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所以最容易得到重用。从宪宗往后到唐亡的十个皇帝，除了最后一个为藩将朱温所立外，全部由宦官所立，还有两个被宦官所杀（宪宗、敬宗），唐王朝就在宦官和藩镇的侵扰下再无宁日。
风扫沉霾
唐宪宗李纯永贞元年至元和末年（805～820年），是*叛镇的时期。永贞元年（805年）八月，唐宪宗即位，在他祖父十多年的经营之后（其父顺宗病风且哑，在位不到一年），中央军力和财力都有了一定的基础，他开始先后任用武元衡、裴度为相，执行削藩政策。
元和元年（806年），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卒，行军司马刘辟自称留后，求兼领三川，朝廷不许，便发兵攻击东川节度使治所梓州（今四川三台）。宪宗即派高崇文统率神策军出征，九个月后得到平定。同年，还平定了夏绥节度使杨惠琳的叛乱。次年，镇海（又名浙西，今江苏镇江）节度使李叛变，宪宗调邻道兵淮南节度使王锷为诸道行营兵马召讨使以讨之，很快，李被自己部将镇海军兵马使张子良所执，伏诛。这几次平叛的胜利，使宪宗及主战派大臣增强了信心。
这几次小的平叛胜利，能保证宪宗在面对大的藩镇时一样能取得胜利吗？会不会又像德宗一样，不得已而承认现实。
元和四年，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其子承宗自为留后，宪宗以左神策军护军中尉宦官吐突承璀领兵*，没有取得胜利，只得暂时妥协，赦免承宗之罪，承认他继位。七年，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死，子怀谏年幼继位，军中推立大将田兴（后改名弘正），田兴表示服从中央，遵守法令，申报户籍，请朝廷任命管内地方官，送怀谏入京。长期割据的河北三镇中出现了一个突破口。
淮西自李希烈被部将陈仙奇所杀后，吴少诚又杀了陈仙奇，仍然割据自雄，继位的是另一个淮西大将吴少阳。九年，吴少阳死，子吴元济自领军务。在对淮西镇的处置上，朝中大臣分为主战、主抚两派。宪宗站在主战派一边，征集邻道军队围攻淮西。淄青、成德两镇暗中支持淮西，率兵两千余人驻扎寿春，名为助王师，实则欲援助吴元济。并派人焚烧河阴漕院钱三十万缗，米数万斛，仓百余区。同时刺杀了宰相武元衡，刺伤御史中丞裴度，企图阻止朝廷进攻。但宪宗没有动摇，以裴度为相，坚持平叛。这是藩镇势力和唐朝中央的一次大决战。由于平叛军队中有不少将领迁延观望，作战不力，战争拖了四年。宰相裴度亲临前线督师，十二年十月，唐邓节度使李愬趁天大雪疾驰二百里夜半奇袭攻克蔡州，生擒吴元济，取得最后胜利。
中国卷 第二编 人世里的无可奈何（8）
次年宪宗又发兵攻淄青，十四年二月，淄青将刘悟杀节度使李师道降唐。吴元济和李师道这两个强藩的诛灭，使唐朝王气复振，也使其它藩镇得到了很好的震慑，于是成德王承宗、卢龙刘总相继自请离镇入朝，朝廷另委节度使，中唐以来长期割据的局面终于在宪宗手里得到了比较彻底的解决，地方政权又重新开始尊崇王室，一时有“中兴”之誉。可恰恰就在这种稍有振兴之望，急需鼓勇猛进，彻底剿灭藩镇，恢复大唐盛况的时候，宪宗不幸中道崩殂。
晚年的唐宪宗迷恋神仙，妄求不死。多方寻找方术之士，服食金丹。因为金丹燥热，服食之后性暴怒，左右侍奉的宦官往往获罪，重者至死，搞得人人自危。十五年正月，宪宗暴崩于中和殿，时年43岁。正是年富力强、大有作为之时，可惜天不佑唐，气数已尽。时人怀疑是内常侍宦官陈弘志弑逆，外人无从知晓。致使刚刚兴复的大业又迅速的后撤回原位。
死灰复燃
唐穆宗初至唐懿宗末（821～874年），是藩镇复活并延续的时期。宪宗伐叛所创下的新局面没有维持多久，就又重新回到了混乱与割据的局面之下。由于多次被叛军占领清洗及连年的削藩战争，使中央府库的积蓄已经濒临枯竭，宪宗晚年不得不任用聚敛之臣，巧取豪夺、民不聊生，重新遭到百姓怨恨，这我们从大诗人白居易的《卖炭翁》里就可以略知一二：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再加上继任者唐穆宗昏庸无能，整天沉醉在歌舞当中，早早就服食求仙，导致五年后中毒身亡，根本没有恢复大业的决心与能力甚至是想法。
新的统一局面，也使大臣们放松警惕、思想麻痹，从元和十五年穆宗即位后，“销兵”（即裁军）的主张就甚嚣尘上。销兵虽可以节省财政开支，但被裁的士卒无可靠生计，却又造出了一个乱源。
