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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读六年级的时候，我们的校长到法国去考察了一次他们的小学教育，回国以后他特别欣赏他们的“道尔登”制的学习方法。这种学习方法，要求小学生们要有自学的能力，老师只是规定你的进度，你只有在不懂的地方，才可以向老师提问。据说，由于激发了学生们的自学能力，学生们的学习成绩可以飞速提高。但是当他把这种学习方法运用到我这个班上时，我的学习成绩不是提高了而是远远地落在后面。因为我一直受到的是填鸭式的教育，在我的头脑中还根本没有形成自学的习惯。
六年级的时候，一个个子高挑的美丽的姑娘（数学老师的侄女儿）加入到我这个班，她的名字是江泽渲。我们俩一见如故，后来成了终生的朋友。我们的书包里，每天放着几本书、一块石板、几支石笔，从这个教室谈到那个教室，有谈不完的闲话，简直不读书。有一天校长召集老师开会，老师报告了学生的学习情况，只有少数的学生，能够超过学习标准，多半都远远落后。校长十分生气。当时的学校已废除了教师对学生的体罚，我们模范小学从各方面来说，都是最进步的。可是这一次，校长太生气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宣布凡是落后的学生都要集体打手板。一天早晨，我们在操场上排着队，等待打手板。有两个个子很高的女生，不是小姑娘了，她们的班级老师把她们俩留在老师的办公室里，给她们留面子。当时我很矮小，就没有人关心我是否丢脸。我自己找到操场上最后一排的最后一个位子，站在那里，心想：校长老头儿，打了几百个手板，打到我这里，可能很累了，就不打了。可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所谓好运不来厄运来，我的右手马上挨了一个重重的板子，手心立刻肿得很高。校长要我牢牢记住这个教训，还狠狠地看了我一眼。我是受到了这个可耻的刑罚的惟一女生，男生们笑我、逗我，说这是因为我的辫子太短了！
从此以后，我发愤读书，直到六年级的终了。虽然我挨过打，在数学班上度过了很艰难的岁月，我还是真正地热爱我的小学生活。尤其是爱每天早晨7点半的升旗仪式。当我们的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缓缓上升时，我们都立正敬礼唱国歌，红黄蓝白黑表示了我国五大民族，汉、满、蒙、回、藏组成了中华民国。接着，我们的老校长就要用二十分钟的时间，讲述我们国家近百年的历史。我逐渐地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中国的国民，进而热爱我们这块土地。我对自己说，长大了，我一定要救中国。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一部分少年不识愁滋味（一）
小学毕业以后，经过舅父的介绍，母亲就送我到汉口的圣约翰女子中学读书。汉口与武昌（我的家乡）仅一江之隔。这个学校是意大利天主教会办的，它的教育与进步的模范小学的教育是完全相反的。全校每天早晚两次都要去圣约翰教堂做礼拜。圣约翰教堂是一个很大的教堂。按照规定，每次进教堂做礼拜，女人都要用黑色纱巾遮住头面。
天主教在中国到处出现，是八国联军侵略的结果，是不平等条约规定的。女人戴黑纱，表明这个宗教有轻视女性的落后思想。这个学校的女生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汉口的资本家们用金钱从妓院中租赁出来充作临时姨太太的妓女，被送到这所洋学校来镀金。平时在这里上课，星期天就回到这些资本家身边过社交生活，充当门面。除了她们以外，其他女生则都是富裕人家的真正的小姐。这些女生平时的穿戴就十分华丽，就像在晚会上的打扮。她们来上学，也不过是为了追求时髦。
意大利的神父们平时在圣坛上宣扬爱的教义。我心里想：你们意大利人是侵略者，是靠大炮机关枪，杀戮我们的人民，强迫我们接受你们的宗教，天主教是跟在你们的军队后面，进入中国的。你现在在圣坛上宣扬“爱”，不觉得可耻吗？几千年我们中国实行儒教，亚洲许多国家年年进贡，但我们还是团结互爱、互相尊重的，我们从来也没有去侵略别的国家。我们确实是有一个比你们的宗教更诚恳地爱人们的哲学。你应该来向我们学习，而不是来教育我们。我们的武器落后于你们，但是并不能说我们在道德和文化上比你们的落后……我越想越忍受不了那个天主教学校的教育。它甚至连一个体育场都没有。这个学校教我的歌是赞美上帝的，而我却从来不认识上帝。它教的歌，我不喜欢，它的操场上也没有体育活动。我多么想念我在小学时唱的那些歌，它赞美我们国家的美丽山河和英雄人物。我越想越是发自内心地反叛这个学校的教育。我终于生病回家了。我告诉我的母亲，我再也不能去接受这种奴役的教育。
