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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统地说“西方人是个人中心，个人第一位的”，可能是错的。成家了，西方人大多是以家庭为第一位的，实际上他们也很愿意让别人知道他们以家庭为第一位，家庭在他们个人之上，甚至在工作和国家之上——这才是西方文化的真相吧。我们的文化，却只是一味强调男子汉大丈夫事业为重，提倡舍小家为大家，仿佛爱家是自私的表现。这是一个对比。我们对家、对一个人、对家人的爱不是赞许，而是把它看成是私心加以批判。这实在是值得我们反思。
第二部分：在巴黎城市地标（1）
每一个城市都有灵魂。这些年住在上海，我知道，在东方明珠电视塔中，居住着一个粗糙的渴望一步登天的东方灵魂，而世贸大厦的尖顶中居住着一个渴望通过金融和贸易致富的灵魂。我们的城市日新月异，我们渴望和过去决裂，寻找新的精神和信仰，我们把“时代精神”挂在嘴边，我们总怕自己不够新，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我们天天在时代的河流里冲浪，试图把身上那些往昔的痕迹洗掉。实际上我们身上没有留下任何恒定的东西，我们对永恒的事物没有足够的兴趣。
伦敦和巴黎呢？情况完全不同。我住的伦敦大学国际公寓，靠罗素广场很近，我沿着国际公寓的外墙，往罗素广场走，沿途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历史。这里的房子大多上了年纪，它们很老，老到你从他们面前走过，一不小心就会踩上时间的印记。罗素饭店，这是一幢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古老建筑，它带着浓郁的维多利亚风格，静静地矗立在21世纪伦敦的内心。在它的斜对面，那临街的一排楼房，同样古老：法律改革家Samuel Romilly（1757－1858）的旧居，基督教青年协会创始人George Williams（1821－1905）的旧居，还有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诗人艾略特的旧居。实际上这样的建筑在伦敦比比皆是。一天，我和朋友L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附近散步，走到一处房子前面，他告诉我，那里曾经住过中国作家老舍，他说老舍在这里写作了《四世同堂》。我走进去看，那里现在是伦敦大学中国瓷器博物馆。不过L不是文学圈的人，估计他记错了。《四世同堂》是老舍抗战以后1940年代的作品，老舍应聘伦敦大学是1920年代，老舍在这里写的应该是《二马》。《四世同堂》反映的是抗战时期的北平生活，老舍不可能在1920年代写出抗战小说。《四世同堂》可能和美国有关系，1946年至1949年，老舍在美国生活了4年，其中至少第三部有确凿证据是在美国完成的。老舍在伦敦的时间是1924至1929年，其间先后在伦敦租住过4个地方，其中，他在圣詹姆斯花园这处寓所居住的时间最长，达3年之久。据说圣詹姆斯花园31号寓所，已被列为老舍故居，被英国市政府镶上蓝色“名人瓷牌”。
伦敦非常“旧”，但是比起来，巴黎要比伦敦更“旧”，这两座城市在建筑上都是非常守旧的。我朋友家所在的那条街，据说当初是巴黎王公大臣们居住的地方，每隔几步就能看见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某某曾经在这里居住。巴黎的地标建筑是凯旋门么？凯旋门很老，拿破仑在位时命令兴建，但是，拿破仑并没有活着看到这座建筑完工，这座建筑只是迎来了拿破仑的遗体。巴黎以它为中心，放射形地展开了十几条街，在巴黎漫步，在任何方位，你都有可能目睹它的英姿。 这座建筑的确非常辉煌，在傍晚的光线之下它总是熠熠生辉。
但是，它并不是巴黎的灵魂，包括埃菲尔铁塔。许多人去巴黎就是为了见见这个地上的钢铁怪物，我去了一点感觉都没有，它有什么美感呢？只是一堆没有魂灵的钢铁骨架。能够显现巴黎灵魂的建筑，那个栖息着巴黎的精神的建筑应该是圣心大教堂。它在高高的蒙马特山顶上俯瞰着巴黎，是它掌管着巴黎的精神世界。
伦敦也是如此。伦敦的灵魂建筑是圣保罗教堂和西敏寺。而我则对圣保罗大教堂更感兴趣，这座建筑是那样高大，它在伦敦的地位和圣心大教堂在巴黎的地位极其相近：你可以在城市的任何角落看到它高高的穹顶，它守护着伦敦的天空，每一个抬起头来仰望苍穹的人都会看见它，它在伦敦的天上，或者说，它就是天空的一部分。只要你不是那个只会埋头过世俗生活的人，只要你还会偶尔抬头仰望宇宙和苍穹，你就会受到它的感染。据说，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纳粹反复轰炸伦敦，圣保罗大教堂也遭到重创，但是，它高大的穹顶一直傲立着，始终没有倒下。饱受轰炸之苦、在死亡阴影中生活着的伦敦人，每天早晨起来，只要看见圣保罗大教堂的穹顶还高高地屹立着，只要看见阳光还在圣保罗大教堂上跳跃，就会重新燃起生活的信心、胜利的信心。