河北三镇的将士几十年不受中央节制，早习惯坐地为王。畏惧朝廷之心荡然无存，从来不知中央委派的官吏为何物，如今看到的又是一些趾高气扬把河北士兵视为降虏的昏庸骄奢的人物，如何能在心里平服，复乱是迟早的事。果然长庆元年（821年）卢龙发生兵乱，将士囚禁朝廷派去的新节度使张弘靖，尽杀其幕僚。接着，成德军将又杀自魏博移镇成德的节度使田弘正（即田兴），朝廷命裴度统兵*，又命魏博节度使田布（田弘正之子）出兵助讨成德，但将士不肯出力，要求田布行河朔故事（即恢复独立状态），后田布自杀，兵马使史宪诚自称留后。于是“河朔三镇”又脱离了中央控制，被裁的士卒，纷纷投奔麾下。新的割据者朱克融、王廷凑、史宪诚还是实行原先的旧传统。裴度的*军无功而还。朝廷因为军费浩大，无法支撑长期作战，只好承认现实。
经此，唐朝中央再也没有恢复河北的打算，也失去了恢复的能力。即使在唐朝尚能控制的区域内，也新出现一些较弱的割据者、如徐州大将王智兴逐节度使崔群，自领军务，朝廷即授以节镇。泽潞（今山西长治）节度使刘悟擅囚监军使刘承偕，朝廷无可奈何，宣布流放刘承偕，刘悟才将其释放。后来刘悟子孙三代据有泽潞，直到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年），在李德裕主持下，才平定了泽潞。这次被称为“会昌伐叛”的胜利，对于稳定中央直接控制的地区起了积极作用。总之，这一期间，藩镇有所复活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不过程度还是不如第一阶段厉害。
扰攘纷争
唐僖宗乾符二年至唐亡（875～907年），是藩镇相互兼并的时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五代，历史要等到宋太祖赵匡胤出来才能疾风扫沉霾，开晴空万里。乾符二年，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起义爆发，唐廷连忙征集各镇士兵围剿，并委任都统、副都统为统帅，实际上和以前的若干次剿叛一样，指挥并不统一，许多节镇都想利用时机扩充自己的实力，谁也不愿意在为唐王朝平叛的过程中使自己的力量受到削弱。也许在诸镇的心里，这已经是一个波谲云诡、有机可乘的时代，群雄逐鹿、问鼎王室是迟早的事，当下之急在于积蓄力量、伺机而动，有谁还会傻呵呵的为唐王朝真心实意地卖力。所以叛军的势力日见燎原。
中国卷 第二编 人世里的无可奈何（9）
广明元年十二月（公元881年1月），黄巢军队攻入长安，唐朝王室又一次播迁流离，中央政权实际已经瓦解，这时在全国逐渐出现了许多割据势力，有的原是唐朝的节度使（如高骈）；有的则是自己形成一个武装集团之后，唐朝已无力管理，就顺势授予节度使（如杨行密、董昌、钱镠）。这样，割据的藩镇空前增多。农民起义军失败后，这些藩镇立即转入互相兼并的战争中，数十年不断，你方唱罢我登场，几乎遍及全国。
地方大小军镇，叛乱不断，下级军官发动变乱驱逐主帅的事件层出不穷，兼并过程中涌现出几个割据一方的大藩镇，如朱温、李克用、钱镠、王建等，挟天子以令诸侯，或者是抢天子以令诸侯，直到干脆弑帝自立，这也是乱世常有之态。王权不立，诸侯坐大，称王称帝，也并不怎么稀奇。曹操不是曾经直截了当地说过：“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让县自明本志令》）。晚唐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五代的分立，多国长存，天下大事，又回到合久必分之际。天祐四年（907年），名义上的皇帝唐哀帝李祝也在让位后被朱温杀掉了，年仅17，唐王朝正式灭亡。
藩镇割据使安史之乱后一百多年的大唐王朝，一直笼罩在中央和地方拉锯战的阴影之中。双方力量虽间或互有消长起伏，但唐室从来没有能够完全控制藩镇。地方势力的过于强大，直接把大唐的琉璃乾坤敲的粉碎，所以后来者宋太祖再也不敢让武人掌权，一杯酒削掉了所有的武将功臣，开了一代文治盛世，但同时也造成了军事上的软弱受气，遭欺凌于周边异族。这在中华大一统的王朝当中是绝无仅有的。因此，中央和地方的军事力量该如何平衡，才是我们今人该重新思考的问题。
3。废公营私———朋党之争
自从曹丕说了“文人相轻”之后，这句话好像就成了真理，代代的历史人物挤进来给它做佐证。大唐包罗万象的天下自然也不会缺少。是非功过后人评说，唐朝社稷却再也唤不回来。
