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也就是说，好的东西可以有不好的结果，不好的东西也可能产生好的结果。
塞翁失马的故事就是这方面的例子。
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这位农夫买下一片农场，他感到非常伤心，因为那块地坏得既不能种水果，也不能养猪，那里只能生长白杨树及响尾蛇。
可是他是一个善于积极思维的人，很快他就找出一个好办法———他要把那地上所有的不利变作一种资产———那些响尾蛇。
他的做法使每一个人都很吃惊，因为他想建一个响尾蛇农场，做响尾蛇肉罐头。当他的这一想法付诸行动之后，每年来参观他的响尾蛇农场的游客差不多有两万人。
他的生意做得非常大，他取出响尾蛇的蛇毒，运送到各大药厂做蛇毒的血清；响尾蛇皮以很高的价钱卖出去做女人的鞋子和皮包；装着响尾蛇肉的罐头送到全世界各地的顾客手里。后来这个村子干脆改名为佛州响尾蛇村，以纪念这位先生把有毒的“柠檬”做成了“甜美的柠檬水”。
面对自己拥有的东西，不要用消极心理去对待，不要刻意去寻找它的不足之处，而是用积极心理去处理，尽量去发现它的优点。对物是如此，对人也是如此。
古人曾说：“挽弓当挽强，用人当用长。”扬长避短，各尽其能，这是对待一切事物的准则。
废物尚可以利用，何况其他东西呢？
卡耐基说，因为他有机会在全国各地旅行，使他有幸见到各种各样的人，他们都有这种能力———把负变正的能力。
威廉·波里索，也就是《十二个以人力胜天的人》一书的作者，曾经这样说过：“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要把你的收入拿来算做资本，只有傻子才会这样做。真正重要的事是要从你的损失里获利，这就需要智慧和勇气，而这一点就是一个聪明人和一个傻子的本质区别。”
波里索说这段话的时候，刚在一次火车失事事故中摔断了一条腿。
可是卡耐基还认识一个断掉两条腿的人，也能把负变正。他的名字叫班·符特生。卡耐基是在乔治亚州大西洋城一家旅馆的电梯里碰到他的。在卡耐基踏入电梯的时候，注意到这个看上去非常开心的人，两条腿都断了，坐在一张放在电梯角落里的轮椅上。当电梯停在他要去的那一层楼时，他很开心地问卡耐基是否可以往旁边让一下，让他转动他的椅子。
他说：“真对不起，这样麻烦你。”
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露出一种非常温暖的微笑。
当卡耐基离开电梯回到房间之后，除了想起这个很开心的残疾人，其他的事情都不能思考。于是卡耐基去找他，请他讲一讲他的故事。
他微笑着告诉卡耐基关于他的故事。
那一天，我砍了一大堆胡桃木的枝干，准备做我的菜园里豆子的撑架。我把那些胡桃木枝干装在我的福特车上，开车回家。突然间，一根树枝滑出车外，卡在引擎里，恰好是在车子急转弯的时候；车子冲出路外，把我撞在树上。我的脊椎受了伤，两条腿都失去了知觉。
出事的那年我只有24岁，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走过一步路。
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生龙活虎的年轻人，却要在轮椅上度过余下的生活，那是一种怎么样的心情。相信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的人永远也不会体会到我当时的沮丧心情，我简直没有勇气活下去。我觉得命运对我太不公平了，因此，心里充满了愤恨和绝望。
可是时间仍一年年过去了，我终于发现一味的愤恨使我什么事情也做不成，脾气却越来越坏，我对亲戚朋友动不动就大发脾气，态度十分恶劣。如果大家也这样对我的话，我心里也许会好受一点，可是大家却对我非常好，对我的坏脾气处处忍让，对我的恶劣态度毫不计较，仍然对我关怀备至。他们的做法使我心怀愧疚。
最后我终于明白，我应该改变自己，以一颗平常心去面对生活，面对朋友和亲人。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抱怨是没有用的，我应该仔细想一想以后要怎么做，我要把这个坏柠檬变成甜美的柠檬水。
在我身上最大的改变就是有时间去思考，能让我仔细地看看这个世界，培养了自己正确的价值观念。我为自己以前的因抱怨而浪费的时间感到无比心痛。
我开始看书，并且对文学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14年里，我至少读了1400本书，它们使我的生活比以前更丰富。以前我觉得交响乐很烦闷，现在它让我非常感动，甚至到了着迷的地步。