第二部分：在巴黎城市地标（2）
到伦敦之前我并没有对这座教堂有什么研究，但是，我还是在地图上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它，最后也在我的视线里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它——它那么宏伟，你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把它当地标了。
按教堂底层的介绍，圣保罗大教堂始建于公元604年，后在1666年的伦敦大火中被毁。现在的圣保罗大教堂是伦敦大火后重建的，它由Sir Christopher Wren（建筑家克托弗·雷恩爵士）设计，工程从1675年开始，直到1710年才告完工，共花费了75万英镑，35年时间。大教堂最有特色的部分是中央的圆形穹顶，直径达34英尺，高113英尺。它是世界上第二大圆顶教堂，第三高教堂。
在其内部参观，我被它内部空间的辽旷和悠扬震撼。据说，平时圣保罗大教堂内部是不允许照相的，但是，我去的时候，教堂正在修理，游客不多，管理人员似乎也松懈了许多。我也没有看到关于禁止拍照的提示牌，一般不允许拍照的地方，在游客进入的时候，检票员都会提醒，但是，这里没有，于是我便拍了不少照片。
大厅中的诗班席华丽庄严，可惜不能走近，只能远远地看了。不过， 参观者可以绕到诗班席的后面，看祭坛的陈设，祭台上摆放着一本翻开的英国二战阵亡将士名录，每一页都用塑料纸做了膜，因此参观者可以翻看、查询。我信手翻了几十页，那些名字，本来都对应着一个个年轻的生命，他们曾像我们一样活蹦乱跳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现在，它们对应的只是一些空无，那些年轻的生命已经在战争中死去。
绕出祭坛，诗班席侧面有一个楼道，参观者可以沿着这个楼道爬上教堂的穹顶，欣赏穹顶上的绘画，还可以到穹顶外面的晒台上远眺伦敦的天际线。楼道非常狭窄，许多地方只能容纳一个人上下，但是，想到可以到教堂的最高处，可以亲近伦敦的天际线，暂时的困难就都变得可以接受了。这条楼道又叫耳语道（Whispering Gallery），据说，沿途有一系列耳语孔，对着其中任何一个孔说话，所有的孔都能传出你的声音，这是非常奇妙的，据说情人们最喜欢来这里测试他们的爱情。站在圣保罗大教堂穹顶外的露台上，脚下是泰晤士河，对面是现代艺术馆，左面是著名的伦敦塔桥，右面可以望见滑铁卢大桥和伦敦之眼。这就是既古老又年轻的伦敦。
伦敦，在圣保罗大教堂建成之后，尽管经历了数百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以超高楼为特征的都市现代化浪潮，但是，它依然让自己的天际线低于圣保罗大教堂，圣保罗大教堂依然是伦敦天空最重要的守护者——伦敦没有让自己冒失地超过圣保罗大教堂的高度，它对圣保罗大教堂保持了真正的敬仰。
在欧洲旅行，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是宗教。欧洲文明是建立在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基础之上的，你在每一个乡村、每一条街道，都能看到教堂，教堂是它们的建筑中心，也是它们的社会中心。这一点我们只要听一下英国的国歌，God Save the Queen （King），就能完全领略。在英国有一半以上的人经常去教堂，绝大多数人觉得，上帝对于他们来说 “非常重要”。英国人自律、反省、虔敬的民族性格都是和他们对上帝的信仰分不开的。
欧洲能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重创中迅速恢复过来，保持了其文明发展的方向，没有堕入独裁、暴力之中，这种普遍的宗教信仰氛围起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欧洲文明是建立在基督文明基础之上。不过，欧洲又是平和的，欧洲国家都是政教分离的，他们保护宗教信仰的自由，同样也给不信教者以自由（这一点，他们做得要比许多无神论国家好）。
England on the River Cam
2004
第三部分：在英国个人信用
