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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毛泽东1948年12月30日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见《毛泽东迭集》第2版第4卷第1376—1377页）
［解析］
《伊索寓言》是一部古希腊民间流传的讽喻故事。相传为公元前6世纪一个名叫伊索的被释放奴隶所作，后被人收集在一起，并加入了后代其他民族的故事而流传下来。全书共收故事350余篇。许多小故事如《龟兔赛跑》、《狐狸和葡萄》和《农夫与蛇》等成为人们熟知的典故。
1948年底，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发生了根本变化。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正处于节节胜利之中，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由长期的劣势转入了优势。这时候，毛泽东在西柏坡应邀为新华社撰写1949年的新年献词，开头第一句就是：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则大谈其“光荣的和平”的论调，说“政府曾努力追求和平，由于和平不能实现，不得已而用兵，用乓的最后目的仍在求得和平的恢复”等等。美国的官方人士也赞誉此种声明。于是，毛泽东把自己的献词起名为《将革命进行到底》，从而指出了中国人民在新的一年里的奋斗基调。
文中特地引用《伊索寓言》里“农夫与蛇”的故事，提醒人们记住因可怜冻僵的蛇而丧失性命的农夫的“遗嘱”，更何况，在中国土地上各种各样的“蛇”，虽然“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还说：“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而且老老实实地认为：凡是耍着花腔。说什么要怜惜一下这类恶人呀，不然就不合国情、也不
够伟大呀等等的人们，决不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像蛇一样的恶人为什么要怜惜呢？”借农夫与蛇的故事，谈中国人民当时的政治选择，确实是生动而恰当的。四个月后，毛泽东又在《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中提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也是他“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的思想的表现。
119。神话与现实（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原文］
大家知道，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宝库，而且是它的土壤。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在印刷所广场旁边，砧码还成什么？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这是希腊艺术的素材。
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变得愉快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铣力，同他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它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它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不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
——摘自马克思《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3—144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想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这种神话中的（还有童话中的）千变万化的故事，虽然围为它们想象出人们征服自然力等等，而能够吸引人们的喜欢，并且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马克思），但神话并不是根据具体的矛盾之一定的条件而构成的，所以它们并不是现实之科学的反映。也就是说，神话或童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
——摘自毛泽东1937年8月《矛盾论》（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1页）
［解析］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写成于1857年9月，它是马克思为计划要撰写的一部经济学巨著所作的《总导言》的草稿。这个草稿在当时并没有完成，也没有公开发表，《导言》的手稿，是1902年才在马克思的遗稿中被发现，1903年在柏林的《新时代》杂志上首次发表。除这篇导言外，马克思还于1859年1月写了一篇《（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同年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一起在柏林首次出版。
在这两篇文章中，马克思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作了比较集中的论述，进而对人类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关系作了科学的论述。他认为，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精神生产受现实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制约。例如，正是由于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才决定了希腊人的神话幻想，才形成了古希腊神话中对自然和社会的观点。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随着许多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人们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的神话就消失了。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艺术的一定的繁荣期能创造出一种对后人来说高不可及并具有永久魁力的艺术形式，可当时的生产力较后来却落后得多，这说明社会物质的生产同精神艺术的生产并不是绝对平行发展的。上面所引的马克思的两段话，即体现了这一辩证的观点。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着重是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角度来引用马克思的话的，古代神话传说是阐述他的关于主客观关系的矛盾学说的一个例证。他从事物的矛盾关系入手，来界定神话的本质特征，即：对现实是科学的反映还是非科学的反映；其矛盾构成的诸方面是具体的同一性还是幻想的同一性，正是这种辩析方法，使毛泽东在中国远古时代的“夸父追日”、“羿射九日”和文明时代的《西游记》、《聊斋志异》这两类神话传说中，发现一个共同特征——“幻想性”。其次，依据反映论的观点，毛泽东特别注意到神话传说与现实世界的“同一性”，幻想本身也是现实社会的一种反映，它是借助想象来表达人们同现实的关系的一种特殊方式。
