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没兴趣，甚至认为这是群没法交流的笨人。有一回，杜朋破天荒地去菜市场买菜，听到几个家伙在一起议论着：某某这个月工资长了四十块钱，丫凭什么呀？杜朋感慨了很久，好象他刚毕业分到长沙那个厂子的人们都这样，好几年了怎么他们就没一点长进呢？
现在他们俩都在郊区买房了，赵华还花了十万块钱买了个北京户口。杜朋说他太俗，可赵华有自己的道理。“你是单身汉，我娶妻生子了，应该为孩子将来上学考虑。”杜朋暂时不想结婚，他的现代意识比较强，总想找一个美国老婆，可就是没机会。上回有个朋友给他介绍了个北京的女朋友，那女的一听他说话的口音就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杜朋告诉她，自己是一个大网站的总经理，一个月挣两万多。北京女孩的眼睛立刻突出了，可杜朋又告诉她，自己不太喜欢北京姑娘，她们太庸俗。
实际上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想干成事就会有不少烦恼。
杜朋供职的网站去年就让黑客给刷了一次。那天下午他发现上自己的网越来越慢，杜朋赶紧让系统工程师查查机器有没有毛病，机器还没查完，“中国**网”就彻底上不去了，屏幕上全是乱七八糟的字母，偶尔还会有只小蛤蟆跳来跳去。杜朋立刻意识到有黑客在攻击网站了，他和几个研发人员立刻在电脑上和黑客展开了一场拉锯战，双方一直打到后半夜，几乎所有的杀毒软件都派上用场了，杜朋他们的精神眼看就要崩溃了，这时黑客却莫名其妙地撤退了。“哈哈”杜朋对同事们笑笑。“他们也是人吗。”然后他们连夜修复已经被破坏的程序，第二天他们的网站才恢复正常。杜朋特站在地在秤上看了一下，体重一下轻三斤多。
《外地人在北京》 第二部分未来的舵手（4）
后来杜朋把自己掌握的所有防范措施都装到机器里了，可他还是一天到晚提心吊胆。黑客这东西真是让人防不胜防的，其实杜朋也知道不少黑客是有经济目的的，有时发现了一种新病毒，正在大家不知该怎么办时，市场上没几天就出了专门对付这种病毒的软件。杜朋一直在怀疑，病毒就是那帮软件制造着发明的。可没证据谁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杜朋有时想，干脆我也当回黑客得了，可业务繁忙，实在没那个时间。
赵华过得比杜朋塌实，他娶了个湖北女孩，已经有儿子了。
他还在赶系统集成的老本行，在这个行业提起赵华来，没几个不知道的，他已经为十几家大公司设计了系统程序。他隐约地感到自己再干几年，没准能成为这个行业的权威。为了这个目标，赵华在技术上的钻研是惊人的，他每周都要到清华去旁听计算机课程。他深感技术发展之快令人目眩：“像我这样的，五年不学就没人要我了。”他没事就在老婆耳边吹风。
笔者有几个北京的朋友，号称也是吃电脑网络这碗的，可他们和赵华们比起来，实在是没什么出息。总的来说，北京蓬勃发展的IT行业是赵华、杜朋这样的外地精英支撑着的。他们刚来时一无所有，现在一般的北京市民是没法跟他们比了。想起赵华他们，笔者不禁又想起那个给自己修电脑的湖北小伙子。说不定，再过几年人家也成总经理了。那时他想起当年为了一千多块钱，全北京地给人家修电脑的日子又会有什么感觉呢？
《外地人在北京》 第二部分三分地养不了五只虎（1）
（一位江苏建筑工人的故事）
现在仍有很多人一直在奇怪，我们身边为什么不知不觉中出现了那么多外地人？改革开放后，外地人大规模进京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事？他们最先是靠什么在北京立足的呢？根据笔者调查，外地劳动力大规模进京应该是八十年代初的事，他们最先立足的行业是家庭保姆和建筑工人。因为这两个行业劳动强度大，时间长，城里人干不了或者不稀罕干，可市场需求却很多，而且也不需要太多的劳动技能。
记得八十年代拍过一个电影，说的就是安徽小保姆在北京打工的事。故事情节已经记不清了，但当时北京的保姆市场的确是安徽人的天下。至于建筑工人的组成可就复杂了，河北、河南、江苏、四川几乎各省都有。
