼他的大名，而他也总是乐呵呵地答应。
有一次笔会，作者和编辑们同坐一辆大客车。当大家高兴兴地到达目的地后，作者们这才发现，坐在汽车最后面位置的，竟然是编辑部的几位老师，而作为出版总社社长兼《故事会》主编的何承伟，则坐在最后面一个拥挤的角落里。
作者们感到不安了。在他们所工作的单位和参加过的笔会中，何曾见过这样的情景呢？
生活这样地告诉我们：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当一位编辑以他高尚的人格，让作者从心底里发出值得尊敬的呼声时，他所办的刊物便从此获得了一种神圣的力量。
编辑们至今都没有忘记，那年到泰山开会的情景。
编辑部的七位编辑，在开完会准备返程的时候，这才发现会议所订的卧铺票只有四张，而另外三张都是硬座。
面对着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从泰安到上海，路途千余里，时间长达二十多个小时，谁愿意坐在拥挤而又充满汗臭味的硬座车厢里，苦苦忍受这种难言的痛苦？
按照中国一般的惯例，那当然是先得从干部级别排起，谁的级别高，最好的待遇当然就应该由谁去享受。此时已升任出版总社副社长兼《故事会》主编的何承伟，别说是卧铺，就是他订张飞机票飞回上海，那也是允许的。
如果按照西方人的做法，那当然是“女士优先”。
可是，这时却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现象，七个人竟都争着去拿硬座票，而将那几张卧铺票冷落在一边。
另一个叫人头痛的事情出现了：硬座票竟然不够分配。
争到硬座票的人感到高兴，没有得到硬座票的人觉得有点不够“公平”。而此时此刻，已买好的卧铺票又不便去退，就是退了这时恐怕连硬座票都无法买到了。
这时，何承伟发挥了他的权威作用，让大家都静下来，由他发布了一条决定：硬座票中必须得有一张留给他，另外他再“聘请”两名同志……
由主编拍板，事情到此也就算“摆平”了。
可是，在卧铺车厢里的几个人却翻来覆去怎能么也不能入睡。到了晚上四点多钟的时候，便有人轻手轻脚地起床，来到硬座车厢，要求何承伟前去卧铺车厢“换班”……
《故事会》编辑部就是这样一个友爱的集体。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和体贴，渗透在每一件细小的事情中，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可又是那么的高不可攀，这是在长期工作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心与心之间的相互体贴。在这里，没有职位的高低，没有工作的贵贱，没有年龄和性别的差异，有的只是在这个可爱的集体中，灵魂得到不断的净化和升华。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能够在一种和谐、友爱的环境中工作，这应该是一种福分。因此编辑们都十分珍惜这种环境，同时也珍惜每一次为集体、为别人多做一点力所能及事情的机会。只要是集体的公益事情，《故事会》的编辑们是跑得最快的。
在一次编辑部举行全国故事大奖赛时，共收到全国各地的参赛选票达二十多万张，整整装了几麻袋。这么多的选票，如果说按照平时的工作分工，由归依玲一个人去完成，一个月也无法完成。这时，编辑们见了，就主动放下手中的活儿，将这些选票扛到楼下的大厅里，集中一起开始分类，经过几天的奋战，很快就完成了任务。
在采访过程中，我听到的类似这样的事情真是举不胜举。一件件小事，营造了一个温暖的集体。一件件小事，铸就了一个坚实的团队。
辽宁省兴城县。
一位陕西来的故事作者用颤抖的手铺开稿纸，然后掏出身上的钢笔写下了两个字：“遗书”。
其他的作者都惊得瞪大了眼睛，事情能有那么严重吗？大家高高兴兴地来，怎么就会弄成了这个样子呢？
有几个身体还能支持的作者就站起来，走到编辑部老师们的住处，未曾想这些老师们也都同他们一样地出现了呕吐。
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该怎么办呢？
这时，几间屋子里炸开了锅，有人叫着要去法院打官司，有人拉着负责会务的夏元寿，要他去找饭店的老板论理。人们吵着，闹着，喊着，仿佛生命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原来，《故事会》编辑部在辽宁兴城举办笔会，从全国各地兴高采烈前来参加的作者，谁也没有想到吃了当地的一道名菜，名叫红烧鸡，竟然出现了食物中毒，整个参加笔会的人员，竟有70％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头晕、呕吐等不良现象，住进了医院。
就在这时，编辑部的编辑们都来了，他们不顾自身的危险，一个一个房间地看望作者，同时又与当地有关部门联系，对中毒的作者开始抢救。
鲍放、归依玲两位女编辑，在这次食物中毒事件中比较严重。但是，为了尽早地安定大家的情绪，她们不顾自身的困难，一个一个房间地看望作者，然后对进行急救的作者实行特殊关照。人手不够，她们就主动地担当起护理的责任，给病员送水，端茶。有的作者不能进食，为了让他们早日恢复健康，两位女编辑又端来稀饭，送到病员的面前。
编辑们在困难时处处首先想到的是作者，事后，许多作者都十分感激地说：“编辑部的老师们不但教会了我如何地写好故事，同时也教会了我如何地做人。”
1990年春天，江南大地桃红柳绿。
在这美丽的春天里，故事作者胡林森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此时正痛苦地躺在医院的病房里。
胡林森是因为股筋骨折住进医院的。他躺在病床上，怎么也不能很好地休息。因为除了每天都要用一个沉重的铁秤砣来吊腿，痛得他难以忍受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已接到《故事会》邀请他参加在宁波举办创作笔会的通知。对于每一个从事故事创作的作者来讲，机会难得。可现在机会来了，可他却被病魔折磨着，连地都不能下。
这时，病房的门被轻轻地推开了。
胡林森不觉抬起头来，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走进来的是前来看望他的两位《故事会》编辑。
那两位编辑来到他的病床前，询问了他的病情，问他有什么困难没有。劝他安心地养病，今后有机会再参加笔会。
令胡林森意想不到的是，在这次笔会结束后，编辑部托人给他带来了笔会上发的一只红色旅行包。
这是一种多么细心的关怀——一只小小的旅行包，论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