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作者不忆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
——摘自毛泽东1965年8月5日致康生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3页住［2］）
［解析］
章士钊（1882—1973），湖南长沙人，字行衍，又字行严。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宣传革命派主张。辛亥革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学校校长、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司法总长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从1960年开始着手撰写专门研究柳宗元文集的著作《柳文指要》，到1965年完成初稿，达100万字。全书分上下两部。上部是“体要之部”，照柳宗元原文编次，逐篇加以探讨，包括评论，考证、校笺等几个方面；下部“通要之部”，按专题分类论述有关柳宗元和柳文的各项问题，如政治、文学、儒佛、韩柳关系等等。作者对柳宗元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引用了大量的材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书中对唐朝永贞政变作了评价，充分肯定了二王、八司马的政治主张。作者从各方面论证了柳宗元在历史上的进步性，特别是在韩柳对比中，竭力褒扬了柳宗元“以民为主”的思想，驳斥了韩愈“以民为仇”的谬论。全书对柳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作了详尽分析，并对有关的论著，一一加以介绍和评论，为柳宗元的研究提供了不少线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称之为“解柳全书”。
文学史上，韩柳并称，但二人的思想却是对立的。毛泽东推崇柳宗元，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他是历代诗文作家中不多见的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和进步的历史理论建树的人，而且还是中唐掀动政坛风波的王叔文政治集团中的核心人物。毛泽东得知章士刽在撰写《柳文指要》后，便说自己也爱读柳文，请章士例将书稿送他先睹为快。1965年6月，章士钊先后把100万字的初稿给毛泽东送去，毛收到后，派人给章士钊送去桃杏各五斤，并附上一信：
行严先生：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今奉上桃杏各五斤，哂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含
之同志身体如何？附此向她问好，望她努力奋斗，有所益进。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毛泽东逐字逐句地读了《柳文指要》，并亲自修改了若干处。“义正词严，敬服之至。”这是毛泽东的初步评价，到7月中旬，毛泽东已把《柳文指要》上、下两部通读一遍。于是，他又写信给章士钊，谈有关《柳文指要》的事。
行严先生：
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柳文上部，盼即寄来。
敬颂
康吉！
毛译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信中“指要”、“柳文”，都是指《柳文指要》。这里指出了这部书稿的根本缺陷。信中所说“友人”，是指康生。康生当时是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再次索要他已读完归还的《柳文指要》上部，也是为了把上、下两部一并送给康生看。
8月5日，毛泽东把全书送给康生时附了我们在前面摘引的那封信，除重申了“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这一缺陷外，着重肯定了《柳文指要》的优点。这年12月，康生读完该书稿，给毛泽东写了封信，说：“85岁的老先生尚有精力作此百万巨著，实非易事。我读完之后，觉得主席8月5日信中对此书的评价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确的。此书翻永贞政变之案，申二王八司马之冤，扬柳子厚‘以民为主’的思想，斥韩退之‘以民为仇’的谬论，确有新鲜引人入胜之处，此书也有缺点，如著者不能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柳文，对柳宗元这个历史人物缺乏阶级分析，对社会进化，以为‘承新仍返诸旧’，‘新旧如环，因成进化必然之理’等等。”最后说：“对于一个没有研究马列主义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显然，这些评论，都是学毛泽东的，并无康生自己的观点。
