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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这一领域中，精神现象和生物学现象才能同时在经验的层面上予以研究。这样，在二十四岁这年，荣格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兴趣和志向的专业。 现在，一切都仿佛豁然开朗了
三、职业生涯和学者地位的奠定
荣格的老师都为荣格做出这一决定感到惊讶，他们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牺牲很有前途的医学生涯，去从事像精神病学这样一种荒唐的职业。搞医学的人通常都瞧不起精神病学，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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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起精神病医生。 在他们看来，所谓精神病学，完全是一派胡说八道；甚至精神病医生，也跟他们治疗的精神病人差不多同样古怪。 但荣格不顾他们的反对，毅然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1900年12月10日，荣格被任命为苏黎世布尔霍尔兹利精神病医院的助理医师。 这所医院是欧洲最负盛誉的精神病医院之一；医院院长尤金。 布洛伊勒尔由于擅长精神病治疗并发展了精神分裂症理论而闻名世界。 荣格十分庆幸自己能有机会在这样一位名人的指导下工作和学习。 同时，荣格也为终于来到苏黎世城感到高兴。苏黎世城坐落在阿尔卑斯群山环抱的苏黎世湖畔，是一个美丽、可爱的城市。 荣格很小的时候就对阿尔卑斯山充满梦想，并且一直热爱湖泊和河流。 现在，这一切终于如愿以偿了——他将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并且命中注定将要在这里度过他漫长的一生。 荣格的住宅坐落在苏黎世郊外的库斯那赫特，濒临风景如画的苏黎世湖。 这使他感到特别高兴。为了熟悉自己的专业，荣格一面对医院里的病人作仔细的观察，一面广泛阅读精神病学的有关书籍。 他在自传中写到：“一个吸引着我全部的研究兴趣，使我激动万分的问题是：在精神疾病的背后，究竟是什么东西在作祟？”
在布洛伊勒尔的指导下，荣格学到了后来奠定他学者地位的某些东西。 例如布洛伊勒尔曾提出，精神疾病是由于患者处于“一种机体神经支配伴随下的情感状态”
，荣格便根据这一理论，开始了对特定的“情感状态”或后来荣格所说的“情调”（felingtone）的实验研究。著名的“语词联想”测验就是根据这一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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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需要设计和发明出来的。 这种测验是把一个词汇表上的词汇一次一个地读给病人听并要求病人对它们做出反应。 如果病人在做出反应时显得犹豫不决，或者在做出反应时流露出某种情绪，就表明该词很可能触及到了荣格后来称为“情结”
（plex）的那种东西。 情结这一概念（它后来被吸收到弗洛伊德心理学中）的形成，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美国心理学家霍尔和诺德贝曾指出，荣格对情结所作的长期研究（其中有些论文发表在美国的杂志上）为他在美国建立了声誉，他因此于1909年，与弗洛伊德一道，被美国著名教育家、马萨诸塞州克拉克大学校长斯坦利。 霍尔邀请去该校作有关语词联想的讲学，并在这次讲学中被授予了荣誉法学博士的学衔。语词联想测验不只是发现了今天已经尽人皆知的“情结”
，同时还深化了许多重要的心理学概念，例如“心态”
（atitude）
、“统觉”
（aPercePtion）等等。 心态是指一种心理取向或心理定势，最先由德国著名心理学家缪勒（G。E。Muler）和舒曼（F。Schuman）在189年提出。 此后，荣格在语词联想等实验研究的基础上，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深入阐述。 荣格认为：心态是对某种行动或某种反应的一种前在的心理准备；“心态的概念对研究复杂心理过程十分重要，因为它接触到这样一个重要而奇怪的事实，即一种刺激在某些人身上会产生强烈的影响，而在另一些人身上则只产生微弱的影响甚至根本不产生影响。”
“因而，具有一种心态便相当于对某一特定的事物有一种在先的心理取向，而不管这事物是否已经表象在了意识中。我认为心态是这样一种准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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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准备状态体现为一种确定的主观‘心座’（constelation）