看书的结果是让我对政治有了兴趣，我开始研究公共问题，并且坐着轮椅到处发表演说，交了很多朋友。现在，我已经是乔治亚州政府的秘书长了。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卡耐基一直在纽约市办成人教育班。他发现很多成年人为没有上过大学而感到遗憾，他们似乎认为：如果自己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那么自己一生就不完整。
卡耐基知道这话不一定对，因为据卡耐基所知，有成千上万的人，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然而，他们的事业却相当成功。可见，学历与成功没有绝对关系。所以卡耐基经常对这些学生讲一个他认识的人的故事。
这个人就是艾尔·史密斯，他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却四度当选为纽约州长。小时候，他家里非常穷，当他父亲去世时，他不得不靠他父亲的朋友们募捐，才把他父亲埋葬了。父亲死后，他母亲在一家制伞的工厂里做事，一天工作十个小时，还要带一些工作回家做，一直做到晚上十一点多。
在这种环境之下长大的这个男孩子，曾参加当地教堂举办的一次业余演讲活动。
他充满激情的演讲得到了观众如雷般的掌声，这使他觉得非常过瘾，于是决定去学演讲。后来，正是这种演讲能力引导他进入政界，三十岁的时候，他就当选为纽约州的议员，可是他对这项责任却一点准备也没有。事实上，他甚至不知道他的工作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研究那些要他投票表决的既冗长又复杂的法案———可是对他来说，这些法案就好像是用印地安文字所写的一样，不知所云。在他当选为森林问题委员会的委员时，他觉得既惊异又担心，因为他从来没有进过森林一步。后来他又当选为州议会金融委员会的委员，他同样是既惊异又担心，因为他甚至不曾在银行里开过户头。他当时紧张得几乎想辞职，只是他不知道如果他真的辞职了，应该如何向母亲交代。经过苦苦挣扎，他作出决定：每天苦读十六个小时，把他那无知的柠檬变成一杯知识的柠檬水。
真是有付出就有回报，最后他从一个当地的小政治家变成一个全国的知名人物，而且《纽约时报》也把他称为“纽约最受欢迎的市民”。
当艾尔·史密斯开始他那自我教育和政治课程十年之后，他成为对纽约州政府一切事务最有权威的人。他曾四度当选为纽约州长，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纪录。一九一八年，他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有六所大学———包括哥伦比亚和哈佛———把名誉学位授给这个甚至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的人。
艾尔·史密斯亲口告诉卡耐基，如果他当年没有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化负为正的话，所有这些事情都不可能发生。
尼采对超人的定义是：“……不仅是在必要情况之下忍受一切，而且还要喜爱这种情况以及这一切。”
卡耐基越是研究那些成功者的事业，就越加深刻地体会到，他们之中有非常多的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开始的时候有一些会阻碍他们发展的缺陷，促使他们加倍地努力而得到更多的报偿。正如威廉·詹姆斯所说的：“我们的缺陷对我们有意外的帮助。”
很可能密尔顿就是因为瞎了眼，才能写出更好的诗篇来；而贝多芬则是因为聋了，才能作出更好的曲子；海伦·凯勒之所以能有光辉的成就，也许就因为她的瞎和聋。
如果柴可夫斯基不是那么的痛苦，他自己的生活不是那么的悲惨———他那个悲剧性的婚姻几乎使他濒临自杀的边缘，他也许永远不能写出他那首不朽的《悲怆交响曲》。
如果陀思妥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生活不是那样的充满折磨，他们可能永远写不出那些不朽的小说。
“如果我不是有这样的残疾，我也许不会完成我现在所能完成的这么多工作。”达尔文坦白承认他的残疾对他的意想不到的帮助。
达尔文出生于英国的那一天，另外一个孩子出生在美国肯塔基州森林里的一个小木屋里，他的名字就是林肯———亚伯拉罕·林肯。如果他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得到学位，而又有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的话，他也许绝不可能在他心底深处写出那些在盖茨堡发表的不朽演说，也不会有在他演说中的那句如诗般的名言———这是美国的统治者所说过的最动听也是最高贵的话：“不要对任何人怀有恶意，而要对每一个人怀有喜爱……”
