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秀气的大姑娘做头领，而我与富枝就是凤凰山的战将。根据中国传统的战斗规则，是兵与兵斗，将与将杀。这样一来，我们就把大哥与小舅他们俩架空了。他们那两个是男子汉，是绝对不敢找我们那两位金枝玉叶的小姐去打架的。而在我们这边，兵对兵，我与富枝就可以去打二哥与表哥。富枝是一个农村小女孩，长得孔武有力，打二哥与表哥是绰绰有余的。况且我这位表哥还稍微有点瘸。经常是富枝应二哥的挑战，而我应表哥的挑战。但是有一天，富枝病了，二哥来喊战，我只得被迫应战。战斗中，二哥重重地一拳把我打倒在地，我爬不起来，疼痛难忍，竟然嚎啕大哭。母亲在远处听到了，怒声发问：“你们在搞些什么？”我生怕母亲来了会打我的二哥，我就自己把嘴紧紧地捂上。这个时候，母亲的故事，已经彻底地改变了我对哥哥们的态度。
在姐妹中，母亲比较爱我妹妹一些。因为她温顺，听母亲的话，从不问为什么。而我呢，总是要问一个“为什么”。假如母亲命令的理由不充分，我多半就不服从，而且要与母亲辩论。母亲为此向父亲抱怨，但父亲却觉得我这样做是对的。他认为，为人处世就应该这样，凡事都应该弄清为什么，然后再做。
在学校里，我的私塾先生规定我们一定要一字一句地背诵所有的课文。但是我只肯背诵诗词，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我就不肯背诵，认为只要懂得了它们的意思就行了。老师认为我不肯背书是不听话，就要罚我的跪，我就偏不跪，老师踢我的腿，我还是不跪，老师就把我整个身子拎起来朝地下一掼，迫使我跪下，但是我仍然倔强地站了起来。因为我认为我的理由是正确的，我对正确的事情是有自信的。我深信父亲对我的教育：凡事只要是对的正确的，就应该坚持。
有一天，我对着镜子在打扮自己。父亲睡在床上看着我打扮，看着看着，他忽然大笑起来。他笑着对母亲说：“你看，你看！赞娃子（赞娃子是我的乳名）真像我！”母亲在旁边补充了一句：“还有那个倔脾气！”
当哥哥们和我都还很小的时候，父亲雇了一个南拳派的武术教师，教我们拳术。母亲不同意我参加。她说：“女孩子学了拳术有什么用？”父亲以他一贯的幽默叫着说：“哦，非常必要！当她丈夫不听话的时候，她可以一脚把他踢到大门外。”边说边做出那个踢的姿式，大家都笑了。从此，我就和哥哥们一起学拳术了。那年我六岁。武术中除了拳术外，还有兵器棍、鞭、刀、剑、矛等等。但是，我只学了拳术以及棍术，后面的我就没有学了。
我在那个时候学的这一点拳术，还帮助过我。“文化大革命”中，当一个红卫兵前来揪斗我的时候，用他的左手揪住我的左手，企图把我反转过来，我利用幼年时学的一点拳术马上反转身来，先用我的右掌抓住他的右肩，然后，迅速以我的前肘，封住了他的咽喉。当我正想用左拳击他的腹部时，我意识到，此时的我是寡，他是众；寡不敌众，我此时不能出拳，也不能让他知道我还懂得武术。我就停止了攻击。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一部分我的儿童时代（四）
有一次（大概在我婚后不久），我与丈夫打着玩，我装出一副要踢他的样子。我丈夫是一个一贯幽默而有风趣的人，他没有逃跑而是冲向了我，做出一副想要扶住我，怕我跌倒的模样，并且脸上露出乞怜的微笑。我大声喝道：“你想干嘛？”他说：“太太，我怕你闪了腰！”这是他在讥笑我，不相信我真的会武功。其实，如果他能在后来看到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与红卫兵的那一段“真刀真枪”的反败为胜的武术表演，就不敢小瞧我了。
父亲训练孩子们要有言论自由的民主思想。一个暑假的晚上，我们全家坐在天井里乘凉。父亲就利用这个机会，用砖头砌成一个小高堆，让孩子们站在上面，练习演讲，说他们自己想说的话。家里的成人们就是听众，他们可以用鼓掌来表示他们的赞赏。有一次，因为父亲不公平地惩罚了我的二哥，我那位跛足的表哥，就站起来讲了一个有关暴君的故事。很明显，他是在很严肃地以此来批评父亲。听众们都为表哥捏了一把汗，深怕父亲因此而发脾气，会制止他继续说下去，惩罚他。但是完全出于意外，父亲却是静静地听完他的演说，夸奖了他。这个情景深深地影响了我，并且给了我很好的教育。后来到了中年，当我在工作的时候，对我的下属同事们对我的批评，无论对与错，都能静静地听完，因此他们很赞赏我。我对上级，也同样敢于直言不讳。
