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治疗过程中的可能出现的“移情”
，医生通常是束手无策的。 弗洛伊德最初的合作者布洛伊尔（Breuer）
，就是因为被病人在移情作用下产生的幻觉弄得十分尴尬而放弃了对病人的治疗。 弗洛伊德本人的对策也仅限于向病人指出这种情感源于其对父亲的感情，从而把病人的注意力引向对往事的回忆，至于病人能否因此走出困境，那又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一些医生主张寄希望于病人的“健全常识”
，主张命令式地和毫不客气地对病人指出“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你必须”怎么怎么样。 另一些医生则十分刻薄且不负责任地说：“当病人的钱用光了的时候，这种移情自然也就结束了。”这样，对病人的治疗便成了一场儿戏或一句空话。但荣格却希望在治疗上找到一条积极的出路。“我的病人早就没有钱了——如果她确实曾经有过一点钱的话——但我却好奇地想要知道：天性（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将会发明出什么样的方法解开移情的死结……我向她建议说，我们至少应留意一下未被我们优越智慧和自觉计划污染的心理领域中所发生的运动。也就是说首先应留意她做的梦。”
结果恰恰是在病人做的梦中，荣格获得了帮助病人走出困境的启示
43荣格：神话人格
荣格说：在病人所做的梦中，出场的演员几乎毫无例外地总是病人本人和医生。 医生的形象在梦中有很大的改变：“有时候他具有超自然的体形，有时候他显得很老很老，有时候他类似于她的父亲，但与此同时又总是奇怪地与自然交织在一起。”例如有一个梦是这样的：
她父亲（他本人身材其实比较矮小）
和她一起站在一座小山顶上，周围都是麦田。 站在他身边，她显得很小很小，而他却仿佛是一个巨人。他把她像小孩子那样举离地面，抱在手中。风吹拂着麦田，随着麦浪在风中摆荡，他也在手中摇晃着她
荣格说：他能够从这个梦以及病人所做的其它梦中辨认出许多东西。“第一个印象是她的无意识正毫不动摇地抓住我就是父亲兼情人这一观念，从而我们正力图解开的那个致命的纽带反倒加倍地牢固了。 其次，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会看出：无意识总是特别地强调着这位父亲兼情人的超自然的、几乎是‘神圣的’性质，因而进一步突出和强化了因移情作用而产生的过高估价。”
荣格因此自问：病人是否至今不明白她的移情倾向所具有的幻想性质？或者，是不是即使明白了这一点，也根本无法改变其无意识中的这一倾向。 在万般无奈的时候，荣格不止一次地考虑过诉诸病人的“健全常识”
，试图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一劳永逸地结束他和病人之间这种精神上的关系。“然而当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掂量着这些梦的时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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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仿佛灵光一闪地看到了另一种可能。 我对自己说：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梦始终在用我和病人在我们的谈话中都已经十分熟悉的那些隐喻在说话。 病人无疑懂得她的移情倾向所具有的幻想性质。 她知道我在她心目中是一个半人半神的父亲兼情人；而且，至少从理智上，她完全能够把这一形象与实际的我区分开来。 这样，这些梦明显地是在重复着她自觉意识到的那些东西，只不过从中减去了自觉的批判精神。“
换句话说，这些梦始终在顽固地与“健全常识”相对抗，并顽固地坚持其幻想的立场。“我因此在心里自问……无意识的这种冲动，会不会仅仅是表面上指向某个人，而在更深的意义上却是在指向某个神？这种对神灵的渴望会不会是一种从我们内心最黑暗的深井中，从我们本能的天性中汲取出来的激情——它一直没有受到任何外部影响，其深邃和强烈都远甚于对某个凡人的爱？
这会不会正是我们称之为‘移情作用’的那种不恰当的爱的最高和最真的意义之所在？它会不会多多少少体现了自十五世纪以来就被我们意识遗忘了的‘对神的爱’（Gotesmine）？“
尽管这一新的假设并不完全被病人所认可，尽管病人仍宁可相信医生的形象是父亲兼情人的形象（并且正因为如此便为她提供了一种解决冲突的理想方式）
，病人理智上的敏锐却使她能够欣赏这一全新的假设，并同意这在理论上并不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意想不到的事情居然发生了：差不多是在病人不知不觉的情况下，病人对医生的移情一点一点地被釜底抽薪了，而与此同时，她和某个男朋友的关系却加深了。 最后，病人终于走出了长期沉溺于其中的感情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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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获得了精神的独立和解放。这一病例对荣格显然是意味深长的。 在《自我与无意识间的种种关系》中，荣格用很长的篇幅，详细地描述和分析了这一病例。 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通过这一病例，我意识到梦并不仅仅是幻想，同时也是内在精神发展的自我显现，正是这种精神发展使病人的心理能够逐渐地成长和摆脱那种没有精神支撑点的个人纽带。”