我在圣约翰女子中学只读了一个学期。我发现汉口有许多的外国租界，这使我很伤心。那时，俄国成了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第一个主动地把租界退还给我们。我深深地受到了共产党人行为的感动。我想，假如全世界的国家都成了共产主义国家，那么我们就会有国际民主与世界和平。所以，我就开始阅读列宁与共产主义的书籍。我开始相信苏联的共产主义民主比美国的资本主义民主更好。因为共产主义国家没有剥削，每个人各取所需，而且没有阶级的区分，所有的人都能享受真正的平等。没有侵略，只有国际民主与和平。这是我当时所向往的共产主义。
那是1925年的春天。因为所有的学校都要等到秋季才招生，我不能白白浪费半年时间。这时，有一个基督教女青年会在我们家附近开了一个补习班，这个班里有一位美丽的女老师，她是从美国的田纳西州来的。我就参加了那个班，很用功地学习，想在秋季去考圣希理达女子中学。这也是我父亲的愿望，但他总是不在家，总是随着军队驻扎在别的地方。
1938年我在田纳西州做抗日演讲，那是一个很大的会场，有一千多人参加，这位美丽的女老师就在会场做维持秩序的工作。
在那一年秋天，我终于考上了圣希理达女子中学。虽然武昌有许多女子中学，但圣希理达的学风最好，这是美国圣公会在武昌郊区办的一个教会学校。虽然，美国也参加了八国联军，但是他们用赔款，在中国建设了清华学堂，资助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而且，我在汉口时发现，那些美国人不像其他国家的人那么傲慢，所以，我愿意去一个美国学校读书。
因为圣希理达离城市很远，所以，只收住宿学生。一年有四次假期：暑假两个月，寒假一个月，还有春假与秋假各四天。学生只能在假期中回家，平日不得离校，礼拜六上午有两个钟头，是每班师生或校长与全体同学谈话的时间。还有两个钟头是学烹调，同时也教我们参加中外大型宴会的一些礼节。其他学生则在大礼堂学裁剪缝纫，有老师指导。
学生平时在思想上或生活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写纸条告诉班主任和任课老师，或向校长请求帮助解决。这种谈话如同谈心，学生诉说心中苦闷，师长很体贴地解答，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决父母与子女间的代沟问题，以及择友问题、做人问题等等。记得当时学校最注重教育培养学生诚实的品德。我从这些谈话中得到一个很深刻的道理，就是考试不可作假，如夹带、偷看书等都是不诚实，不诚实就是把自己变成一个虚假的人，失去了人格，这比答不出考试题要严重得多。答不好试题只是知识上没好好努力学习，而作假则是人格品德上的污点。
因此，学校教我们这些少年必须敬重自己，不能做任何不道德的事。如果做了，即使谁都不知道，但是瞒不过自己，你对你自己的思想行为是一清二楚的。这些话跟我母亲从前对我们的教育十分吻合。她说，虽然人家都不知道你想了什么恶念，有了什么恶劣行为，但是你自己知道。人家说你好，但你自己知道你坏，你不快活，你看不起你自己，你以你自己为耻。这比答不出一个考试题要糟糕得多，老师不知道也不能帮助你。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一部分少年不识愁滋味（二）
每当我们礼拜天去做礼拜之前，我们就检查自己这一周的思想行为有没有可耻的事，如果有，就在祷告中向上帝坦白，请上帝原谅，允许自己再也不做了。第二天，把自己身心洗得干干净净地去礼拜堂崇拜上帝，尤其是那些受过洗礼的教徒在礼拜天清早参加圣餐礼拜之前，一定要十分认真地检查自己的身心，干干净净了才好去与基督共餐。
校长还常常在谈话中教诲我们要为别人着想；凡事都要先为别人着想。这是十分重要的。刚入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十分喜欢排在我盥洗位子隔邻的那个女生的肥皂盒子，觉得太美丽了，真想也有那样一个。一天下午我去盥洗间洗手，一个旁人也没有，我发现那个肥皂盒怎么就滚到我脸盆旁边，我就偷偷拿走了。我想不是我要拿它，是它滚到我脸盆边来的。晚上，我怎么也睡不好，因为我知道这是偷，别人不知道但我自己知道我是小偷，我不快活。我又想到校长说的凡事要为别人着想，那个女生一定也爱那个肥皂盒，不见了一定很难过，可能是爱她、她也爱的人送她的，不见了她们都不快乐，她们的忧愁比我得了这个美丽的东西要大得多。我决定还是把这盒子放回她脸盆里，再也不做小偷了。
