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抱着她，安慰她。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罕见的令我灰心丧气的时刻。我这是对
孩子们做了什么呀！陷入包围之中的瑞士，赫尔曼被捕，奥罗的告发，我还能再见
到自己的孩子吗？
当我们在库克斯把自己的东西打点好之后，我和奥罗谈了一次话。她变得苍老
了，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歇斯底里特征。我告诉她，我把尼娜和米沙送走了，她要
习惯于这种离别。孩子们都受到了可靠的保护，至于我会发生什么不测，我一点都
不在乎。她了解我，也知道我不害怕。这是我第一次暗示，我知道她的告发。奥罗
身体僵直，嘴唇发紫，突然倒在地上。这样的突发病，她曾经在几个月之前发生过
一次。她伤心地哭着并对一切表示懊悔，几天以后她便回德国去找她的弟弟。
对此我想过许多，为什么会发展成这个样子，这是否该怪我自己，因为我相信
了一个不可靠的人。
奥罗的政治信仰，既无理论知识做基础，也与联系着她的家庭的阶级意识无关。
奥罗对我最小的孩子表现了一种病态的、过分的爱，当她下定决心放弃这种联系的
时候，便发生了道德的和政治的堕落。
奥罗返回德国之后，主动找到我家一个熟人，给她在一家幼儿园里找到一份工
作。幼儿园的女院长收留了一些受到种族和政治迫害的儿童。当幼儿园的一条规定
触怒了她时，奥罗又在这里进行了一次告发，但由于她的态度又是那样引人注目，
被园长及时发现，并及时把孩子们转移出去。这是我1945年以后听说的。
我们离开“鼹鼠岗”。山里的风光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在所有的季节，在各
种各样的心境中，我都能认出它来：春天的空气，白雪皑皑的法兰西阿尔卑斯山后
的夏天的落日，日内瓦湖，蒙特吕斯的阳光、附近山岗上的冷杉树林，草地和围绕
着房子生长的许多花儿。这风光是永远享受不尽的，它是我每日的欢乐，离开这里
的风光，我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
我们从库克斯搬到日内瓦，阿尔伯特很满意，因为我除了发消息之外，还要为
他训练一个报务员。
这是一个瑞士人，名叫艾德蒙·哈梅尔，他在日内瓦开着一家小商店，经营通
讯器材与维修。商店楼上便是俭朴的住宅。艾德蒙是个诚实的，心地善良的人，他
的妻子奥尔迦具有一种生机勃勃的美，有一头浓密的深黑色头发和同样黑的双眼。
她能对这种生活感到心满意足，似乎是不可理解的。我们熟悉以后，她告诉我，她
是从农村来的，在城里一家酒吧工作过，在那里她很快便对男人的举止感到讨厌。
那时遇上了艾德蒙，他诚实、规矩、安静和腼腆，她喜欢这样的人。
他们二人都是共产党员。奥尔迦在店里接待顾客，艾德蒙是无线电专家，他只
能慢慢地学习。由于职业的原因，他的业余时间有限。我们决定也教给奥尔迦发报。
她以火一般的热情投入工作。授课是在晚上进行的，有时艾德蒙身穿睡衣裤，脚登
托鞋睡眼惺松地走进我们上课的厨房抱怨说：“你们还没学完？你什么时候才上床
啊？”她不耐烦地摆摆手。尽管如此，我们也没有理由嘲笑艾德蒙。当时他就承担
着报务员的全部危险工作，后来在困难处境中，他证明自己是勇敢的，行动是慎重
的。
有许多夜晚我在那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住宅里教他们二人。有时伦代替我。
哈梅尔夫妇既不知道我们的姓名，也不知道我们的地址。
按照阿尔伯特的要求，我并不在日内瓦我那带有家具的两间套住宅里发电报，
而是在哈梅尔的厨房里，或者在阿尔伯特所建议的其他地方。我记得有一次是在日
内瓦附近一栋度周末的房子里，它坐落在一个孤零零的地方的森林里。我每周大约
工作两次，传递我的和他的消息，他的消息更重要些。
1940年晚秋，中央建议伦和我转移到英国去。阿尔伯特反对这样做，我猜想，
他认为我同意这样做是一种临阵逃跑。但是后来这种临阵逃跑却是逃人一个处于战
争当中的国家，当时这个国家正遭受着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法西斯空中武器的可怕轰
炸。阿尔伯特的工作是重要的，所以他希望把伦和我留下来。另一方面吉姆已经受
过培训，奥尔迦和艾德蒙不久也可以充当报务员，伦也可以听从阿尔伯特调用。伦
作为国际纵队战士，是不能穿过西班牙的，他必须留在日内瓦，直到我们为他找到
一条通行路线。
到英国去只能走一条荒唐的弯路。当时在法国只有一条狭窄的通道是开放的，
这条道路要通过希特勒的附庸佩丹将军控制的地盘，才能到达西班牙边界。旅行路
线从那里通往西班牙和葡萄牙。在里斯本才有通往英国的飞机或者轮船。
我准备12月底出发。我最后一次去拜访奥尔迦和艾德蒙时，艾德蒙两眼含着泪
水，奥尔迦以责备的目光看着他。她突然坐下去，以农民的方式用围裙捂着脸哭泣
起来。
伦接过教课的任务。后来哈梅尔与吉姆建立起联系。二人都是优秀的报务员。
由于阿尔伯特的消息重要，他们超负荷地工作了三年的时间，直至1943年10月，他
们在发报时被探测出来，遭到逮捕为止。