接到康生的信后，毛泽东子1966年1月12日把书稿退还给章士刽，还附上一信。他写道：“大著《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读完交来，兹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见，是否妥当，请酌定。”在信尾，毛泽东又加一个附注说：“附件两纸，另康生同志来信一件，均附上。又及。”毛泽东把康生的信原封不动连带信封一起转给章士钊，信封原是康生写给毛泽东的，上书：“请交主席康生寄。”毛泽东把“主席”二字勾去，亲笔在旁边写上“章行严先生阅”，这必是康生始所未料的。因为康生一拖再拖，本意是不愿该书出版的。
本来，到此一切问题算解决了，《柳文指要》终于可以问世了。但刚刚送到中华书局，“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在那摧毁一切旧文化的混乱年月中，章士钊或许是感到自己的著述与当时的气氛不协调，于1966年5月10日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信中说：“我今日看到《中国青年报》说：我们一定不放过邓拓这一伙，一定不放过一切牛鬼蛇神，《工人日报》亦如是云。于斯世也，天下执笔之士，不能以我与邓拓原不相识，强自宽解，而须将自己之一字一句严行琢磨，是否未厕于一切牛鬼蛇神之列。”正是从这一心悸难测的情境出发，章士钊在这封信中对自己的《柳文指要》进行了自我批评。他说：“我的所谓指要，纯乎按照柳子厚观点，对本宣科，显然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文艺僵尸涂脂抹粉。这一类著作，投在今日蓬勃发展的新社会中，必然促使进步奋发的农工新作者，痛加批判，立□体无完肤。”这个检讨，自然是根据当时的大批判气氛，强化了毛泽东在1965年7月18日给章士钊信中所指出的缺陷。其强化之辞，未始没有违背本意的因素。
毛泽东对《柳文指要》的态度，是一贯的。并不因“文革”的开始而加以改变。他在章士钊信中有关自我检讨的几句话旁边批注道：“此语说得过分”，“要痛加批判的是那些挂着共产主义羊头，卖反共狗肉的坏人，而不是并不反共的作者。批判可能是有的，但料想不是重点，不是‘痛加’”，“何至如此”等等。这或许从一个侧面反映，毛泽东当时首肯的意识形态的大批判，主要是针对“党内走资派”的。确实是学术问题，且又是党外民主人士的著作，他的态度是较为冷静的。
章士钊在信未说，请主席给他三年时间，补习不可不读的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然后将其《柳文指要》一书重行订正，再付粹印行。对此，毛泽东批示，将此信送刘少奇、周恩来阅，给康生阅，再与章士钊先生一商。又说，《柳文指要》一是照原计划出版，一是照章先生所提，假以一、二、三年时间，加以修改，然后印行。毛泽东写这个批示的时间，是1966年5月17日，也就是发布“5．16通知”，标志“文革”正式开始的第二天。
很可能是由于康生的意见，或者是由于当时急速发展、变化多端的形势，《柳文指要》的出版与否，不可能提上日程。反正是搁下来了。本来，在那样的日子里，出版一本缺少唯物史观来研究老古董的著作，是难以想象的。
当“文革”的狂暴逐渐减弱，转为“斗、批、改”的时候，章士钊又重新提出了《柳文指要》的出版问题。此时大约是1970年，本来毛泽东已批准同意出版，中华书局也已排版，但此时的康生已窃取中央要位，见《柳文指要》最后要出版了，他横生枝节，提出要作者改变观点，将全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修改一遍，才能出版。章士钊得知康生意见后，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长信给毛泽东并康生，断然拒绝按康生意见修改全书。可惜这封信已找不到，章士钊女儿章含之有残存半截草稿，从草稿中可见其当时心情十分激动，修改处墨迹极淡，显然是墨未研就就下笔了。信的草稿中说：“根据康生的意见，看来原作不加改动断不可，即为社会必须扫除的秽浊物，哪里还谈得上出版。”又嘲讽他说：“夫唯物主义无他，只不过求则得之不求则不得之高贵读物。”还说，“我未信人类有不可变更的观点，亦未闻天下有走不通的道路。为此请求主席恕我违抗指挥之罪（章旁注：指不改变原稿），并赐我三年期限补习必不可不读的马列著作以及全部毛选，如果天假之年能达九十六阙比时，谅已通将《指要》残本重新订正准即要求版行公之大众，不望无暇，庶乎少过。我之此一请求出于十分真诚。临纸无任惶恐。待命之至，未肃顺致崇棋。康生副委员长均此未另。”