每个星期六的下午，学生的家属和亲友可以来校访问。礼拜天是安息日，女学生们都穿上蓝色的制服，上午9时全体做礼拜，受过洗礼的学生还要提早一点，在早上7点，就要去领圣餐。圣坛上布道的牧师讲的都是很有教育性和启发性的内容。这些牧师也是中国人。
我刚读完初中一年级，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就开始了，他们从广州一直打到了武汉，目的是改变军阀们对中国的割据。当革命军打到武昌时，军阀肖耀南宣布关闭城门，要顽抗到底。如果真是这样，城里的市民就会饿死，而且还会受到军阀军队的抢劫。因此，当时城里的人都向四乡逃难。有的逃过长江去汉口，躲在外国租界里；有的逃到汉阳；有的逃到郊区。
那时，交通工具只有人力车，不仅车子难雇，而且车费疯涨。那些无处可逃的难民，就一齐拥到米店去买米。因为谣传说：“米店里的米店主都要留给自己吃。”这个城市一下子变得混乱不堪。我们全家逃往汉口我的姨妈家里，留下两个男佣和一个老厨子，看守我们的房子。武昌的四座城门关闭了四十天，留在城里的人都差不多要饿死了。革命军终于攻破武昌城，军阀们的兵丁四处逃窜，人们用屎罐子砸逃兵，表示自己的气愤。同时市民们还大放鞭炮，欢迎蒋介石率领的北伐革命军进城。
1926年国共合作时，教育是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的。我考入汉口市立第二女子中学初中二年级。当时所有外国人办的学校都被认为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一律加以封闭。武汉三镇组织了一个“学生联合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来管理所有的学校。当时这个联合会命令所有的学生，每天都要上街向民众宣传：“我们为什么革命？为什么要有这一次的革命？”5月是一个可怕的月份，在日历上，5月的每一天，几乎都是“赤色”，纪念着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国耻。
从开学起，两个月过去了，我们才刚刚有机会上第一次物理课。当时我是多么想学习啊！那天下午，当我们刚在教室里坐下，听物理老师给我们上课。学生联合会派来了一个共产党员，她推开教室的门，通知我们去大礼堂开会，每一个人都必须参加。我们学生都很厌烦，但是不能不听从“学联”的命令。我们到了大礼堂，才知道这个会议是要我们所有的人剪去辫子。那时姑娘们都喜欢留着长发，梳成两个圆髻，并且在圆髻的周围装饰一圈小花，这是当时的时髦。由于要剪辫子，有些姑娘哭了。这时，“学联”的代表，一名高大而且脸上长满了麻子的男人，手执一把亮晶晶的大剪刀，走向第一排第一个女孩子。我坐在第一排的中间，立刻站起来大吼一声：“要剪辫子，就先剪我的。我是学生会主席。”那个麻脸男人真的停在我的面前，举起了剪刀。我就怒吼一声：“你敢！剪不剪辫子与革不革命有什么关系！一些革命的伟大女性，例如孙夫人、何香凝、秋瑾，她们剪了短发吗？你的话简直是在吓唬人！我认为你是整天没事干，所以想在我们头上闹点名堂出来。我们学生很忙，我们要读书，读书是我们的责任。”面对我的愤怒，他欲辩无词，只好宣布散会。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一部分少年不识愁滋味（三）
第二天，我去上课，一进大门就发现一个大的布告，盖着“学联”的大红印，上面写着：“刘德伟语言乖戾，行为反动，就此开除。武汉三镇所有的学校都不得录取。”我对此毫不在乎，转身就回了家。家里的亲人们对此也都不在乎，说反正读不了书。后来，姨妈自任我的中文和历史教员，舅父为我介绍了一位英语老师，他是当地英文报馆的主笔，同时还是英国保守党的党员。他除了教我英文，还教我英文打字与小提琴。由于他很喜欢我，所以说好是不收学费的。他叫我每天用英文写一篇日记，交给他修改。那时，对蒋介石的革命政府和革命军队，我是死心塌地跟着走的。但是这位英文老师，是死心塌地反对我们的国共合作的。所以，在每天改我的日记的时候，由于政见不合，我们老是吵架。后来，我就对他说：“你是我的英文老师，你只要纠正我英文文法上的错误，你根本不用管我的政治思想，就和我不可能改变你的政治思想是一样的。”他气愤极了，马上指着我，骂我是“一个小雌布尔什维克！”（a female Bolshevik）我就骂他是“一个煮得又硬又老的保守派！”（a hand beiled conservaive）我以为他不会再来教我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