唐朝后期，在藩镇勃兴、宦官干政的同时，朝廷里的官员们还在热闹的搞着党争，最为后世所熟知的莫过于“牛李之争”。朋党在中国古代政治中一直是一个贬义词，东汉的党锢、宋朝的元祐党人、晚明的东林党，都属于这种类型。党人大多都不是奸邪小人，但党人这顶帽子却是被政敌打击的最好武器。同时，一旦结成党派，往往将党派利益看的高于国家利益，意气用事，把道德标杆摆到了不可企及的地步，以此来衡人，因而往往有正人良臣因为些须小事不慎，就被无限上纲上线，加以攻击，造成国家的损失甚至是混乱。这不能不说是结党带来的最大弊病。所以钱穆先生曾说：“道德自为人生不可缺少之要素，然亦只是人生中一端。过分看重，不免流弊。譬如健康，亦人生一要端，若其人唯一看重健康，即不免种种流弊也。过分看重道德之流弊，又可分两端言之：一则道德乃人人普遍所应有，并非可以争高斗胜。若专以道德来分别高下，便造成社会上种种过高非常不近人情的行为，而其弊且导人入于虚伪。二则道德乃事事各具的一种可循之轨辙。若做事太看重道德，便流于重形式虚名而忽略了内容与实际。”（钱穆·《国史大纲》）此论诛心。牛李两派官员互相倾轧，争吵不休，历穆、敬、文、武、宣五朝，闹闹嚷嚷了近半个世纪，其余韵流响甚至与大唐王朝相始终。
党争的三位主角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在政坛上此起彼落，大唐帝国历史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围绕着他们展开，当年的刻骨铭心，永不宽恕，没想到“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帷幕初张
元和三年，唐王朝像往常一样举行“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制举，然而谁都没有想到，这竟是中唐几十年党争的祸源。
和进士科不同的是，制举考试登科就可以授官。伊阙尉牛僧孺、陆浑尉皇甫湜和前进士李宗闵的文章针砭时弊、议论风生，被主考官韦贯之列入上第。这引起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的极大不满，他泪流满面地向宪宗控诉牛僧儒等人对自己的无理攻击，李吉甫是削藩策略的制定者；宪宗最倚重的宰相。宪宗下令免去了参与复核卷子的裴、王涯的翰林学士，裴改任户部侍郎，而王涯贬虢州司马。韦贯之也被贬为巴州刺史。
中国卷 第二编 人世里的无可奈何（10）
牛僧儒等人也不得不陆续离开了长安，栖身藩镇。元和三年这一科高中的十一人中，将有四位日后的宰相，是未来政治生活的重要角色。
李吉甫也许永远也不会想到，他和牛僧孺的恩怨，使儿子李德裕一生都纠缠往复于其中，不能自拔，同时加速了唐王朝的衰落。
李吉甫病故、武元衡遇刺后，裴度成为了新一轮的削藩之策的坚决执行者。此时的宰相群体中，有一位没什么政绩却胸怀险恶的配角———李逢吉，就任太子诸王侍读。他的学生中，有一位后来的天子李宥。只要宪宗坚持在战场上解决藩镇割据问题，裴度就一定会受到重用。他不垮台，李逢吉就只是一个配角。李逢吉清楚地知道要打击裴度，就必须反对武力削藩之策。《新唐书》载“裴度讨淮西，逢吉虑其成功，密图沮之，趣和议者请罢诸道兵”。
不过，李逢吉的目的落空了。裴度对他的想法洞若观火，伺机反攻。元和十二年七月，征伐淮西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长期的战争使民间怨声载道，连宪宗皇帝也似乎有所动摇了。在延英会上，他向宰相们征求意见。李逢吉抓住机会亲自出马，以师老财竭为由力劝宪宗罢战。这时，裴度清醒地意识到对决的时刻到了。如果耗费了无数资源的伐蔡之役就这样草草收场，承担起糜费国力的罪责之人只能是他。所以当宪宗征询裴度的意见时，他慷慨激昂地表示：“臣请自往督战。”
几年来，官僚们喋喋不休地争吵和让人伤心的推诿已让宪宗早已厌烦了。裴度的主动请缨使他深为感动，立刻任命裴度为淮西招抚使。这样，裴度用自己的勇气挫败了李逢吉的图谋。李逢吉丢掉了宰相高位，南谪东川。李逢吉和裴度的第一次争斗以李逢吉完败收场。
宪宗的暴卒使长安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元稹、李绅、李德裕等翰林三俊得到新皇李宥的赏识，成为朝廷里最引人注目的新星。
长庆元年（821年）三月的进士科考试中，即将出赴西川节度使的前宰相段文昌，在离开长安前，向主考官钱徽推荐了杨浑之。翰林三俊中的李绅也推荐了周汉宾。但钱徽没有买他们的账。而是让与自己关系不错的李宗闵女婿苏巢及杨汝士季弟殷士及第。段文昌、李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