这封信，使《柳文指要》于1971年9月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共14册。这自然是毛泽东促成的结果，他批转康生等研究处理，康生等骑虎难下，只好做个顺水人情。1971年8月14日，章士钊以90岁高龄续写该书《通要之部续序》时，喟然叹曰：“柳文重发光艳，殆起于1949年之大革命初期，倘无毛主席著作发扬，决不会有崇柳风尚。”
《柳文指要》的出版，自是波折起伏。但毛泽东对这部鸿篇巨制的兴趣之大，阅读之细，评论之中肯，则是值得称道的。他读一遍后说还要再读一遍。还认真把书稿中的错别字改掉，提出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1966年3月，章士钊以86岁高龄撰写《柳文指要》跋时，便有“上部缮就，以示一二友人，猥蒙检阅一过，除指点要义，并改正错误外，犹承说明序言引何义门讥朱竹坨辑《明诗综》例之未得其正，负责述作，无须自贬到怕人笑破口云云，吾谨受教”之语，足见毛泽东在该书上所花的功夫。从一般的文学史研究角度而言，他认为这部著作写得不错，“义正词严”，观点“颇有新意和引人发聩之外”，”可谓解柳全书”。具体说来，毛泽东推重的是该书“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外”。这些，体现了毛泽东对柳宗元及其相关的文学现象、政治现象，与章士钊相通的评价倾向。
褒贬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事实上有不同的角度和标准；取一致评价倾向，不一定表示不同的评论者有相同的历史观和思想方法。当毛泽东用自己的观点来分析柳宗元及其相关的文化现象时。他深感《柳文指要》的“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作者不懂唯物史观，子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不可能做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柳文，因而在具体论证时缺乏对柳宗元这一历史人物的阶级分析，过分夸大了他在历史上的进步性。对此，毛泽东并不企望章先生一下子改变他的世界观。同时明确告诉作者：“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章士钊也深感自己的著作会有不足之处，在全书的总序里表示，当世硕学，如有所匡正，得以读易补过，“何时获知，当即力事补正”。（本条目诸多事实材料引自章含之回忆文章，
117。文事随经济、政教而变化（读章士钊《柳文指要·跋》）
［原文］
存其利而去其害，即不啻表显文化进步之正当规律，从而人心翕习，童叟无违，事有固然，毫不足怪。此一新兴文运，上同象魏之悬，下无宗派之争，雍容榆扬，行见永远相持于不敝。斯诚游夏神游于文学之表，所莫赞一辞，而是迅然别开一新纪元，以与古文相行而特显其长，即不多论。
——摘自章士钊《柳文指要·跋》手稿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大言小吉，各适其域。工也，衣也，商也，学也，兵也，其中多数人，皆能参与文事之列。经济有变化，反映经济之政教亦将有变化，文事亦将有变化。一成不变之事，将不可能。
──毛泽东1965年8月读章士钊《柳文指要·跋》手镐的批改（见乔东光《毛泽东与（逻辑宿要）、（柳文指要）》，《瞭望）1985年第52期）
［解析］
毛泽东认为，《柳文指要》缺少唯物史观，作者在该书跋文中所论韩柳倡导的明白晓畅的古文运动之兴起与贡献，即可视为一例。在书中其他地方，作者进而提出“承新仍返诸旧”，“新旧如环，因或进化必然之理”的历史循环观点。基干此，作者一方面提出古文运动乃一“新兴文运”，“别开一新纪元”，但又认为它是“存其利而去其害”，乃传统古文之“事有固然”。毛泽东似乎不满足于这种囿于文学形式本身的存废因循来评价古文运动，特意删掉其中“永远相持于不敝”几字，加写了前面引述的这段话，这就把评价的重心，放到文学与经济、政治，文学与一般大众的关系上面。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经济、政治决定文化的历史主义观点。
118。我们记住了这个农夫的遗嘱（读《伊索寓言·农夫与蛇》）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人民的敌人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了（请读者记着，这种可怜相，今后还要装的）。应该怎样来对付这些君子国的先生们呢？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奏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侵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