父亲还常常训练我们，在吃中餐或西餐时应该注意的一些礼节。从我五岁起，他就带我参加一些中西宴会和鸡尾酒会，让我学会怎样去做一个酒宴上的女主人。其实，我当年只是一个孩子。
父亲那时是县长。有一次他在衙门里宴请客人，让我去充当女主人，并且告诉我说：要懂得做女主人的礼节，当客人们还没有放下筷子的时候，做主人的先放下筷子就是不礼貌。刚好那一天，我们几个孩子已经研究好了要对另几个坏孩子进行一次严肃的惩罚，并且约定好大家只要一听到哨音，就要赶到后花园集合，这不是游戏，而是一次严肃的行动。所以，当我在父亲宴客的饭桌上听到这哨音带来的命令时，简直不知如何是好，是丢下筷子立刻就去？还是遵循父亲的教导，留下来陪客人？当这个哨音响到第三遍时，我才不得不向父亲扯谎，说要去小便，经父亲同意后，才丢下筷子匆匆往后花园跑。当然，那一次我已经违约了。当我跑到后花园时，那个行动早已结束了。但是，父亲关于饭桌上的礼貌与训练的教训，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头脑中。
父亲后来又转到军队里担任军法官。在任期间，他一直是禁赌、禁毒的执法者。对那些来说情的人，不仅仅不收贿，而且对行贿者们也毫不留情，一律绳之以法，把他们关到监狱里。所以，再没有人敢向他行贿。有一次，一个被上一任法官定了罪的犯人，被父亲查明实际是冤枉的，就把那人释放了。那个人在临出狱前，留下了一千元钱，放在褥子底下，并留下一张字条，说明是送给我父亲的，是为了感谢父亲弄清了他的冤情而送的谢礼。父亲是不会接受这种钱的，但又无法查明这个人的去向。不久（1931年夏天），长江发大水，武汉三镇的部分地区遭受水灾，灾民们只得爬到屋顶上去，他们都在挨饿。有一天晚上，我忽然听到很大的声音，那是父亲在捶他的书桌，他大声地喊着：“我知道了！”他就命令一个下属到他面前来，叫那个下属把这一千块钱，买成馒头，划着船，每天去送给那些被困在屋顶上的灾民们吃。父亲又把我们叫到身边，说：“孩子们，你们要永远记住，来到你们手中的钱，不属于你们自己，属于天。这是天的钱，交给你们代管。你们要为天；用在合适的地方。”父亲的这些话，永远记在了我的心上。父亲说这些话时母亲也在旁边，她就接着说：“你们现在知道天在你们的行为中的重要了，还有一个人也十分重要，你们知道是谁吗？就是一个‘我’字。我就是每个人的自己，你做了任何事都瞒不过天和‘我’——你自己。你不能想，更不能做坏事，天晓得，你自己晓得，一丝一毫也瞒不过你自己，所以一点也不能干坏事，当你自己知道你确实坏，不可爱，不可敬的时候，你永远也不会真正快乐。”
父亲常常跟我们说：“你们上大学的时候，一定要专修医学。绝对不要做文官，也不要做武官。”他自己在这两个职业里得出的经验，都是很痛苦的。他说，做文官就等于当婊子。要把自己的眼泪往肚子里流，并要装出假笑，来博得上级的欢心；而做一个武官，就是做奴隶，不管是对与不对，你都得服从命令去干。所以，最好的职业，就是当一个医生。这个职业是正直而清白的。他鼓励我们都要去学医，但是这个愿望，只在我大哥和妹妹身上实现了。
二哥是一个土木工程师。抗战时期，他在云南昆明修筑了邬家坝飞机场。这个飞机场，是给美国飞虎队使用的，直到今天还在用。后来，又修筑了滇缅公路。这条公路对中国国际物资的运输起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二哥虽然没去学医，但是他对国家的贡献还是很大的。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一部分我的儿童时代（五）
我的理科功课成绩都很差，所以在考大学的时候，不敢去考理科，而对英国文学情有独钟，因此我后来就选择了燕京大学的英国文学系，而没有去读医科。这是经过父亲同意了的。我弟弟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生物学系的学生，也没有去读医科。因为父亲在前线抗日，顾及不到家庭和儿女的教育，以致我弟弟就偷了个巧，不去读医科，而读了生物学系。在我们家的五个兄弟姐妹中，最终只有大哥和妹妹两人学了医。而且妹妹后来在医学上有很深的造诣，是一位非常有成就的医生。
