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些理论之外，长期从事故事创作，并取得了一定成绩的故事作者吴文昶、黄宣林、吴伦等，又从自己的亲身创作实践，对这些新建立起来的故事理论进行了例证。
为了更好地构筑起新故事理论高地，在由专家和作者讲课的基础上，编辑部又加了一项令作者深感兴趣的课程，那就是请从事多年编辑工作的陈中朝做了个专题：对于一般来稿的修改，以及在修改这些来稿直到发表之后的一些个人心得和感想。其主要目的也主要是从理论的高度对故事创作加以总结，加强从事故事创作的新理论，让故事作者能够尽快地占领这个理论高地。
当陈中朝这位鬓发染霜的资深编辑坐在那里，将那一篇篇在故事界曾引起极大反响的故事作品的初稿，修改稿，发表情况以及编辑们为此所付出的大量心血展现有这些作者面前时，一个个故事作者都听得睁大了眼睛。
这样的研讨形式，使汪世炎这样的故事作者不但得到了一次故事理论的提高，同时也受到了一次对于自己创作实践的再认识。这种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又回过来指导创作实践，使每一个参加研讨会的人都受益匪浅。
故事创作理论的提高，使汪世炎这样的故事作者在心中同样也构筑起了一个自己的理论高地，并用以来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接着他在会上创作了一篇故事《银萍出嫁》，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并共同出主意帮助修改。随后陈中朝、鲍放等编辑又协助他共同研讨，并亲自帮助动笔修改，使这篇故事在1986年第五期的《故事会》上发表，并获得第一届《故事会》优秀作品大奖赛三等奖。
从此，汪世炎就在全新的故事理论指导下，又开始了他的故事创作。目前他已先后在全国的故事刊物上发表了四十多篇故事，许多作品还获得了文化部的各种奖项。1991年，对故事创作已上了“瘾”的汪世炎从科技界转入文艺界，参加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并在建德市的第三届、第四届文代会上，被选为文联副主席。
《故事会》为汪世炎这样的作者圆了多年的文学梦，同时也圆了自身争取创办一本在全国乃至于世界上都较有影响的故事期刊梦。
这种梦的实现靠的是什么呢？
不容置疑，靠的是故事创作的理论，靠的是依靠这种理论构筑起来的高地。
这种理论不是那种完全脱离实际，从书斋到书斋的空洞、抽向的说教，而是适应中国国情，适应故事创作和《故事会》发展需要的。
如果《故事会》只是在创作上突破旧的传统故事和民间故事的“防线”，而不重视构建自己新的故事理论的高地，那么整个刊物的发展也许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故事会》也是一本不断探索、不断成熟的刊物，她与那些在“探索”中失去读者的期刊不同的是，注重了自身的理论建设。由于有了理论的支撑，这探索就能够更适应时代，更适应读者，越探索这本刊物就越办越好，越办读者越爱看，越办订户就越多。
这是一种多么鲜明的对比啊！
编辑部的编辑们在重庆市邮电局调查时，有关的人员反映说：“《故事会》比较稳，不像某些刊物起伏很大，一会儿‘上’，一会儿‘下’。”
这就是说，《故事会》在多年的探索中，从来都未曾失去自我，失去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那种表面的东西，形式上的雷同或模仿之作，从来都不是《故事会》所探索的。
《故事会》是如何地构筑理论高地的呢？
这里，除了我在前面讲到的请高校的专家、教授共同参加开发这种理论资源，请从事实际工作的编辑进行理论上的总结，请进行具体写作的作者一同参加研讨之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给这种理论的研究开辟阵地，使高深的理论走出“深闺”，为广大作者和编辑所接受，同时也通过这个阵地，不断地提升读者对于故事的欣赏品味。
《故事会》是一本以刊登故事为主的期刊，由于开本比较小，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每期用稿的容量都很大，几乎成了“寸土寸金之地”。可是，自从复刊以后，编辑部就决定在这块黄金宝地上，拿出一定的版面，来刊登具有一定理论高度的文章。
这无疑是一项大胆的举措，因为编辑们都知道，作为一本以形象思维和情节为主的故事刊物，她的读者一般对于理论都不太感兴趣，这似乎会直接地影响到刊物的发行量。
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呢？