即心理要素和心理内容的特定组合，这种组合或是把人的行动纳入这一或那一方向，或是使对外来刺激的反应采取特定的方式。没有一种心态的存在，主动的‘统觉’是不可能的。“
荣格在这段时间里的收获无疑是巨大的。 实际上，早在1902年，在布洛伊勒尔指导完成的博士论文《论所谓神秘现象中的心理学和病理学》中，荣格后来的许多思想便已经初露端倪。 如前所说，这篇论文涉及一个今天被有些人称之为具有“特异功能”的十五岁的女孩子（女巫）
，她在荣格亲戚家中举行的降神会曾引起过荣格的注意。坎培尔认为：“在这篇最早的论文中，至少已经有了五个重要的主题，这些主题在后来的全部思想中，注定了要反复出现。”
按照坎培尔的说法，这五个重要的主题是：一、无意识心理内容的自主性。 由于某些体质条件和某些先人之见，一些自行其是的心理要素可能形成对人的控制而产生出诸如幻视、幻觉、幻听、下意识的运动、书写等等。其中，幻听往往被解释为“神灵的声音”。坎培尔说：“如果这种自发形成的情结随着岁月而得以强化，一个意识不到的第二人格就会建立起来；而在得便的条件下，这一人格就会取得主宰的地位。 在这位女巫身上，荣格能够从她当前的经验中，辨认出某些幻觉的出处和来源，而这些幻觉即使在正常的、处于青春期的人身上也可能出现。 在未来的自我情结正在形成的过程中，类似的分裂完全可能发生。”
二、心理的上述作用“具有目的论的意义”。当处在某种危机下时，心理的这种短暂的、保护性的扰乱会给个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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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胜的手段”
，否则个体即不可避免地会屈服于具有威胁性的外在压力。 坎培尔特别指出：这一思想，“注定要成为荣格未来的一个基本思想。”
确实，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思想，荣格后来在心理的超越功能、艺术的拯救作用、神话的文化功能和心理意义等阐述中，都发挥了这一思想。三、无意识不仅是那些被意识遗忘了的记忆的承载者，同时也是某种“远远突前于自觉意识”的直觉感受的“代理人”。
四、为了发挥上一论点并根据自己的观察积累，荣格引用了法国精神病学家阿尔弗雷德。 比奈（AlfredBi－net）的观点：“一个癔病患者的下意识敏感，有时候将五十倍于正常人的敏锐。”
五、神话“体系”的广泛存在。 在这篇论文中荣格提到：这个女巫自称从神灵那里得到的启示，类似于某些神话现象和神秘“体系”。
这些东西分散在这个女孩不可能看见过的那些古代典籍中，其中一些支离破碎的成分虽然有其可以辨认的来源，但其凝聚结合为她自己的“体系”却是在她的自觉意识之外，并且是以已经成型的意象呈现给她的。 坎培尔评论说：“荣格的结论——这一结论在其后来的著作中将要形成——是：人的心理天生就固有一种造型力，这种造型力在不同的时代和在彼此没有交往的地方，会自发地产生出类似的幻想形式。 从而，正如他在后来的著作中指出的那样，‘人们几乎可以说：即使世上一切文化传统通通毁于一旦，全部神话体系和全部宗教史仍然能够在下一代人身上重新开始。’”
这的确是了不起的发现，而更为了不起的则是，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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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这些“主题”便已经初步形成了。 职业生涯的确定不仅使荣格的学术创造力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而且为他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安宁。1903年，荣格与爱玛。 劳森巴赫（EmAmaRauschenbach）结婚。 爱玛对荣格的工作十分了解和支持。 在荣格漫长的生涯中，爱玛不仅是四个女儿、一个儿子的母亲，而且一直是荣格志同道合的伴侣和事业上的合作者。她在生活和事业上给予荣格的帮助是可以想象的。直到1950年即爱玛去世前五年，荣格在《转变的象征》第四版前言中，还曾特别提到：在他因为这本书的写作和发表而失去了弗洛伊德的友情与合作时，爱玛在他精神处于低谷时期给予他的“实际支持和道德支持”
，一直是他“衷心感激和永志不忘的”。
在早期职业生涯中，一些有趣的事情也值得一提。 有一件事特别可笑，那是在荣格1905年被任命为苏黎世大学精神病学讲师并同时继续在精神病医院担任高级医生的时候。 一次，一位拄着双拐的中年妇女在女佣的陪伴下来医院接受治疗。 这位病人十七年来左腿一直瘫痪，但却没有检查出任何实质性病变。 当荣格把她安置在一张舒适的躺椅上并让她讲述她的病史时，这位话多的女人却没完没了地讲起她冗长的故事而且简直没有一点可能自动停止的迹象。 最后，荣格不得不打断她的谈话说：“我们没有这么多时间听你谈下去，我现在要对你施行催眠。”