哈瑞·艾默生·福斯狄克在他那本《洞察一切》的书中说，“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人有一句俗话，我们都可以拿来鼓励自己：北风成就维京人。我们为什么觉得，有一个很有安全感而很舒服的生活，舒适与清闲，这些就能够使人变成好人或者很快乐呢？正相反，那些可怜自己的人会继续地可怜他们自己，即使舒舒服服躺在一个大垫子上的时候也不例外。可是在历史上，一个人的性格和他的幸福，却来自各种不同的环境，好的、坏的，各种不同的环境，只要他们肩负起他们个人的责任。所以我们再说一遍：“北风成就维京人。”
假设我们颓丧到极点，觉得根本不可能把我们的柠檬做成柠檬水。那么，下面是我们为什么应该试一试的两点理由———这两点理由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只会赚而不会赔。
理由第一条，我们可能成功。
理由第二条，即使我们没有成功，只有试着要化负为正的企图，也就会使我们向前看而不会向后看。
所以，用肯定的思想来替代否定的思想，能激发你的创造力，能刺激我们忙到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忧虑那些已经过去和已经完成的事情。
有一次，世界最有名的小提琴家欧利·布尔在巴黎举行一次音乐会，他的小提琴上的A弦突然断了。可是欧利·布尔就用另外的那三根弦演奏完了那支曲子。
事后，哈瑞·艾默生·福斯狄克说：“这就是生活，如果你的A弦断了，就在其他三根弦上把曲子演奏完。”
这不仅是生活，甚至比生活更可贵———这是一次生命上的胜利。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我们会把威廉·波里索的这句话刻在铜板上，挂在每一所学校里：“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要把你的收入拿来算做资本，只有愚蠢的人才会这样做。我们真正重要的事是要从你的损失里获利，这需要有才智才行，而这一点也正是智者和愚者之间的区别。”
所以，要培养能带给你平安和快乐的心情，请遵守这一条规则：“当命运交给我们一个柠檬的时候，让我们试着去做一杯柠檬水。”
如果你要忧虑，你就总能找到忧虑的借口，如果你要的是快乐，你就能找到快乐的理由。
如果你忧虑，你将无法入睡，如果你无法入睡，这又会加剧你的忧虑。然而你也许不知道，国际知名的大律师撒姆尔·安特梅尔一辈子没有好好睡过一天。
他上大学时，最难受的是两件事：气喘病和失眠症。他这两种病都很严重。几乎没办法治好。于是他决定退而求其次，失眠时不在床上翻来覆去，而是下床读书。结果，他在班上每门功课成绩都名列前茅，成了纽约市立大学的奇才。
他当了律师以后，失眠症仍困扰着他。但他一点也不忧虑。他说：“大自然会照顾我。”
事实真的如此，他虽然每天睡眠很少，健康状况却一直良好，他的工作成绩超过了同事，因为别人睡觉的时候，他还是清醒的。
他在21岁的时候，年薪已高达75000美元。1931年，他在一桩诉讼案中得到的酬金是历史上律师收入的最高纪录：100万美元。
但失眠症仍没办法摆脱。他晚上有一半时间用于阅读，清晨五点就起床。当大多数人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他一天的工作差不多已经做完一半了。
他一直活到81岁，一辈子却难得有一天睡得很熟，但他没有为失眠而焦虑烦躁，否则他这一辈子早就毁了。
我们的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睡眠上，可是没人知道睡眠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只知道睡觉是一种习惯，是一种休息状态。但我们不清楚每个人需要几个小时的睡眠，更不清楚我们是不是非要睡觉不可。
这件事也许令人难以置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名叫保罗·柯恩的匈牙利士兵，脑前叶被子弹打穿。伤愈后，他再也无法睡眠，而且不觉得困倦。
所有的医生都说活不长了，但他却证明医生的话是没有理的，他找到一份工作，健康地生活了许多年。有时他会躺下闭目养神，却从来不能进入梦乡。
他的病例是医学史上的一个谜，推翻了我们对睡眠的许多传统看法。
睡眠时间可能因人而异。著名指挥家托斯卡尼尼每晚只睡五个小时，而柯立芝总统每天却要睡11小时。
为失眠而忧虑所产生的损害远远超过失眠本身。卡耐基的一个学生伊拉·桑德勒，就几乎因为严重的失眠症而自杀。
下面是他的故事：
最初我睡眠很好，闹钟都吵不醒，结果每天早上上班都迟到。老板警告我，如果再睡过头，就小心丢了差事。
我的一个朋友向我建议，在睡觉时把注意力集中到闹钟上，结果那该死的滴答滴答的声音缠着我不放，让我整夜睡不着，翻来覆去，焦躁不安。到了早晨，我几乎不能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