从1980年第一期开始，《故事会》就腾出一定的版面，先后刊登了姜彬、何承伟、蒋成瑀、任嘉禾、乌丙安等人对于故事研究的理论文章。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于新故事的发展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和阐述，对于新故事以及《故事会》为什么能够受到中国广大读者欢迎进行了研究。这些理论文章完全摒弃了“学院派”的研究模式，没有太多的令人头痛的名词、术语，一切都与这本刊物保持了高度的默契和统一，使其成为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些论述不但独特、新颖，而且具有一定的高度和深度。它不但引导读者和作者加深了对于故事的理解，同时对于编辑也是一种理论修养的提升。
这些独特、新颖的故事理论的发表，完全出乎编辑部的意枓，刊物的发行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
这说明好的故事理论不但对编辑和作者有很大的“提升”作用，同时也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到了这年年底，《故事会》编辑部对于构筑理论高地的兴趣意犹未尽，于是便在最后一期上再次呼吁：“本刊从本期起，开辟‘如何使新故事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讨论专栏。希望广大从事故事理论研究的同志、故事作者、故事员、故事活动组织者及广大读者，积极撰文，参加讨论……企求通过讨论，能创作出更多受人民群众喜爱、并为人民群众能掌握与运用的新故事。”
为了构筑故事理论高地，《故事会》除举办各种类型研讨班之外，从1985年5月到1987年4月，还举办了两期故事创作函授班，参加的学员总共有一万四千多人次。编辑部每月给学员们发送一套教材，从创作和理论上对学员进行辅导。
这同样也是编辑部构筑理论高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开展故事理论的普及工作。在这些发往全国各地的函授教材中，主要开设了“故事基本理论”、“故事写作基本技法”、“故事类型结构”、“学员园地”、“小辞典”等栏目。
理论高地的建立，使《故事会》在中国期刊的长河中有了一盏灯塔，照亮着自己航行的方向。使她在中国期刊的百年发展史上，找到了自己独特的位置。
高屋建瓴，冷眼向洋，这是因为“小”刊物背后有着大理论的支撑，有着经过多年精心构筑起来的理论高地。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只有登高，才能远望，才能越过莽莽重山，看到前面阳光灿烂的道路。
构筑理论“高地”，强化主体意识，《故事会》才能够越办越好。
纵观一百多年前在上海滩上开始创办的几本刊物，无一不是独具着一套办刊理论。依靠着这些不同的理论，刊物各自走着自己不同的路，各自吸引着不同阶层的读者。近二十年来的发展，中国期刊数已创下了历史之最。一百多年以来，没有哪一个时代有现在这么多的期刊，有这么激烈的期刊市场的竞争局面。总结很多期刊在几次大的市场竞争中被无情淘汰出局的教训，无一不是因为自身缺少坚实的办刊理论支撑，在大潮涌来之时迷失了方向。最后只能是“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了。
《故事会》从复刊后的那一天起，就下决心要不断地构筑自身的理论“高地”。
这是一种很有远见的举措。
正是有了这些理论的依托，不管遇到任何风浪，刊物就不再如无根的浮萍，被那些一时喧嚣的风浪刮得东倒西歪，也不会忽左忽右，不会“跟风”，更不会去盲目地追求所谓的“热点”、“亮点”、“焦点”，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地对待眼前所发生的一切，让刊物沿着自身的规律发展，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十分广阔的路子。
第三章背后的大理论 （6）
3．特殊的理论家
夏天，在一辆十分拥护的公共汽车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
有一位姑娘站在车上，谁知一个急刹车，车上的人一晃，将姑娘手中的手帕挤落了。这手帕正好落在座着的一位男青年的肚子上。谁知这男青年又是一个近视眼，正坐在位置上打瞌睡，根本就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姑娘一见，又不好意思伸手去取，就只好用脚轻轻地踢了对方一下。男青年被这一踢，朦胧中睁开眼睛，见这位姑娘直朝自己使眼色，这才低头一看，见自己肚子上有一块白呼呼的东西，以为是自己衬衫被人拉了出来，而“好心”的姑娘正在提醒自己，于是就赶紧将那块手帕当衣服的下摆塞进了裤子里，引得车上的人哄堂大笑。