现在我想讲一个有趣的小故事，说明父亲一个愿望在他的孩子身上成功了，他是如何的快乐。妹妹从湘雅医学院毕业后，就被派到重庆北碚，在江苏医院的妇产科工作。当时，我们的家就住在北碚。正好是父亲一年一度的休假期间，他每天早晨陪着我妹妹去上班，并且每天都抢着坐在妇产科门诊的最挨近医生的第一个座位上。有一天中午，医院已关门休息，父亲还坐在那里。一位护士走来说：“这里不是老头待的地方。”父亲笑着回答说：“我就是为了每天专门来听病人们喊一声‘刘医生’的 。”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父亲一生以禁毒、禁赌为他的重要职责，而且非常执著与严肃。
抗日战争开始时的某一天早晨，我和父亲正在吃早点，有一名士兵进来报告：有一列火车上的一节车箱中装满了鸦片，这列火车今天下午4时要经过武昌，运到下一站交给一个鸦片贩子。据说，这批烟土属于第十军军长，他倾其所有的钱，准备在这个上面发一笔大财。那个士兵问：“烟土到了以后，烧吗？”父亲回答说：“当然！烧鸦片是军长自己的命令。”不久，有几个士兵连同他们的队长都来了，请父亲再考虑这件事情的后果。父亲说：“我考虑了我的良心。烧！”这些士兵低着头离开了。不一会，更多的士兵来到父亲的面前，跪下说：“请您考虑我们的将来，同您自己的将来。军长可以任意找一个借口，把我们都杀掉，那就随他去！但是我们的父母、子女们怎么办？”那个士兵又接着说：“军长是在您的世故上赌博，他想大捞一笔，然后就逃离战争。军长是有意暗示他的人向您露出这个消息——这节车箱是他的。他高高在上，有权有势，我们是小蚂蚁，一捏就死，可是我们的老小怎么办？”所有的士兵都哭了。几分钟的沉默以后，父亲长叹一声说：“让这节车箱过去吧！”这些兵们都站起来走了。我问父亲：“你为什么这样让步？”他回答：“有一句老话，端人家的碗，服人家的管。”我看见他的眼里，泪水盈盈。我哭了，我看到一个想保持自己的清白的人终于投降了。国家无望了！可怕的、绝对的黑暗包围着我。后来，无论任何时候，只要一回想到这一情景，我就忍不住眼泪奔流。
还是回到我的儿童时代吧。我的私塾先生由于受到了现代气息的感染，告诉母亲说，他要利用晚上的时间，自己去学英文。母亲同意了。从那时以后，我们晚上的自修课就很自由。天晓得我们这五个孩子（小舅舅、大哥、二哥、表哥和我）在这段时间里，都在做些什么。
有一天，我们全家乘轮渡从武昌到汉口去看一个白俄马戏团的表演。这在武汉来说，是一件大事。我们几个孩子都非常兴奋和激动。看完表演回家以后，我那位小舅舅忽发奇想，想把我们五个人组成一个马戏团。他买了软木，做成一根光滑的长棍，学着马戏团的样子，把长棍当成钢丝，悬空起来，让我们在上面表演走钢丝，或者是翻跟头。后来，我已经能够像一个演员似的拿着一把伞，在上面表演平衡。但是，这样的快乐并没有维持多久。1923年，父亲萌发了一种新的思想——为了让我们赶上新时代的潮流，停办私塾，叫我们改读公立学校。
那年（1923）的9月，我们开始各读各的学校。大哥去了上海，读一个德国医科大学的附属中学；二哥去读武汉师范大学的附属中学；我去了武汉最有名的小学——模范小学，读五年级。我记得入学考试那天，我身穿一套崭新的白色衣裤，手里拿着一瓶蓝墨水（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自来水笔）。父亲亲自送我去参加入学考试。我们还没有走到学校门口，手中的墨水已经泼得我满身都是。考完试以后，老师告诉父亲，说我的文章写得非常好。那是因为我经过了私塾的训练，写得一手好文言文，这是那些公立学校的学生比不上的。可是我对数学却一窍不通，连阿拉伯数字都不认识，我数学考了个零分。这种成绩，只应该由一年级读起，但是我的年龄已经是十一岁了，所以老师只好把我放在五年级。但由于数学我根本不行，老师也只好在课外单独为我补习。从阿拉伯数字、数学的四则运算学起。但是无论如何，我的数学成绩总是全班最差的。这个时候，我的同班同学已经在学分数与括号了。
我们那所学校五年级的这个班上只有我一个女生。那所学校刚开始有“女士优先”的女权制度，所以校方把我在课堂里的座位安排在最好的第一排的正中，在队列中，我也是站在最前边。班主任姚老师是武汉师范大学的毕业生，他对我特别照顾，课外给我补课，不准男生欺侮我；等等。
当我读六年级的时候，我们的校长到法国去考察了一次他们的小学教育，回国以后他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