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堡按等级分为卫城、守御或千户所城和堡城，按防御体系和兵制要求配置在长城内侧，也有个别设在城墙外面。在明长城的东端，北起角山、南到海岸之间的山海关，就是洪武十五年（1382年）所筑的山海卫城。
墙台在长城之上，每隔约300米设一座，突出墙外，台面与城墙顶部相平，建铺房，供守城士卒巡逻时避风挡雨。
烟墩也称烽火台，是一种白天燃烟，夜间明火以传递军情的建筑物。明朝对烟墩的使用做过一些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如成化二年（1466年）规定：敌兵百余人，举放一烟一炮；五百人，举放二烟二炮；千人以上，举放三烟三炮；五千人以上，举放四烟四炮；万人以上，举放五烟五炮。这样，即使远在千里之外，也可以迅速知道敌兵的大概数量。
长城烟墩
明长城是中国历史上费时最久、工程最大、防御体系和结构最为完善的长城工程，对明朝防御掠扰，保护国家安全和人民生产生活的安定，开发边远地区，保护中国与西北域外的交通联系都起过重要的作用。
关于明代长城的修筑还有一个传说。在修嘉峪关时，兵部官员与工程主管之间心存私怨，兵部官员就企图伺机报复，规定工程主管上报工程预算，对所用材料及工资，既不准多报，也不准追加，完工来验收时，如果违犯了规定就要重罚。正在工程主管为难之际，一个老工匠经过周密的估算，拟订出一个工程计划，让主管报了上去。等到嘉峪关全部工程完成时，所有的材料和工费都恰好用完，只多出一块砖；还是特意留下准备兵部来人验收时送给他们作为礼物的。兵部知道后，自然也就不再派人来验收了，而这一块砖就作为永久纪念物，放在城楼上了。
“土木堡之变”
元末明初；蒙古分裂为兀良哈部、鞑靼部和瓦剌部三部。其中，瓦剌经过长期发展，势力逐渐增强，其首领也先统一蒙古各部之后，妄图进一步吞并中原。而当时，瓦剌部表面上还是臣服明朝的，每年派贡使到北京进贡，实际上是借此机会，索要财物，如果贪欲得不到满足，他们就借口制造事端。
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派了2000人以贡使名义抵达北京，进贡马匹，要求赏金。为了多领赏物，瓦剌使者冒称有贡使3000人。掌管朝廷大权的宦官王振发现也先谎报人数，让礼部按实际人数给与赏赐，并削减了赏金和马价。也先又为他的儿子向明朝求婚，也被王振拒绝。王振这一系列举动激怒了也先，也先借口明朝违背诺言，兵分三路向明朝进军，东路攻辽东，西路攻甘州，中路攻大同、宣府。也先亲率中路大军，步步紧逼，明朝边塞城堡纷纷陷落。守大同的明军被瓦剌军打得大败；参将吴浩、宁侯宋涣、武进伯朱冕相继为国捐躯。
战报传到北京。司礼监太监王振听了心情为之一振，他认为，为英宗和自己扬威的机会终于来到了。王振立马把也先入侵的消息禀报了英宗，并且鼓动英宗，应该效法祖宗，亲自率兵去迎战也先。23岁的明英宗年轻气盛，在王振的怂恿下，不顾兵部侍郎于谦等人的劝阻，令皇弟郕王朱祁钰留守；率兵５０万人亲征，匆匆忙忙从北京出发。由于准备仓促，大军出发没几天，后勤补给就跟不上了。军中闹起饥荒，许多士兵饿倒在路边；再加上连日风雨，道路泥泞难行；士气极为低落。随驾官员尚书邝野、王佐见势不妙，力主班师。王振大怒，当着英宗的面严斥他们，罚他们在风雨中跪在路边的荒草丛里“冷静”思过。
英宗一行抵达大同时，前方传来了与也先交战的明朝先头部队全军覆没的消息。王振害怕了，决定班师回京。王振的老家在蔚州（今河北蔚县）；为了光宗耀祖，在家乡父老面前显示其威风；王振决定带英宗率部队到自己家乡走一趟。也先像但走了40里，王振又忽然想起，当下正是庄稼成熟的季节，大批人马踩坏了庄稼就太不合算了，便又仓促下令，改道向宣府（今河北宣化）方向行进。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初，英宗一行退到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境内）。
英宗到土木堡时，有人劝英宗趁天还没黑，再赶一阵，进了怀来城再休息，也可以在城中坚守。王振却以装运辎重的车子还没到为由，硬要大队人马在土木堡驻扎。土木堡根本没有什么城堡可守。明军人马赶了几天的路，口渴舌燥，土木堡又没有水源；离土木堡15里的地方有条河，也被瓦剌军占领了。兵士们就地挖井，挖了两丈多深，也没找到水。
也先的大军第二天就追到土木堡，将土木堡重重包围。明军无险可守；水源又不足，士兵饥渴难耐，战斗力丧失殆尽。