20。早日汇编印出，不胜企望（读《逻辑学论文集》、《逻辑丛刊》）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高智同志：
请你在上午找一本1956年一月号的《新建设》；再将《哲学研究》1957年全年六期（第四期已到）找来为盼！毛泽东六月十九日上午七时
《新建设》1956年全年各期，1957年全年各期都找来，更好。马特和周谷城两篇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在江青那里，请给我于上午找来。
──摘自毛泽东1958年6月19日致高智信（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32页，三联书店19S6年版）
康生同志：
信收到。就照那样办吧。我有兴趣的，首先是中国近几年和近数十年关于逻辑的文章、小册子和某些专著（不管内容如何），能早日汇编印出，不胜企望！姜椿芳同志的介绍甚为有益，书目搜编也是用了功的，请你便时代我向他转致谢意。
毛泽东
七月二十八日
——摘自毛泽东1959年7月28日致康生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65页）
［解析］
阅读逻辑学书，关心有关逻辑问题的学术讨论，这是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一个侧面。逻辑是思维和表达的工具，世界上第一部逻辑学著作便是用《工具论》来命名的。毛泽东十分重视方法、工具的掌握和运用。他重视哲学，爱读逻辑学书，提倡学习逻辑知识，也是出于对“工具”的考察和获取的愿望。
1956年2月号《新建设》发表周谷城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引起学术界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从《新建设》扩展到《哲学研究》、《人民日报》等报刊。毛泽东始终注意各种观点的讨论文章，跟踪阅读，广收博览。前面引述的他给机要秘书高智的信，便是一个例子。
据高智回忆，毛泽东当时是在研究形式逻辑。信中所说“马特和周谷城两篇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分别指《人民日报》1958年4月15日刊登的马特《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6月14日刊登的周谷城《六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略答马特》。马特的文章是对讨论情况的综述，但带有倾向性，而且把争论看作“两条不同的学术路线的斗争”，批评周谷城、王方名的观点“是一条逻辑理论中的修正主义路线”。附带说一句，在那次讨论中，马特是坚持斯特罗果维契观点的主要代表。周谷城的《六论》与马特的文章是针锋相对的。
周谷城的文章刚登出，毛泽东就请周谷城从上海到北京中南海来共同讨论逻辑问题。6月17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同周谷城专就逻辑问题进行了长谈。毛泽东对逻辑问题的讨论移到《人民日报》上展开这个新情况十分关注。他认真读了这两篇文章，并把这两天的报纸收藏起来，留待仔细研究。
毛泽东借《新建设》和《哲学研究》，显然也是查阅有关逻辑学方面的文章。有关逻辑问题的讨论最初是在《新建设》上展开的。毛泽东要该刊1956年第1期，可能是想了解讨论开始前的情况。在他这张条上开列的刊物中，关于逻辑的文章，《新建设》上有15篇，《哲学研究》上有2篇。
1958年7月1日，在毛泽东开列的一张索书条上，要该年“一至六月的《哲学研究》”，可能是继续查有关逻辑学的文章。
196O年3月24日，毛泽东向其他同志推荐《哲学研究》1959年第1期和第12期，1960年第1期和第3期。毛泽东还建议政治局委员人人都订一份《哲学研究》。当然，这一时期，毛泽东关心的主要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讨论，感兴趣的主要是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的文章。这期间的《哲学研究》上面有关讨论逻辑问题的文章，可能他也都看到了。
在这次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过程中，毛泽东多次邀集有关人士谈逻辑问题。1957年4月10日以前在上海和周谷城谈过一次，同年4月11日和周谷城、王方名、金岳霖等谈过一次，1958年6月17日晚上和周谷城又谈一次。除了这些之外，毛泽东还多次召集理论界的有关人员聚谈当时讨论中提出的逻辑问题。
1957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康生、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田家英等聚谈过一次逻辑问题。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反复强调了两个观点：一是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之间没有低级、高级之分（毛泽东还举了很多例子进行说明）；一是形式逻辑是普遍运用的，没有阶级性。
1958年6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再一次聚谈逻辑问题。参加的有康生、陆定一、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周谷城。从下午5时45分一直谈到晚上11点半。
由于关注逻辑问题的讨论，毛泽东感到有必要把有关文章和专著汇集起来，便于人们系统的了解。于是，他在1959年7月28日给康生的信中提出了这件“有兴趣的”的事情，希望“早日汇编印出”。
毛泽东提议编印逻辑论文集和专著，事实上并非在给康生的这封信中才提出的。根据章士钊1959年5月为重版《逻辑指要》所写的序言来推断，早在5月份以前已分别着手做这两件事了。章士钊在这份后来未用的序言（手稿）中说，”近日”中央政治研究室逻辑组和人民出版社哲学组的同志为重印《逻辑指要》的事宜“见访，并提示校勘质疑若干条，知两君已于鄙著浏览有素自后，余自行拎阅一遍，稍有增改”。5月份章士钊已把《逻辑指要》全书校改完毕。逻辑学文章篇目的“搜编”自当也已基本完成，送毛泽东阅览。当时这两件事是由两个单位分工做的，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分工负责收集、编辑逻辑学论文集，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分工负责挑选、编辑逻辑学“专著”。姜椿芳当时任编译局副局长，编辑逻辑学论文集的工作即由他负责，“书目搜编”可能指的就是搜集编印的论文篇目。所以，在7月28日给康生的信中，毛泽东向他“转致谢意”。
毛泽东说逻辑学论文篇目的“搜编也是用了功的”，大概指其搜集的篇目数量上齐全，编排上既照顾到了发表时间的先后顺序，又照顾到专题性。在此之前，《哲学研究》编辑部编过一本《逻辑问题讨论集》，于1959年4月出版发行。但这个集子“并不是把所有的逻辑文章都选入”，甚至有些争论中的文章“也未收入”。要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逻辑学研究的全貌、争论的背景，只读这个“讨论集”是不够的，因而需要另编一套“论文集”。姜椿芳等人编的《逻辑学论文集》，收入了1953年以后发表的全部逻辑学论文，共150篇，分为六集。其中第三、第四集是两个专集。第三集收入的主要是苏联译文，第四集收入的主要是数理逻辑和中国逻辑思想史论文。这套论文集1959年8月印出，可惜始终未公开出版。
中央政治研究室的逻辑组担负起了挑选“专著”的任务。他们编的一套《逻辑丛刊》，由三联书店出版了。这套书共11本。分别是《逻辑与逻辑学》（潘梓年著）、《逻辑》（金岳霖著）、《逻辑指要》（章士钊著）、《新论理学》（张子和著）、《名学纲要》（屠孝实著）、《名理探》（傅汎际译义，李之藻达辞）、《穆勒名学》（穆勒原著，严复译述）、《名学浅说》（耶方斯著，严复译）、《辨学》（耶方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