笔者的叔叔一直在国营建筑企业，十几年前笔者还是个中学生。那时叔叔就在笔者学校附近施工，修建几栋六层的住宅楼，就是后来被称为鸽子窝的那种火柴盒。叔叔是工地的技术员，有些权利，笔者中午休息时常常跑到工地找叔叔玩儿，实际上不过是为了蹭叔叔几顿中午饭，好剩些饭票。
记得那时工地上就有不少外地民工了，那是夏天，他们大多光着上身，古铜色的皮肤又黑又亮，身上也总沾着沙子、水泥之类的脏东西。建筑公司里的北京人则大多是工长一类出工不出力的角色，不是头儿的就找个旮旯玩儿“扣一”，反正北京人不干活是一定的。
笔者当时岁数小也特别贪玩儿，那时的工地也不像现在管得那么严，农工们吃完饭没事，也可以聚在一起敲三家儿，打升级，输了的往脸上贴纸条。笔者经常参与他们的战斗，因为玩儿牌上课还迟到过好几次呢。记得有个叫小六儿的河南民工常和笔者并肩战斗，笔者经常把自己脸上的纸条转嫁到他脸上。小六儿好象大笔者四五岁，人很聪明，嘴里不是抽着烟就会哼上几句豫剧，其实他也不会几句，唱了几个月却都是《花木兰》里替父从军的那几嗓子。现在想来小六儿的牌技真不怎么样，笔者经常埋怨他，可无论你怎么说，小六儿总是“嘿嘿”一笑，不管你有多大火气也拿他没办法。
不久笔者快要放暑假了，那天期末考试终于完毕，笔者兴高采烈去找那些民工朋友，准备最后再战上一回。刚到工地就发现气氛不太对劲，住宅楼已经快开封顶了，外面是竹板和铁架子搭起来的脚手架。一般来说脚手架特别结实，接口处都是好几斤重的铁箍，袄几人站上去都不会塌。可今天平时挺规矩平整的脚手架居然塌了几层，旁边完整脚手架的铁管子有几根已经被砸弯了，管子上甚至还能看出些鲜红的血迹。由于老和叔叔在一起，笔者并不怕工伤之类的事儿。叔叔曾说过：“我们公司四五千人，每年要是不死两个都怪了。”笔者远远的看见楼下乌压压地挤了一堆人，于是赶紧跑过去看热闹。穿过人群，笔者发现地上盖了一块白布，白布下面的血已经流了一大滩。
“谁呀？”笔者问一个平时相熟的牌友。
“小六儿。”牌友重重叹了口气。
“啊！”笔者脑袋里轰了一声，前几天我们还在一起玩牌，怎么现在就死了？“他，他是怎么回事？”
牌友指指楼顶：“脚绊在水泥槽子上了，从楼顶摔下来的。”
实际上笔者说不清自己当时的心境，好象也没感到多难过，主要是震惊。生命的主题第一次寇响了笔者的心灵。有位诗人说过：
生命，
是悬于暗夜中一屡晶莹的丝线，
脆弱而唯一。
那于冥冥中主宰人们悲欢离合的是什么？
那站在高处看着我们生老病死而暗暗发笑的人又是谁？
后来叔叔告诉笔者，为了那起工伤事故，他们公司赔了小六儿他们家三千块钱，还外带小六儿的火化费用。当时笔者不知道这三千块钱的意义，现在明白了，这价钱在当时正好能买一匹好马。当然笔者绝没有把民工比做牲口的意思，恰恰相反笔者是对小六儿的死确实感到痛心和难过。在金钱社会里，人的生命居然可以用马的价钱衡量，命运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现在笔者倒是明白了，谁的生命都可以用金钱了衡量。笔者有个同事，家里条件挺好，可坐飞机摔死了，保险公司赔了二十万。笔者前些日子看见报纸上说一匹纯种外高加索马的价钱是五十万美金，原来他还没一匹马值钱呢。其实在奴隶社会据说五匹马可以换一个奴隶，看来用马来衡量人的价值是自古通用的。
小六儿是笔者第一个接触比较多的民工，但却不是唯一的短命人。
大家都知道现在北京城的原始设计者是明成祖朱棣，他把自己的侄子干掉后，一统江山，天下太平。可由于当时蒙古骑兵依然虎视眈眈地在长城外观望，出于军事原因他决定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扩建北京城，并在此建都。他征集了当时全国所有的能工巧匠，大兴土木，前后几十年，才把北京的主体轮廓定下来。所以说：外地建筑工人进北京是有传统的。天坛、故宫、旧城墙都是他们的杰作，他们中的不少人从此也就再没回去。也许现在不少老北京人的血管里，还流着当时建筑工匠们的血呢。
笔者前些年由于工作的关系，也在建材企业混过两年。我的单位实际上就是个皮包公司，唯一和一般皮包公司不同的是，他的上级单位是国家机关，有政府背景。所以几次清理皮包公司，我的单位都幸免了。前两年公司经营不善，险些倒闭；最近听说也接了个工程，死人打嗝——见缓儿。
九四年的时候，笔者所在的公司由于私人关系搞得好，承包了郊区某大企业的一处管道工程。可活儿拿下来了却没人会干，最后公司领导拍板：雇民工干。笔者被指定负责这项工程，实际上就是个监理的差事。笔者没办法又找到叔叔帮忙，求他介绍几个有经验的民工，于是叔叔就把老康推荐给我。