也先虽然把英宗困在土木堡，但其所率部众才约2万人，不知明军兵马数量，所以也不敢贸然进攻。便耍一花招，打探明军虚实。第三天，也先假意讲和，瓦剌部队佯装后退。王振下令移营取水，当数以万计的明军到离土木堡15里的河中取水时，也先率军发起猛烈进攻；明军一下子乱了阵脚。也先指挥瓦剌的精锐骑兵横冲直撞，明军兵败如山倒。英宗束手就擒。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首辅曹鼐、户部尚书王佐、侍郎王永和等６６名大臣战死，５０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显忠祠——土木堡死难将士纪念祠王振也被禁军将领樊忠一锤结果了性命（一说为乱军打死）。瓦剌军不仅缴获了明军大批衣甲、器械、辎重，还在沿途掠杀百姓数十万，并很快兵临北京城下；史称“土木之变”。经过这一场战斗，明王朝元气大伤；成为明代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瓦剌首领也先从此更加骄横起来，北京也受到了瓦剌军的威胁。
如何处置明英宗，瓦剌内部也意见不一。有人认为应该杀掉，也先的一个弟弟伯颜帖木儿力排众议，力主不杀，如果明朝来迎，便送他回去，也可留下万世美名；同时也可以把英宗作为砝码，骗开明朝更多的城池，赚取更多的钱财。也先采纳了他的建议，把英宗朱祁镇交给他照看。
“土木之变”的消息传到京城，朝野慌乱，朝廷上下哗然。英宗朱祁镇名义上的母亲孙太后为了救英宗，把宫中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搜罗起来，用八匹马驮着，送到也先营中，想赎回英宗。结果也先仍然不肯释放英宗。
在朝廷内部，就何去何从展开激烈争论。有人主张迁都南方，以躲灾难；也有人坚决反对再把都城迁回南方。兵部侍郎于谦说：“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则大势去矣！当务之急是迅速召集各路勤王兵马，死守京城！”他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在孙太后的主持下，立英宗的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任命英宗的弟弟朱祁钰总领百官，主持国家大事。不久，为了彻底断绝也先利用朱祁镇要挟明朝的念头，大臣们又向孙太后建议，干脆立朱祁钰为帝。这时，朱祁镇也从也先营中秘密托人捎话，要朱祁钰继承帝位，以维持皇统。朱祁钰即位，是为代宗。
土木堡战败后；于谦任兵部尚书。于谦积极调集军队，加强城防，大大加强了北京的防御力量。10月；也先又率兵进攻北京，于谦奋起迎敌，打败也先。于谦又积极备战，令大同、宣府、永平、山海、辽东各路总兵官增修备御；另将京师三大营改为“团营”，统一指挥，战斗力进一步提高了。次年也先在勒索不成、进犯又被抗击的情况下，于景泰元年（1450年）放回英宗。
“庚戌之变”
嘉靖十二年（1543年）蒙古达延汗死后，其子孙们相互争斗，蒙古又重新陷入割据状态。达延汗的三子阿勒坦汗势力日盛，成为蒙古族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中原称其为俺答汗。
俺答像蒙古地区基本上是游牧经济，其他物资匮乏，他们需要用畜牧产品换取中原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以前各朝蒙古霸主，都积极要求明廷允许互市贸易。达延汗后期，蒙古各部不时南下，抢掠财物，俘虏人口，明廷便决定中止与蒙古的和平贸易关系。俺答汗害怕了，多次表示愿意臣服明廷，要求明赐予封爵，允许每年向明廷进贡，并请求在长城关口恢复互市。嘉靖皇帝和首辅严嵩担心“土木之变”重演，严词拒绝了俺答的通贡互市的要求；甚至悬赏购买俺答汗的首级。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俺答再次派出使者与明谈判。大同巡抚龙大有却将来使逮捕，请示朝廷后将俺答汗的使臣斩首示众。
明廷的态度和做法激怒了俺答汗。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俺答集合10余万蒙古骑兵南下，进犯大同、宣府，大同总兵仇鸾是首辅严嵩的干儿子；既无文韬，又无武略，面对俺答的进犯，吓得慌了手脚，紧闭城门，不敢抵抗。后来，他竟然以重金贿赂俺答，请求其不要进攻大同镇；转而进犯其他边镇。俺答收受了贿赂，便移兵进攻宣府镇、蓟镇。8月中旬，俺答率部顺潮河南下，攻逼古北口。驻扎在古北口的明军一触即溃，俺答长驱直入内地，京师震恐。
8月20日，俺答军经通州西犯京城。京城守兵，名为14万人，实有兵数不过五六万人。俺答前锋200余骑，在北京郊区大肆杀掠，百姓纷纷逃往京城，而京城却城门紧闭，百姓走投无路，哭号震天。而朝廷内的主降派严嵩要求守城诸将坚壁勿战，任凭俺答兵在城郊掳掠劫杀。俺答兵围困京城3天，在城外抢掠大量财物、牲畜及人口。于23日从古北口原路退回；一同还押走了大批男女、牲畜和金银财宝。历史上把这次俺答南下掳掠称做“庚戌之变”。