这一发现使荣格的职业生涯进入了成熟的阶段。 他终于有了自己独特的治疗理论和治疗方法，这一方法并不排斥弗洛伊德的治疗方法，却显然超越了它的狭隘和局限。 它更多地从“目的论”而不是“决定论”的角度考虑到病人人格发展的需要，特别是考虑到病人人格发展过程中有很大意义的宗教需要。 但荣格并不固执地拘泥于某一发现而试图以此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 如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那样，荣格并不是一个一元论者而是一个多元论者。 他在方法论上具有极大的灵活性。 正是这种灵活性使他避免了像弗洛伊德那样陷入机械的决定论，从而在思想上能够显示出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宏大气势。然而从上述病例中，荣格却不只是发现了神经症症状中孕涵着病人人格发展的需要，同时还发现无意识具有“再现古老神话”的性质。 荣格指出：“病人所做的这些梦把医生从一个凡人膨胀为一个超人；它们使医生成为一个巨灵一般的‘原父’（primordial－Father）并且与此同时又是风，而做梦者本人则像婴儿一样栖息在这位‘原父’给予保护的怀抱中。即使我们认为病人的自觉意和传统基督教的上帝观念应对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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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神圣形象负责，我们仍不得不注意梦中的变形。 在宗教问题上，病人持一种批判的和不可知的态度，她的鬼神观念早就成为不可具体感知的抽象观念。“
然而奇怪的是：在病人的梦中，神的形象却符合于原始的自然神灵的概念。《圣经》中“上帝是圣灵”
（Godispirit）这句话，在病人的梦中又被重新翻译回希腊原文“上帝是风”。
“风是一种看不见的‘灵气’（breath－spirit）。正像在希伯莱文中，ruah意味着呼吸和灵气（breatAhandspirit）一样，在阿拉伯文中，ruh也是同样的意思。 从纯粹个人的形式中，病人的梦产生出原始的神灵形象，而这些神灵形象远比自觉意识到的上帝观念要遥远得多。”
荣格认为：既然病人根本不懂希腊文并且显然不可能看过希腊文的《新约》，这种在梦中把神灵的形象还原为原始形象的能力就不能不予以重视。荣格的结论是：“这是历史上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的神灵形象，但它却经由自然而然的心理功能而得以再生。 这并不值得我们为之大感惊怪，因为我的病人降生到人世间时就带着一个人类的头脑——这个头脑今天仍然行使着它过去行使的那些功能。 这里，我们是在与重新激活的‘原型’（archetypes）打交道，正像我在其它地方将其称之为原始意象（primordialimages）一样。这些古老的意象被梦所特有的原始思维模式重新赋予生命。 它并不是一种遗传的观念，而是一种固有的思维范畴。”
我们之所以用大量篇幅叙述荣格对这一病例的回忆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个梦在荣格的职业生涯中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个梦（以及其它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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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类似的梦）使荣格逐渐相信梦具有“再现古老神话”的性质。 这一重要发现奠定了荣格作为当代思想先驱的地位。 ——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这一发现，才导致了他与弗洛伊德这位二十世纪科学泰斗之间的巨大分歧
四、与弗洛伊德的恩怨
荣格与弗洛伊德的思想分歧，特别是因这一分歧而导致的个人关系的破裂，长期以来一直是研究者们感兴趣的问题。由于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许多混乱的、纠缠于个人气质甚至个人私生活的说法，本书将依据自己的体会并根据从荣格思想中获得的启发，试着作出完全不同于其他解释的解释。一开始，两人的关系确实很好，这种关系建立在共同的志趣上。 二十世纪这两位最懂得人类深层心理的思想家，一开始就彼此“嗅”出了对方。 对人类精神深处黑暗王国的共同关注，像磁石一样把两位伟人吸引到了一起；但由于两人毕竟禀赋着完全不同的精神使命，在短暂的聚合之后——仿佛只是为了摸清对方的工作和弄清自己的任务——两人又注定了不能不分道扬镳。作为关注人类精神现象的精神病医生，荣格熟悉弗洛伊德对神经症所作的研究。 