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红兵海外日记- 第6部分

第二部分：在巴黎和左翼学者共进晚餐

　　　　左翼学者J来接我吃饭，我在楼下等了足足半个小时他才出现。这倒不要紧，老实说，巴黎的地面交通常常拥堵，如果你自己开车赴约迟到，恐怕大家都可以原谅，我也原谅他。当然，如果你乘地铁赴约还迟到，那就没话可说了，乘地铁的人是没有迟到的权利的，比如你是上班，比如你是上学。因为在街上站着等了半个小时，我又没有手机，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问题耽搁了，抑或是出了什么事情不能来了，所以还是非常焦急。我倒宁可这位左翼学者和劳工大众站在一个阵线，乘地铁来了。　　　　
　　　　在剑桥的时候，曾经有位朋友在餐馆打来电话，他在餐馆边吃饭边等人，结果约会的人没有来，他自己带的钱又不够，要我去为他付款，把他从饭馆赎回来。想到这里，我就庆幸自己没有在饭馆等他。　　　　
　　　　等J最终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还是大吃了一惊，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迟到了：他开的是宝马车。要知道在法国的街道上，宝马车几乎是凤毛麟角，巴黎人开的车都很烂，都是那种灰头土脸、前额后屁股还有擦伤的小排量车，两座车居多，开着这样的宝马车在街上走路，当然要小心一些，谨慎一些。宝马是车里的资产阶级，不能在街上和无产阶级小排量车碰擦。　　　　
　　　　我按照国际惯例称他教授，J却说，不要称他教授，称呼他“知识工人”就可以了。为什么呢？难道教授不是独立思想的代名词吗？他说，教授在法国已经成了资产阶级中最落后的分子。我说那就称你思想家吧。他说，我只是“知识工人”，受雇于第四大学和学生，传授的只是知识。至于思想，第四大学是害怕的而且也是完全不需要的，因为第四大学只培养有知识而无思想的中产阶级后备军，他们只要知识不要思想，我在他们面前是一个受雇的工人。　　　　
　　　　我们去法兰西学院附近一家老餐馆就餐。J告诉我，这是一家家庭餐馆，员工就是老板，老板就是员工，没有剥削和被剥削。餐馆在一条弄堂口，看得出来离圣贤祠不远，出来的时候可以透过几条街道，看到圣贤祠的顶。餐馆门帘很小，向里走要下几级台阶，进门有个小小的门庭，看起来，这里不像是餐馆，倒像是一户普通居民家。里面是几间不大的餐室，有一个长廊，每间餐室大概只有普通家庭的起居室那么大，只能容纳一到两桌客人，特别的是这里的餐桌都铺着绣花的台布，而且餐椅是一些布艺沙发，墙上的画是有上百年历史的真迹，我这才意识到这其实是一家非常高档的餐馆。侍应生是一位老先生，据说，他就是老板，从他手里接过菜谱，果然，这里的菜贵得惊人。看得出来，我的这位知识工人朋友是经常来这里的，他和老板很熟。　　　　
　　　　席间我们谈起一些社会问题，J说，20世纪后半叶的无产阶级中产化运动已经严重损伤了巴黎工人的阶级意志，他们的阶级意识已经严重蜕化和腐蚀，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却一直处于上升之中，它不仅构成了资产阶级赖以自我认同的精神基础，也构成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倾向，这种阶级意识的不平衡构成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最严重的危机：资产阶级越来越藐视无产阶级，他们已经从文化上消灭了无产阶级，进而也消灭了自己可能在无产阶级革命中自我扬弃、发展的可能性。　　　　
　　　　J的谈话让我感觉，法国社会已经进入了末世，这个社会就要崩溃了。他的那套僵硬的概念，那套本本主义的分析，听来实在是非常可笑的。　　　　
　　　　当然，他的分析也不是全无道理。当今世界，无产阶级不仅仅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受到压迫，更主要的是他们受到金融资本的利诱和盘剥，银行通过塞贷款给那些青年的无产者，让他们成为不动产的负债主人，也把虚假的“中产阶级”身份标签和身份意识强加给了那些年轻无产者，从此那些年轻的无产者便带着“中产阶级”的自我意识被纳入资本主义金融体系，成为其中心甘情愿的被盘剥者，他们许多人要用一生的时间来还贷，一生都处于“负债中产阶级”状态之中，却不承认自己是无产阶级，这是非常可怕的当代政治景象。也因此，在我看来，无产阶级只是被去掉了阶级意识，他们的阶级身份丝毫也没有改变，从这个角度看，20世纪后半叶并不存在一个像他所说的“去无产阶级化”（无产阶级中产化）过程，　但是，他说的，无产阶级从文化上被消灭了，也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这种消灭又是极其复杂的，实际上，当代西方世界，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的社会竟然出现无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化，看起来是不合常情，而实际却非常合理。中产阶级意识的核心是反主流、反传统，资产阶级金融体系把中产阶级身份感强加给人们之后，也把这种中产阶级意识带给了人们，使他们反过来追求一种貌合神离的无产阶级生活方式，从而助长了无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化，但是，它并不显示无产阶级在文化上的自我造就和勃兴，因为它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意识带来的，相反它内里展现的实际上是一种中产阶级意识：他们实际是以“真假难辨中产阶级的身份”美化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甚至在生活中仿照这种方式，重建无产阶级风格——这丝毫也阻止不了他们对无产阶级文化的消灭。　　　　
　　　　当然，对此人们并不是全无抵抗的，从中游离出来的文化工作者，成了这种状况的反对英雄。比如，J。他们也的确构造了一种“反西方”的西方意识形态，这种意识，不仅仅强调无产者比有产者优秀，而且还强调女性比男性优秀、有色人种比白色人种优秀、边缘比主流优秀、东方比西方优秀等等。如果你生活在西方，你甚至会觉得这些的确是西方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好莱坞电影中的主角，有影响力的和主导性的主人公，经常出现女人、黑人，甚至东方人。有数部大片的“美国总统”角色是由黑人扮演的！（在好莱坞电影中，让黑人扮演总统、警长等决策者角色，让白人扮演助手、坏蛋、失败者等角色。）张艺谋是非常熟悉西方意识形态的，《十面埋伏》的故事情节，据说是两个男的追求一个女的，最后那个女的为了拯救情人献身——张艺谋非常清楚，在西方世界人们已经不再想看英雄救美女的传统故事了，相反，他们的意识形态是：女人拯救男人，甚至拯救世界，女人高于男人。不过，我们要看到这种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属性，电影中的黑人总统可能正是为了掩盖现实中没有黑人能够任总统的事实，电影中女性主宰者身份可能正是现实中女性被主宰身份的反面象征。


