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这种现象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那就是当时在上海滩上办刊物的那些人，与我们今天办刊物的人不同！
这里，我们暂不去列举陈独秀、鲁迅、郭沫若、巴金等等重量级的名人，当时是如何在上海滩上创业办刊。人们只要随手翻一下当时的刊物，就会发现这些办刊的人，有相当一部分本身就是这本杂志所表现内容方面的专家。这些办刊人无论他们的政治观点如何，他们对于自身刊物从理论上的研究都是很深的。他们办杂志都是为了把自己的思想、自己认同的这个流派、自己想要表现的东西，通过一本刊物表现出来。这种刊物自身独特风格的表现也是很顽强的，是有一定的理论作为后盾的，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给读者以吸引，以冲击。因此，这些刊物也就相对地被对这方面有着兴趣、爱好和从事研究的读者所接纳。
上海滩历来是中西文化交汇之地，而各种刊物都有其理论支撑着的立场。仅以邹韬奋所办的《生活》周刊为例。1926年邹韬奋在上海创办了这本杂志，1930年春，有位读者写信给韬奋先生，揭露国民党交通部长王伯群贪污挥霍、生活糜烂，虽然年过五旬，仍逼迫上海一位漂亮的女大学生做他的小老婆，且婚礼之奢侈不亚于蒋、宋的豪华气派。韬奋先生派人明察暗访，终于掌握了第一手材料，他准备将来信发在该刊的“读者信箱”栏。王伯群知道后大惊，派人送来十万大洋到《生活》周刊编辑部，表示对这种经费不足的民办期刊的“赞助”，但被韬奋先生一口拒绝，表示绝不背叛《生活》周刊办刊宗旨。来信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这里我们除了赞扬韬奋先生的骨气之外，对于他作为一个办刊人在理论和信念支撑下坚定的立场，不能不倍加赞赏。
作为上海的一本刊物，应该说《故事会》较好地继承了前辈办刊的传统，在不断加强编辑队伍的理论建设上是下了功夫的，每一个编辑都力争自己能够成为故事方面的“特殊理论家”，用理论来指导自己的编辑工作，对这本刊物进行不断地更新和创造。如果说这些编辑们仅仅只把《故事会》当成自己谋生的手段，那么这本刊物就绝对只能是对别人的模仿，而不可能具有理论上的超前性，也很难形成刊物本身所具有的灵魂。
提倡编辑从事理论研究，使《故事会》的发展充满了后劲。
从中国期刊近二十多年来的发展不难看出，一本刊物要做到一段时间发行量很大，或者是在某一种情况下出现发行量猛增，这都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但是，要使一本刊物在二十多年乃至于更长的时间里，其发行量始终保持在全国领先的地位，获得一种经久不衰的局面，那就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了。
《故事会》依靠理论先行，理论支撑，理论武装的作者，以及编辑这个特殊理论家队伍，使这个困难得以突破，将许多刊物梦寐以求的理想变成了现实。
为了建设这支独特的理论队伍，何承带头进行故事理论研究。在多年故事研究的基础上，他先后写成了《故事的理论及其发展简史》《新故事的基本特征》《新故事的创作》等数万字的理论文章和专著。
在主编的带动下，编辑部对故事理论研究蔚然成风。编辑们都在各自钻研的基础上，分别写出了《新故事的历史和现状》《新故事的基本特点及其社会作用》《新故事的体裁特征》《口头性与新故事的情节特点》《新故事怎样运用传统表现手法——三迭式》《从行动中见人物》《故事也应该注意场景描写》等几十万字的理论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故事的发展和刊物的走向进行探讨，并用以指导自己的编辑工作。
将编辑都培养成为特殊的理论家，用大理论来统率“小”刊物，这就是《故事会》找到的生成支撑点。
第三章背后的大理论 （7）
4．带出一门新学科
1996年1月25日上午，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的陈至立专程到《故事会》调查研究。她听取了当时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江曾培、副社长兼《故事会》主编何承伟的情况汇报，对这本刊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陈至立说：“这么多的杂志中，我们这个杂志能够一枝独秀，你们说是小草，我说是奇葩，它是非常鲜艳的，就是说定好位，办出特色，这个特色就是讲故事。但是你们有很多理论指导，新故事理论等等，等于带出了一门学科。”
陈至立的讲话，画龙点睛地指出了《故事会》在中国新故事理论研究上所作出的贡献。