这是何承伟在他所撰写的一篇有关故事的理论文章里所引用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素材的第一个掌握者，是现在的副主编吴伦，当时他还是一名业余故事作者。
这个素材有没有进行故事创作并在《故事会》上发表的价值呢？
各人的认识自然是不同的。有人认为，这个素材很有趣，写成一则故事也很逗人。
何承伟是这样从理论上进行分析的：
新故事的创作素材虽然是客观的，但它一旦被移植到作者的头脑中，并反映在故事作品里时，它已经被作者进行了改造，加进了作者主观的思想意识。这个改造过程成功与否，就是由作者的世界观所决定的……从表面上看，这个素材似乎很有趣，但作者经过反复分析，始终感到不满意。因为它所反映的思想意识与作者本身的世界观有矛盾，正如他自己所说“想来想去提炼不出有积极意义的主题来”，“格调太低”。
同样是围绕公共汽车发生的事情，同样是吴伦这个作者，对于上面一个看似有趣的素材他作了舍弃，而对于另一个我在前面写到的，一个精神病患者帮助一位怀抱生病婴儿的老奶奶挤上公共汽车的素材，在经过自己的艺术加工之后，写成了一篇很好的故事。这件事情说明，作为一本故事刊物的编辑，必须有较高的理论基础，才能把握发稿的正确方向和质量，才能帮助故事作者很好地修改作品，帮助故事作者自觉地摒弃故事中消极的因素，发掘出作品中有积极意义的东西。
何承伟曾提出，《故事会》的编辑不能光是审稿和修改作品，这本刊物的编辑应该是一种复合型的人才，是一个故事理论家。
他认为，作为《故事会》的编辑既是出版者，又是这个专业的研究者，你对中国发展的新故事研究有多深，你的刊物就会办得有多“深”。
加强编辑队伍的理论建设，提倡《故事会》的编辑同时也是当代中国故事理论的研究者，成为有别于其他故事理论家的特殊理论家，是主编何承伟自从复刊以来所努力实施的一项长远战略措施。
这种特殊在于，每一个编辑都是故事理论资源的直接提供者。
每天编辑面对着如山的稿件，一篇一篇地从眼前翻过，他们会为一篇成功的作品而高兴，会为发现一名有创作潜力的作者而兴奋，同样他们也会为一些有着较好素材而缺乏创作经验的作者而叹息。他们会从成千上万的来稿里，发现当前故事发展和写作中良好的势头与存在的问题，这些都是从事理论研究所需要的极好材料。从事这本刊物的编辑们得天独厚地享有这些资源，只要钻研进去，对这种资源进行发掘，然后从理论上开展研究，这就会得出在深宅高楼的学院里所无法获得的、更加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新理论。
另一个更特殊的是，每一个编辑又都是故事理论的具体实践者。
由《故事会》所发起、倡导和研究新故事理论，它的指导意义如何，是否脱离实际，是否有着普遍的指导价值，在具体的写作和编辑中是否切实可行，这都得通过编辑这种特殊的工作得到检验。编辑在外组稿，在内从事编辑的工作中，都会自学或不自觉地将研究出来的新理论应用到自己的实践中去，这是许多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们所无法得到的优越条件。
因此，《故事会》编辑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使自己成为一名故事理论家和具体实践者，对于更好地办好这本刊物至关重要。
回顾中国期刊的发展史，上海滩上早年创办的杂志就具有这样的传统。
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中国期刊发展迅速，最兴旺的时候全国总共有着将近两千多种不同类型的杂志。而上海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外来文化的影响，出版的期刊为全国之冠，将近有一千五百多种。这些不同类型的刊物，几乎覆盖了全国的各个大中城市，发行量最多的月发行达到二十多万册，最少的也有四五万册。这样的发行数字，在当时的中国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因为直到文化和科学都高度发达，人们对于文化的需求已大大增加的今天，我们有的刊物的发行还没有达到当年上海期刊的最低发行量。
为什么在文化相对比较落后的旧中国，一本杂志却有着如此高的发行量呢？
在研究这种现象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那就是当时在上海滩上办刊物的那些人，与我们今天办刊物的人不同！
这里，我们暂不去列举陈独秀、鲁迅、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