俺答撤退时，大雨已经数日，北京城郊的泥淖竟达一尺多深。俺答兵所撤路线为羊肠小道，俺答担心明军在其撤退途中预设埋伏，又中途掉头，兵分两路相继撤去。撤退时，俺答的军队也已经是人马疲乏，溃不成军。
俺答兵撤走后，大同总兵仇鸾收拾残部，打道回京，沿途竟然斩杀了七八十名百姓，说是俺答兵的首级。世宗竟然信以为真，对仇鸾大加赏赐。
“庚戌之变”让大明天子世宗丢尽了脸面，世宗感到“庚戌之变”是一次奇耻大辱，为了泄愤，遂下令逮捕兵部尚书丁汝夔。丁汝夔求救于严嵩。严嵩肯定地说：“有我在，你绝不会死。”但不久丁汝夔却被杀害了，到了隆庆初年才追复原官。
俺答退回河套地区的第二年，又请求与明通贡互市。这次嘉靖皇帝批准了俺答的请求。但是，不久俺答又向朝廷提出，蒙古族富人能以马易帛，而穷人没有马，希望能以牛羊交换粮食。由于未得到明廷同意，俺答又兴兵骚扰诸边。嘉靖皇帝又停止了马市贸易。这样；俺答与明朝再次陷入长期的武装对峙之中，此后的20多年间，俺答连年南下掳掠，使边境地区的百姓深受其苦；明王朝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嘉靖倭患
明代兵船
明人绘《倭寇图卷》之一
明代兵船“南倭北虏”是明朝廷的两大心腹之患。所谓“倭寇”，是来自日本的失意的武人和浪人，他们组成海盗集团，经常侵扰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尤其是嘉靖三十一年（1558年），中国的海盗头目王直勾引倭寇，大举袭掠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浙江、山东、福建、广东等省沿海各地百姓备受倭寇蹂躏；这场倭患持续了十多年之久。
倭患之所以在明世宗嘉靖年间出现，是有各方面的原因的。
13世纪中叶，日本存在一些地方割据势力——守护大名；他们之间除了掠夺财富，互相征战之外，还经常支持和勾结海盗商人骚扰和掳掠中国沿海地区。朱元璋即位后，曾经派使者到日本，以恢复两国关系，同时也是为了消弭倭患。如洪武四年（1371年）十月，日本国王良怀曾遣使至中国奉表进贡，同时送回“明州、台州被掠男子七十余人”。但从整体说来，朱元璋的友好政策效果不甚明显，倭寇侵扰日渐频繁。北起山东，南到福建，到处受到劫掠。特别是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北朝统一日本之后；南朝的武士、失意政客和浪人便流落海上，盘踞于诸岛之上，不时侵扰中国沿海地区，造成嘉靖年间的大规模倭患。
明人绘《倭寇图卷》之一明人绘《倭寇图卷》之二从明朝自身来讲，宣德以后，皇帝大多昏庸无能，朝政腐败，边防废弛，倭寇又兴盛起来。嘉靖十八年（1539年），大股倭寇流窜至宁海石所庄，在该庄一呆就是十多天，沿海居民全部逃走。嘉靖二十年（1547年），倭寇分乘百余艘大船在宁波、台州沿海耀武扬威，不时派遣数千人登岸烧杀抢掠。
嘉靖时期，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日益发达，官僚豪富中的一些人如王直、徐海等与倭寇勾结，组成武装劫夺集团。一些官僚也与这些寇盗建立了联系。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朱纨巡抚浙江兼提督福建军务，朱纨到任后，封锁海面，并击杀了通倭的李光头等96人。朱纨的海禁触犯了通倭的官僚的利益，他们指使在朝的官僚攻击朱纨擅杀，朱纨被迫服毒自杀。从此；巡视大臣不再设立，朝廷内外没人敢再提海禁之事；倭寇更加猖獗起来。
嘉靖中期以后，由于中日贸易完全断绝，日本商人转入走私贸易，逐渐演变成倭寇，他们与中国从事走私的海商相互勾结，由走私转而寇掠。不仅辽东到广东的沿海地区深受其害，甚至东南内陆也难以幸免。倭寇甚至纠集数千上万人马，深入内地数百甚至数千里，围攻州府，攻占县城，大肆烧杀抢掠，给社会带了严重的动荡。如正统四年（1439年），倭寇侵扰浙江台州，杀人放火，掘坟挖墓，甚至把婴儿绑在竹竿上，用开水浇，看着婴儿啼哭，倭寇拍手笑乐。倭寇的暴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痛苦和灾难。
嘉靖三十年（1557年）前后；倭患最为严重。江北的淮安、扬州，江南的松江、苏州、徽州、常州，浙江的杭州、嘉兴、宁波、绍兴、台州，福建的福州、漳州、泉州、兴化，广东的潮州，都有倭寇、海盗出没，攻破上百处州县卫所城池，攻陷福建兴化府，甚至攻至南京外郭南端的大安德门，气焰十分嚣张。
泉州抗倭敌楼其实，倭患也不仅仅指日本的武装走私团伙，其中还有大批的中国人参与其中，被人们统称为“倭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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