阿尔伯特，即山道尔·拉多，在他那本书《朵拉来电》中描写了70名警察带着
狗，在联邦政府警察局一位领导人亲自率领下，采取行动进行逮捕的情形。
为了说明探测一部发报机的过程，让我从《朵拉来电》 ＇注＇ 中引证瑞士警察局
的一段报告，这里指的是吉姆的发报机。
在日内瓦的观察中（观察哈梅尔夫妇）我们探测到了第三个电台……
1943年10月9日我们已经确切地知道，它们（电台）在洛桑……
1943年10月22日我们已经确定在哪个城区……
1943年10月25日……我们已经确定了电台的地址……（楼层）
警察局设立了特殊的监听电台，记下了多日吉姆的电报文本。
1943年11月19日，他在发报时也被捕了。
我是1940年12月告别吉姆的，后来他作为变节者受到英美特务机构敞开怀抱的
欢迎。关于他的历史我须作少许补充。我不相信他从一开始便扮演了两面派角色。
我相信，他在《间谍手册》里以玩世不恭的方式所描写的一些情节，当初他并不是
那样看待的。此外，他在变节之后也并非如他自己说的那样，是个什么从容的人。
一位我们当初吸收他时就与他相识的奥地利同志，曾经于1947年请求我立即去见他，
他讲述了下面的情节：门铃响了。他打开门，在他面前站着一个哆哆嗦嗦的男人，
他并未立即认出他来，以为是个乞丐或者病人。那是吉姆。他拒绝进屋，他颤抖着，
结结巴巴地说了些不连贯的话：“伦和索尼娅。太危险。别于了。毁掉一切。”然
后他急匆匆地走掉。这位同志觉得吉姆的脸色和表情比他说的那些话还可怕。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他投降的事情，后来我们才弄明白他这一次出现的原因。他
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出于英国资产阶级的“礼貌”而已。他并未做什么针对我们个
人的事情，所以在安全部门抽出时间上门来找我们之前，他冒险秘密警告我们。
吉姆是1944年9月从监狱里放出来的，这时瑞士已经确信法西斯主义要失败了。
吉姆很可能是在瑞士监狱里便开始动摇了，他是从这时开始变节的。我认为更可能
的是，他于1945年在拉多帮助下去了苏联，他是在那里做出这个决定的。吉姆从西
班牙回来以后便加入了党，但他的思想基础很薄弱。在苏联他经历了1944—1945年
那些不信任的岁月对别的同志所产生的影响，当他再度被送去外国以后，遇到合适
的机会他便跑掉了。
与这些可怜的人们不同，许多真正的同志，像加保、罗尔夫和数百个别的同志，
在这个犯了倾向性错误的时候，比吉姆经历的困难更多，他们却从未动摇过，一旦
他们获得自由，作为共产党人立即开始继续工作。我愿意，我能够就这些同志生活
中的一天写成一本书，不论是苏联同志，还是德国同志，他们的行为对于社会主义
的强大生命力，是一个了不起的证明。
吉姆的投降表明，他与我们很少有内在的联系。他满怀厌恶的心情成了一个不
折不扣的变节者。他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才采取最后的步骤的。放弃为苏联工作，
也只不过意味着前途未卜，但如果向英国特务机关报告，官方便可以接受他，并给
他提供一个体面的职位，事实也是如此。此外，再发表一本引起轰动的书，他在经
济上也就完全有了保障。
1940年12月，与我尊敬和喜欢的人们告别，我感到心情特别沉重，特别是想到
不会再见到他们。伊蕾内·福贝斯一莫塞说，我恰好在这个时候走，她感到特别遗
憾，因为她打算圣诞节时来拜访我们，给我们每个人，伦、米沙、尼娜和我各送一
辆自行车。现在我必须从她手里接受点别的东西，尽管我拒绝，她还是送了我40个
英镑。她知道我们生活得十分节俭。这笔钱对于我是个很大帮助。她那热情友好的
态度，令我更为感动。
我不记得我去英国的旅行是怎样进行的。反正我未能带许多行李，我的书籍都
寄到了舍布雷伊蕾内·福贝斯一莫塞家里。在上海时，我只得把一个丰富得多的图
书馆留在那里，现在在瑞士我又有了许多书。书籍帮助我在陌生的国度如同在家里
一样，而它们在我的家乡德国却被付之一炬。
它们在舍布雷存放了11年。后来一位自1939年就与伊蕾内·福贝斯一莫塞住在
一起的女朋友，于1951年初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写了一封信，说这个家庭解体了。
伊蕾内多年前已经去世，我的书箱子她应该寄往哪里呢？信是寄给我哥哥的，因为
她没有我的地址。当时我正在我们的国家机关里任处长，情况不像现在这样，人们
可以与资本主义国家通信，甚至可以收到包裹。她给我写了两封信，我未能给她回
信，这令我感到十分内疚，我是多么希望再得到我那些书籍呀。
告别阿尔伯特和莱内。
我后来又见到过拉多同志，他在70年代时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来过。那时莱内
已经去世。我在匈牙利也见过他。令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得知他非常愿意生活在自
己的家乡，非常愿意作为同志从事他的科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