老康是个淮北人，个子不高，嗓门挺大，在笔者印象里似乎越是矮个子的人嗓门越大，俗话说：挫老婆声大，还真有道理！老康是个小包工头，专门干管道工程。他手下有十几号人，一方面他从北京建筑公司手里接些人家吃不了或不爱干的残渣剩饭，另一方面从我们这种皮包公司手里承包小工程干，其实就是挣些工钱。与他们合作方式很简单，我们承包工程，购买材料，出设备，他们出人工。当然人工费比北京当地公司要低多了，老康管手下工人的吃、住、工资，剩下的钱才是他自己的。
同老康的合作一开始很顺利，老康这个人也很有意思。有一回笔者发现他抽的烟居然是“孔明”牌的。“这种烟少见。”笔者笑着说。
“我们是乡下人，没你们城里聪明。抽这个是想让脑子灵活一些。”老康说这话时竟非常认真。
笔者为这事儿足足笑了两天，这些外地人的脑子里不知道在想什么？
笔者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天天在工地盯着他们干活儿。笔者那时终于知道了，电影里解放前工头们的心境是可以理解的，看见有的工人偷懒真是生气，跑过去就是一顿臭骂，心里那叫痛快，要是手里有鞭子没准早就下去了。
其实笔者也知道他们都挺不容易的，吃的伙食很差，平时就是豆腐白菜大馒头。晚上就住在工地旁边的几个帆布棚里，条件之差就别提了，夏天蚊子成堆儿，闷热得像洗桑那。要是赶上下雨的时候就热闹了，外面大下，屋里小下，等雨停了棚里就成了河，工人们不得不把鞋放在枕头上。可当时笔者想，就是因为你们懒，才混成这样的。只有好好干将来才有出头之日，越偷懒越该好好教训教训。
《外地人在北京》 第二部分三分地养不了五只虎（2）
对老康笔者一直是挺客气的，一方面他是叔叔介绍的人，另一方面人家虽然是个头目，可活儿忙的时候一样脱光了膀子跟着一块儿干，工人们对他都挺信服的。可没想到工程干到一半的时候，麻烦就来了。
按图纸规定管道中途应该跨越一条河，图纸上已经注明采取地下穿越的形式，这样做管道安全、使用寿命也长。可建设单位却认为，地下穿越工期长造价高，不过是设计院想多挣设计费（设计院的设计费是按一定比例在工程造价中提取的，一般为工程造价的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设计院的级别不一样，提取的设计费比例也不一样），按建设单位的意思来一个地上跨越就完了。本来这种事开工之前就该解决下来，可他们都是国家机关，谁也不服谁，开工前就一直在为这事儿扯皮，管道已经修到了河边儿了，这点儿事还没搞清楚。他们决定不下来，我们自然没法干，于是不得不停工候命。后来听说设计院和建设单位为了这点儿事一直把官司打到所属的部里去了，等部里的决定下来，一个多月都过去了。
其实不管他们怎么折腾，跟笔者本人也没什么关系。干也好不干也好，反正笔者就那点儿工资，他们扯皮，笔者倒落了个清闲。一个礼拜去趟工地，平时就在家里歇着。
可不久笔者就看出老康他们情绪不对了。他几乎天天给笔者打电话，催问工期的事，看来真是着急了，也难怪，他们的工钱已经定了，耽误一天工期就是耽误一天的收入，不光耽误收入，老康还得吃、住、工资地往里搭钱。看着老康撮着手在工地转悠的样子，笔者也觉得心里不落忍。
“别着急，谁跟钱都没够？可谁也不能让钱吊死是不是？他们扯皮咱们只能干等着。”有一次笔者好心好意地劝他。
老康很无奈地看看我：“你没成家呢，饱汉不知饿汉饥呀。”
“哎呦！”笔者当时年轻，就见不得人家在面前哭穷。“对，你说得没错，我当然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难道你家里揭不开锅啦？怎么你也当了几年工头吧，连一个来月的工夫就撑不下去啦？不能吧？”
“我有四个娃儿，最小的才七岁，不干行吗？现在物价涨得这么厉害，手里有几万又有什么用？”老康看着冷清冷清的工地又摇头又叹气。
“嘿嘿。”笔者瞧着他的样子直笑。“谁让你生那么多的？自己破坏计划生育政策，你还有理啦？”
老康伸了伸脖子，没说出话来。
一个星期后笔者又去工地的时候，发现工人们的气色都不太好，有几个平时体质比较弱的一直在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