这些研究最初发表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在医学界和精神病学界一直受到攻击，只是在受到以布洛伊勒尔为首的瑞士精神病学界的率先承认后，弗洛伊德的发现才逐渐在医学和精神病学界引起广泛的注意。1900年弗洛伊德《梦的解析》一书刚刚问世，布洛伊勒尔即把它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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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给荣格。据说这本书曾给荣格带来过极大的欣喜和启示；在谈到这本书时荣格曾说：它对于年轻的精神病学家始终是“灵感的源泉”。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荣格早期所作的一切研究，都始终沐浴在弗洛伊德思想的光照或笼罩在弗洛伊德思想的阴影下。 事实很可能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说的那样：荣格对弗洛伊德（以及《梦的解析》）的兴趣，只是在荣格发现其符合于他自己所做的一系列实验研究后，才逐渐变得浓厚起来的。 关于这一点坎培尔写到：
荣格对弗洛伊德著作的熟悉始于1900年，即《梦的解析》出版的那一年。在布洛伊勒尔的建议下，荣格读了这本书，但却缺乏欣赏该书的准备。三年之后重读该书，他发现它为自己在语词联想实验中观察到的压抑“机制”
提供了最好的解释和说明。 然而他不能接受弗洛伊德把被压抑的心理内容始终不变地等同于性创伤的观点，因为在他自己熟悉的许多病例中，（用他自己的话说，）
“性欲问题扮演的仅仅是次要的角色，而其它一些因素则似乎更为突出——例如社会适应问题、因人生的悲剧性情境而产生的压抑、对名声与威望的关注等等
但不管怎样，荣格于1906年起，开始把自己的一些论文（以后又把自己的第一本专著——《精神分裂症心理学》）寄给弗洛伊德。 在这些文章中，尽管有一些保留（特别在涉及童年期性创伤的重要性时）
，总地说来他仍然是支持弗洛伊德的。1907年，弗洛伊德邀请荣格到维也纳作客。 两人一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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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相互倾心，一口气谈了整整十三个小时！这样便开始了他们此后保持了六年的私人关系和事业上的友谊：他们每星期通信，彼此交流自己所作的研究和最新的发现；弗洛伊德曾邀请荣格和妻子赴维也纳作客，荣格也邀请弗洛伊德赴库斯那赫特作客；1909年，两人同时应邀去美国讲学，在船上共同度过了为期七周的旅途生活；1910年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正式成立时，由于弗洛伊德的再三坚持，荣格当选为协会的第一任主席……在当时群星荟萃的精神分析学圈子内，弗洛伊德一直给予荣格以最高的评价。 也就是这段时期，在一封写给荣格的信中，弗洛伊德（比荣格大十九岁）曾亲切地称荣格为精神分析王国的“王储”
，并称荣格是他的“长子”。
然而此后不久，两人的关系就出现了明显的裂痕。 到1912年《转变的象征》出版后，荣格和弗洛伊德的私人关系完全破裂，荣格也因此而脱离了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并在整整三年时间内陷入“精神的低谷”而到了“不能工作”的地步。为什么二十世纪心理学和精神病学这两位大师之间的关系后来会变得如此严峻？对荣格和弗洛伊德之间的分歧和恩怨究竟应如何评价和解释？这些问题也许本来并不是特别重要的问题，然而却毕竟吸引了普遍的关注，并产生出各种各样的说法。 从这些不同的说法中，我们本来可望把握两位伟人思想分歧的焦点，以及彼此所担负的文化使命，然而遗憾的是：如我们所看见的那样，相当一部分研究者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两人的性格和两人私交中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上。彼林斯基（Dr。
JohnM。Bilinsky）在荣格去世后发表
荣格的生平14
的文章《荣格与弗洛伊德》（载AndoverNewtonQuarterly，Vol。
10，No。
2，1969）中说，1957年他访问荣格的时候，荣格曾对他谈到，造成他与弗洛伊德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无意间知道了弗洛伊德与妻子和姨妹之间的“三角关系”
，以及他不能接受弗洛伊德把自己的权威看得比真实本身更重要的态度。 彼林斯基称荣格这样对他说：
当我和我年轻活泼的妻子到达维也纳时（按：指荣格应弗洛伊德邀请第二次去维也纳作客）
，弗洛伊德来旅馆看望我们并买了一束花送给我妻子。 他尽量使自己考虑得非常周到，甚至这样对我说：“遗憾的是我不能真正做到让你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我家里除了年老的妻子以外一无所有。”我妻子听到这句话时感到十分不自然和尴尬。 那天晚间，在弗洛伊德家中吃饭的时候，我试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