其实，自1949年以来，故事这种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在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就有了很大的发展。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我国的一些城市和乡村都以不同形式开展了新故事讲述活动。其间不但组织有关人写故事，还组织有关人讲故事，并把那些讲故事的人称做故事员。到了1963年，由于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各级文化部门都抓新故事的编讲活动，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新故事的发展。可是十年“文化革命”，“左”的思想严重影响了故事的正常发展，甚至还有人妄图将新故事纳入其阴谋文学的轨道。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故事这种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艺术形式，才重新获得了新生。
然而，与中国新故事创作相比，故事理论研究明显滞后。在目前众多的故事类期刊中，像《故事会》这样下力气、花功夫地对其进行比较系统理论研究的刊物更是寥若晨星。
经过二十多年来的不懈努力，《故事会》终于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新故事理论。
当前，在中国的学术界，已有人将《故事会》称为一个学派。
在国际上，《故事会》同样也引起了有关专家的关注，日本就有一位民间文学专家名叫加滕千代，专门撰文评介过这本刊物。她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985年由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文学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学报《今日中国民间文艺》特集上。加滕千代在这篇论文里，专门谈到了《故事会》编辑所写的《新故事的属性》这篇文章，同时还就《故事会》所提倡的口头性特点作了介绍。
为什么海内外竟有那么多专家如此地关心《故事会》呢？
这里，除了这本刊物办得生动活泼，读者众多，影响较大之外，她对于自身发展中高层次的理论研究，创建有别于传统民间文学的独特理论体系，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这门全新的学科主要涉及哪些方面呢？
这里主要包括：
新故事发展简史，新故事产生的历史原因，新故事的属性，新故事的基本特征，新故事的基本功能，新故事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点，新故事的创作规律，新故事对传统民间故事在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继承和发展，新故事与其他文学形式例如小说 、评话等的区别与联系，新故事的写作技巧，以及故事心理学等等。
对于上面所提到的一些理论，虽然有的目前还存在着某些争议，有的还在争鸣之中，但正是这种争鸣，才使得新故事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新故事理论的发展，又为无数从事故事创作的作者，提供了用科学的思想指导通俗的新故事创作的武器，更为《故事会》的编辑提供了促进刊物发展的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
在采访中何承伟告诉我说，这是一门在全世界都很少有人专门进行研究的学问。正是由于这样，我们才更应该花力气去研究它。只有将通俗故事与中国老百姓的关系真正地研究透了，《故事会》才能够办得好。复刊后的《故事会》一开始就是有目的地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希望通过努力，能够比较系统地建立起这方面的理论，使其成为一门对故事创作和编辑故事类期刊都具有一定价值的学问。
我在前面写到的《故事会》复刊不久，在上海文艺会堂召开的首次故事研讨会，就是这种理论探索和学科建立的开始。当然，那时还是无意识的，主要目的还是正本清源，为《故事会》未来的发展“把脉”。这次会议在《故事会》的发展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1986年，由编辑部集体编写，何承伟担任主编，并有部分高校专家、教授加盟，在原有故事理论的基础上，对前一阶段理论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编写了六十万字的函授教材，题为《故事的基本理论及其创作技法》，并在每期举办的故事创作会上，对故事作者进行讲解。在讲解的同时又不断地进行了充实、提高和完善。
1993年6月，在热心的故事界朋友敦促下，这部用于故事创作函授的教材由大众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并将书名定为《故事的基本理论及其写作技巧》。这里将原来的“创作”改成了“写作”，涵盖面就更大了；将“技法”改成了“技巧”，说明新故事的创作并不是一些一层不变的“方法”，而是一种艺术的技巧。与函授教材相比，整本书的理论又有了新的开拓和发展。