什么是社会信用呢？在中国，要相信一个人，他们依靠的是你的单位，你是那种大的有知名度的企业的正式员工，或者是国营的政府部门的雇员，可信度就增加了；在中国，一个人的信用是靠他的单位来获得的，是靠他的单位来证明的，它让每个人都得和单位捆绑在一起。在中国，人们很少用到公证处，倒是常常依赖单位获得信用证明，以至于中国出现了公证处也要依赖单位的情况。数年前，你需要一张父子关系公证书、一张博士学位公证书，你找到了公证处，但是，他们并不相信你手头的原始资料，而是要你的单位出一张证明，仿佛你的单位比那些原始资料更能证明你的儿子是你的儿子，你的学位是你的学位一样。
总的说来，在中国，无论是机构还是他人，都是不相信“个人”的，“个人”的信用差不多是破产了。你迁户口，你的孩子上学报名，你的车子办停车证，甚至到邮局领一张汇款，等等，事无巨细，大多都需要你的单位证明。单位不仅仅是你的衣食父母，还是你的信用来源，你没有机会和权利自己证明自己的信用。
在英国呢？情况完全反了过来，重要的是你自己证明自己。你证明自己的最重要文件是什么呢？你的资产，主要是你的银行信用卡账号，比如，你在英国租车，不必出示你的身份证件，你只要出示你的信用卡就可以了。在英国，信用的基础是你的银行账号，如果你没有账号，你在英国就呆不下去。为什么呢？合法的雇主都不敢雇用你，因为你没有信用的基础；守法的商户或者银行对使用大额现钞的客户非常谨慎，他们甚至会拒绝这种客户。有中国留学生在国内兑换大量现钞入境英国，然后在英国用这些现钞开立账户，试图把那些现钞存入银行却被银行拒绝的。我在剑桥办银行账户，咨询当地留学生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不要一次存入太多现钞，如果存款数大大超过你在英国实际所需，可能你的信用反而会遭到怀疑，他们反而会拒绝你。在英国，绝大多数银行，对客户的信用审查都很严肃，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客户越富有越好，他们首先要求客户的是信用，因为，一旦银行给你银行户头，实际上，银行就成了你的信用担保人，你可以开出支票，你可以在商家透支消费，你甚至可以用它来给其他人担保，或者在不需要任何抵押的情况下贷款。你用信用卡消费的时候，其实是银行在为你支付消费金，而你只是在之后通过结算向银行还款——如果你是没有还款信用的人，那银行的损失就大了。
那么银行又凭什么相信一个人的信用呢？如果你是英国人，最重要的是你的住所，你有固定的住处，这个住所就是你的信用来源。流氓者的危险就在于他没有固定的住处，别看他们有手有脚，似乎可以出力气养活自己，但是，他们居无定所，没有恒产就没有恒心，这样的人就不可能有信用可言。如果你有恒定的住所，情况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可能你暂时面临失业，或者你要领国家救济，你的住所也不是你拥有的只是你租住的，但是，这都不要紧，贫穷并不影响你的信用，这一点和富裕（大量现钞）不一定能证明你的信用是一样的。
在中国你的工作单位是你的最保险的通信地址，可是在英国你的住址是最有效的联络地址——中国人更相信单位，而外国人更相信你个人通过居住而建立起来信用。相信单位是因为单位可以赋予一个人社会地位和身份，这是集体文化的特征，把一个人放在一个集体（上下级、同事等社会关系）中，通过他的社会地位（社会的可监控性）来确立他的可信任度，这是中国的情况。个体文化不是这样，它试图通过你在这个世界上作为独立个体对空间的独占而证明你是一个有信用的在世个体——它直接把人的生存符号——居住——当作一个人的信用符号。
所以，在英国你要证明你的信用，你首先要向银行提供你拥有固定住所的证明，比如长期租房合同等等。在法国也是如此，你首先要拥有固定的住所，拥有了固定住所，你才谈得上找工作，或者寻求政府的帮助，申请政府补贴等等。事实上，法国政府常常在你申请签证的时候，就会要求你提供你在法国的居住证明，如果你短期入境，你就必须在入境前定好宾馆，如果你借住在朋友那里，那你的朋友要为你提供居住担保材料。
第三部分：在英国“以良心的名义反对”
在伦敦Tavistock Square我看到了甘地（Gandhi）像，英国人为什么允许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竖立敌人的像？他们如果不是真正地理解和钦佩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主张，对这个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让印度和巴基斯坦从英国殖民统治中独立出来的人表示了真正的敬仰，是不可能这样做的。甘地是印度独立运动的领导者、非暴力运动及其理论的创始人。“active nonviolence”（非暴力抵抗运动）在英文中有一个专有名词satyagra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