第二部分：在巴黎二战纪念碑

　　　　在法国和英国，看到很多一战、二战纪念碑，有许多，许许多多，有的时候，甚至是在一个小镇的街拐角，在一条小路的尽头，你在不经意之间，就会看到一座、两座。欧洲，这片在一战、二战中严重受伤的土地，它不仅把战争记在了脑海里，也把战争塑在了大地上。　　　　
　　　　欧洲的战争纪念碑，给我感触最深的是：它们的目的多不在于歌颂这些英雄的丰功伟绩，而是在感叹那些年轻生命的消逝，为那些鲜活的生命被战争摧毁而悲痛。这些纪念碑，是矗立在大地上的一个个母亲为死去的儿女的叹息，而大多不是对那些牺牲者的颂歌——它们一点都没有鼓励人去做战争牺牲者或者战争英雄的意思，相反它们是在为死者哀恸和惋惜，它们告诉人们战争的残酷，告诫我们再也不要战争，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只有永恒的生命损伤，通过战争来解决纷争，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对于人类来说，都是悲剧。看看那些碑文，你就会深深地感悟到，为牺牲者所唱的赞歌并不能告慰亡灵，也不能抚平失去儿子的母亲、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父亲的孩子们那伤悲的心！逝去的人最想要的是回家！母亲、妻子、孩子最想看到的是远行的亲人的归来，而不是对死亡者的赞美。　　　　
　　　　当然，我们将永远地记住那些为正义而献身的人，也将永远地憎恶那些因邪恶目的发动战争的人，虽然现阶段的人类有时还不得不被迫遵循战争的法则，但是这并不构成以暴力对待暴力、以绞杀对待绞杀的战争逻辑的歌颂。　　　　
　　　　在伦敦一座普通的街心花园，我看到一棵广岛死难者纪念树——心里不禁感动。战争的胜利者，为失败者的死难感到哀恸，他们纪念那些在战争中死难的“敌人”，这是他们的大道德了。这样的人民有福了，上帝将保佑他们，赐给他们永恒的和平。因为他们的悲悯已经越过了战争“胜负二分”的逻辑，“正义和邪恶二分”的逻辑；他们知道，战争中没有胜利者，所有的“人”都是战争中的失败者，所有的死难都是值得同情的宝贵生命价值的消失。在普茨茅斯海军纪念馆参观的时候，馆里展示了一位英国将军说的话：在战争中谁也不能成为胜利者。不记得那位将军的名字了，但是，他的话的确是深刻的，一位军人，能这样看问题，实在是难得。　　　　
　　　　在剑桥，我看到一个年轻人穿着军装，整装出发的雕像。那是一个早晨，被咕咕的鸽音唤醒了——有时候非常羡慕剑桥的鸽子，无论在什么地方，甚至在摩肩接踵的人流中，它们都是闲庭信步的样子。看着它们自由自在的身影：也许它们才是剑桥真正的主人吧。信步走上剑桥的街道，街上还没有人，晨曦的光已经照在远近的屋顶上了，但是，那光还是冷着的。昨晚放了半个小时的焰火，地上竟然一点没有焰火的纸屑，惊叹英国人的效率。Hill路。蓦然间，便看到了他，他在晨曦里，正大步向着镇外走去，但是，很显然地，他在回首望着什么，他是一个剑桥大学的学子，也是一个即将出征的士兵，他要代表剑桥人走上战场，从此他就要和这里的书斋生活告别，从此他就要和这里的和煦的晨曦告别，晨曦中他在频频地回首，他对剑桥的留恋是那么深切啊，和他大踏步走向战场的绝决是一样的，他对和平生活、书斋生活的眷恋啊，和他远离家乡去异国参战的决心是一样的。　　　　