这部长达六百四十页的理论专著，可说是第一部对中国新故事的发展，从理论上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和探索。它也是建国以来，中国期刊首次比较全面地涉及新故事这个领域的一部极有价值的图书。
这部著作一共包括了六个主要方面：
《故事基本理论》《新故事写作技巧》《新故事讲述常识》《民间故事的艺术手法》《故事作品修改加工例解》《中国各类故事作品简介》。
这六个方面，几乎包括了中国新故事发展到1993年以前所涉及的各个方面。
作为主持这本故事理论专著的何承伟，是这样看待故事理论的：
“中国的故事文学以其独特的途径在发展，可以说，近十年来中国故事文学创作取得的成绩，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难以比拟的……故事文学的繁荣和发展，推动了故事理论的深入。近几年来，一批从事当代故事理论研究和创作的同志，积极地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尤其是认真开展了对故事本体的研究和分析，深入探讨为什么故事这种源远流长的口头文学能伴随着人类社会，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地朝前发展；分析当代故事文学和人们的相互关系；研究当代新故事的基本特征和它反映生活的特点；比较故事文学与其他文学样式之间的差异；所有这些，尽管谈不上已建立了中国当代故事学，但至少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可喜的步子。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一种文学样式的本体研究越是深入，就越能促进这种文学样式创作的繁荣和理论研究的深入。”
上面引用的这些文字，是何承伟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所写到的。何承伟在这里很明确地提出，编辑这本故事理论书的目的，就是在于要建立起中国当代的故事学，希望这本书能够为建立这门新学科“起到一颗铺路石的作用。”
在这部书稿正式出版之前的1989年，《故事会》编辑部又组织国内有关的专家，从另一侧面撰写了《新故事理论概要》的书稿，从不同的角度对于新故事的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述。这部书稿有别于前面出版的那本比较通俗的、起着“铺路石”作用的理论著作，更加深层次地对新故事的理论进行了研究，这些理论相对比较书面化，学院化，对于故事理论的发掘也更加深刻。这部书稿出版后，在故事创作、理论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被称为是中国国内第一本研究当代故事学的理论专著。
《故事会》编辑出版的这些理论书和文章，重新梳理了当代中国新故事发展的脉络，广泛涉及故事理论的各个方面，比如新故事的基本特点，新故事与小说及其他文学样式的区别及关系，新故事的传播方式和结构功能，新故事在创作上的特殊规律及技巧，新故事主题的发掘与选择等等，大致故事的题材认识原理，小到素材的具体处理，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和探索，形成了一整套新时期的故事理论。
一本杂志——一种文化——一门学科，这就是《故事会》在发展中所独自走出的一条不断延伸的道路。
为了使这门新学科得到进一步发展，编辑部经常组织召开全国规模的故事理论研讨会。从1979年的座谈会后，又先后于1981年在西安，1983年在上海，1984年在江西德安，1985年在浙江淳安，1987年在浙江天台山，1989年在江西井冈山，1990年在福建武夷山等地举行了故事理论研讨会。特别是1983年在上海的那次研讨会，一共组织了六十多人，进行了十一次的会议，气氛之热烈，研究之深入，也是前所未有的。
由《故事会》所带出的这门新学科，不但逐渐地被一些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高校和专门机构所重视，同时也为一些地方的文化部门所青睐。1986年、1990年，编辑部又先后在江苏常熟和上海举办了两期全国文化馆创作干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编辑们与当地的文化部门结合一起，对于新故事的理论和发展进行了授课，在文化干部中进一步强化了故事研究的学科意识。
在编辑部的带动下，一些文化干部和故事作者也同样地投入了研究。他们的研究，更加丰富了这门新学科的理论。
早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在上海负责群众文化工作的任嘉禾，就曾写过《打回“老家”去》《新故事创作初探》等理论性文章，对新故事的发展进行了理论的阐述。
吴文昶在登上了杭州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的讲台，向大学生们讲故事创作的同时，也从理论上对这门新兴的学科进行了阐述。他先后从理论的高度，紧密结合自己的创作实际，写成了《谈新流传故事的形成及其艺术特色》《新故事必须坚持口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