这时，虽然还没有来得及施行任何催眠，病人便闭上了眼睛，陷入一种深深的恍惚状态，与此同时却仍然继续讲述着她的故事，并且不时提到许多梦境。 作为一名年轻的指导医生，当着二十名学生的面，这种情形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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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搞得十分尴尬。当他试图唤醒病人却没有成功的时候，他的尴尬变成了惊慌。 最后，整整用了十分钟时间才把病人唤醒。 病人醒来后，感到十分虚弱、头晕和困惑。 荣格对病人说：“我是医生，你不会有事的。”殊不料病人却高兴地叫道：“我被治好了！”于是站起身，扔掉双拐，自己走起路来。 被弄得面红耳赤的荣格只好对学生们说：“你们看，这就是催眠能够达到的效果！”
而实际上，他自己也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虽然病人欢天喜地地宣布自己被治好了，荣格却感到自己仿佛成了一名神通广大的巫师而不是一名医生。此后不久，荣格开始尝试自己开业行医，结果很快就门庭若市，以至他不得不放弃他在医院的职务。 在自己私人行医的同时，荣格仍一直在大学里讲授心理病理学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一直到1910年前后，弗洛伊德的学说始终给荣格以许多灵感。 但在独立行医的过程中，他却越来越意识到自己与弗洛伊德不能调和的思想分歧。荣格曾特别提到这样一件经历：大约在1910年前后，他治疗过一位患有轻度癔病型神经症的女病人。“在我们那时的行话中，这种病通常都与‘父亲情结’有关。”
所谓父亲情结，是指病人与父亲的特殊关系成了阻碍病人心理走向成熟，甚至导致患病的主要原因。“她与父亲的关系很好，但后来父亲去世了。 这种关系基本上是一种情感上的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只有病人的理智功能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并因而成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与此相应地是，我的这位病人成了一名学哲学的学生。 她对知识的全身心的投入，其驱动力是她需要使自己从与父亲的情感纠缠中摆脱出来。”
如果她能够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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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个适合她的男人以取代原来的那种情感纽带，她的这种努力本来是可以成功的。不幸的是病人虽然有一位男朋友，这人却并不完全令她满意。 她的情感因而始终摇摆在父亲和男朋友之间。“她的人生进程因此停顿下来，内在的分裂是如此明显以至神经症症状很快显示出来。 正常人通常都能以意志的力量从这一或那一方向上挣脱这一情感羁绊，或者更为有利的是，他可能沿着本能的道路，不知不觉地便度过这一难关，而丝毫意识不到那隐藏在头痛或其它生理反应后面的冲突。 但本能的任何削弱（这可以由许多原因导致）都足以阻碍这种不知不觉的平稳过渡。”
这样，人生的进程便迁延下来，而随之出现的便是明显的神经症症状。“在这种状态中便需要一种新的动机来结束这种病态的没有着落。 经由弗洛伊德所说的移情，天性间接地和不知不觉地为此铺平了道路。 在治疗过程中，病人把父亲在自己心中的意象转移到医生身上，从而使得医生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自己的父亲；但由于医生毕竟不是自己的父亲，所以他同时又成了病人得不到的那个男人的替身。 这样，医生便既成了父亲又成了情人——换句话说，成了冲突的对象。 在医生身上，病人内心的冲突和对立得到了统一，并且正因为如此，便成了内心冲突的一种接近理想的解决方式。 尽管医生一点也不希望这样，但他所得到的过高估价在局外人看来却简直难以相信——因为在病人眼中，他简直就是救星或上帝……没有人能够长久地维持这一形象，这恰恰是因为这一形象太理想了……在任何时候他都必须是一个给予者。 对处在这种移情状态中的病人，这种暂时的解决自然是理想的，但也仅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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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初，到头来她仍不得不陷入同样的僵局。从根本上讲，问题并没有希望得到真正的解决。 冲突只不过是被转移了。 但由于成功的移情至少能暂时使神经症症状得以消逝，弗洛伊德还是把它视为一种治疗因素并认为它具有头等的重要性，当然与此同时他也看到，这仅仅是一种暂时的状态，因为它虽然使病人有了痊愈的可能，却远远不是痊愈本身。“
（《自我与无意识之间的种种关系》，PJ，P74。）
面对治疗过程中的可能出现的“移情”
，医生通常是束手无策的。 弗洛伊德最初的合作者布洛伊尔（Breuer）
，就是因为被病人在移情作用下产生的幻觉弄得十分尴尬而放弃了对病人的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