　　　　我在想象，如果是在东方，我们会有一座这样的雕塑吗？会有一座着力展示出征学子对和平生活的留恋的战争纪念碑吗？我们的大地上矗立着无数的丰碑，但是，这些丰碑展示的只是渴望战斗、渴望杀敌的铁血战士，是一去不回头的勇气。对和平的向往和留恋，并不是怯懦，剑桥人并不怯懦，按照Jonathanholmes的统计，单是剑桥大学女王学院在二战中就失去了116名青年学子，在Jonathan　holmes收集的名单中还包括一名叫Pe　Tsun　Yen　（1934）的中国青年。但是，剑桥人带着和平的渴望去战斗，剑桥人也认同这种价值观——他们让他们的战士在出征的征途上频频回首，回望剑桥。　　　　
　　　　在怀特岛（英国南部、毗邻普茨茅斯）的沙滩边，有一座二战纪念碑，这座纪念碑的碑文没有说谁是永垂不朽的，谁是永远伟大的，它单单只是刻着“为那些在战争中没有归来的”。多好的话啊，那座纪念碑，刻着那样的字，它耸立在海边，就像一位母亲，在等待着出征的儿女从战场上归来，她在海边久久伫立，不愿意相信她的子女再也不能回来了，那“为那些在战争中没有归来的”字迹就像它的心脏，一直跳动在大海边。每一个路过的人，都会为这样的母亲而落下同情的泪水，每一个有血肉的人都会为这样的“等待”而永远地憎恶战争，永远地祝祷世界和平。　　　　
　　　　在欧洲，看多了战争纪念碑，觉得它们有个共同特点：它们多在悲悼那些无名的生命而不是在赞美那些战争中的英雄——它们是反战的战争纪念碑。巴黎的凯旋门上自然镌刻着将军们的名字，但是，地上卧躺着的，那个永远有灯火在祭奠，永远有鲜花在痛悼的却是一位无名战士；伦敦格林公园里的加拿大战争纪念碑，它雕刻的是一些飘零的枫叶，那些被水流冲走的枫叶象征了在战争中死去的无名生命；海德公园附近一座战争纪念碑，雕刻了一座躺在地上的无名尸体，让人看到的是战争的残酷，它告诉我们战争不是建功立业的地方，而是血腥的死亡之地。让我们学会宽容吧，只有宽容，宽容到“爱你们的仇敌”的宽容，才能化解仇恨的坚冰，让仇人握手，让憎恨无处藏身。


第二部分：在巴黎欧洲博物馆里的“异国珍品”（1）

　　　　参观卢浮宫、大英博物馆、伦敦TATE艺术馆等，我同时也看到，英国和法国社会对异国、异质艺术的珍视和渴望。卢浮宫的藏品中，有大量是来自他国的，大英博物馆中的藏品同样如此；伦敦TATE艺术馆中的藏品，我没有做过详细统计，但是，从展出的来看，它们中超过一半是来自对岸的欧洲大陆，而不仅仅是英国艺术家作品。我在这里不谈他们是怎样得到那些异国艺术品的，有购买，其中当然也有掠夺，这是应当另文谈论的问题。我这里想谈的是一个国家对异质性文化精神的接纳，对本国以外、人类历史的知识兴趣。相比较而言，中国大地上，几乎没有一个艺术馆有这样的胸襟——把他国的异质性艺术品当作馆藏珍品加以收藏和展出，北京故宫博物馆（有外国时钟馆，但那是特例）、上海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河南省博物馆、广西省博物馆等等，都没有专门的外国艺术展厅。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历史性地——忽视了他国、异质艺术品的收藏。没有收藏，同样也就不会有借鉴。我们对他国艺术品没有收藏的兴趣，又哪里来借鉴、学习、融合的兴趣呢？我们可以说卢浮宫和大英博物馆藏品部分来路不正，但是，同样是掠夺，有些国家想到了要别国的文化和艺术，而有些国家只是想到掠夺金银财宝，相比较而言后者就等而下之了许多。　　　　
　　　　反观大英博物馆中的许多东方大型藏品，在那个时代，要运输那样的物件，跨越千山万水，所要付出的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