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希望变成现实，这类案件通常是由地方审理的，而我们这个省在法律上是与
弗里堡省不相干的。当时曾经约我产咖啡馆，而今由于意外事故而死去的那个安全
官员，可能与官方的疏忽没有关系，赫尔曼认为就是由这个官员造成的。这其中一
定存在着什么原因。也许那个官员真的没有记住我的地址。除了认真细致之外，我
在执行任务的这些国家见过许多无能的安全官员，我根本没有必要花费脑筋去推测
这种事情。
赫尔曼最初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日子。他未受到肉体上的虐待，但却遭受了某种
形式的折磨。他们让电灯一直亮着，审讯一直进行到赫尔曼精疲力竭，还用引渡威
胁他。他后来被判刑，只是因为他违背了护照法，而处罚也是轻微的。直到战争结
束，他一直被拘留，但享有某些自由，例如1941年夏天，那时我已不在瑞士，他见
到了伦，后来还与吉姆见过一面。这些会面都是那位我从未见过面的律师安排的。
在与伦会面时，赫尔曼事先得知，在到达日内瓦火车站以后他应注意一个仿佛
因为刮脸负了伤而面颊上贴着一块橡皮膏的年轻人。这位同志将在傍晚与他会面。
除此之外，伦还把中央的问题转告他，问他能否帮助那些从德国逃出来，如今关押
在瑞士的苏联军官。我相信，后来赫尔曼在组织苏联军官逃回家园的复杂工作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有趣的是吉姆在他的书里常常写到为赫尔曼弄钱的事情。赫尔曼曾经从伦
那里得到100美元，他在与吉姆会面时未得到过一分钱。据赫尔曼说，在那段时间里
他从别的渠道收到过3000美元。那些军官们在逃亡的路上需要衣物、钱和食品。战
争结束时，中央把这笔钱还了回来。
伦与赫尔曼于1941年夏天的会面，是关于德国同志的最后一条消息。
战争又延续了四年。我担心赫尔曼在健康方面能否经得住拘留。今天若要青年
一代明白，我们是怎样不仅献身于我们的事业，而且为它做出了什么样的牺牲，又
是怎样不假思索地做出这些牺牲的，是一件困难事情。赫尔曼经历的是什么样的生
活啊！在德国从事地下工作，受到叛国案审判的威胁，在西班牙进行武装斗争，在
苏联接受情报工作训练，在瑞士从事地下工作，我们一道工作的时候，赫尔曼已经
31岁了。难道他不想爱一个姑娘、结婚、生孩子？他放弃了这一切。他在瑞土的被
捕恰恰发生在他开始工作的时候，这对他是个沉重打击，不过，他在拘留期间仍然
做了许多工作。福特在他那本变节性的手册里居然叹息什么为赫尔曼筹措经费对他
来说是徒劳无益和白费精力！
1958年秋天，当伦和我在柏林接受“反法西斯战士奖章”时，我们带着我们的
彼得参加了授奖仪式，他当时已经15岁了。
突然在我身后有什么人唤了一声“索尼娅”，那是赫尔曼。
我们互相看着对方，我们拥抱，二人眼睛里都含着泪水。彼得从未见过我会这
样，站在一个角落里看着。我告诉他：“这位同志在我们的反法西斯斗争中被捕过。
他受了折磨，但他什么都未说。否则我现在也许不会坐在这里，根本不会有你。”
彼得两眼闪着亮光说：“他能跟我们一起回家吗？”
赫尔曼跟着来了，我又经历了第二个令人高兴的事情。他告诉我他结婚了，有
五个孩子。这是生活中多么美丽的日子啊！后来我们也结识了他的妻子，我们很喜
欢她。
1939年底我办理完离婚手续。在这之前我进行了长时间的咨询，配偶双方的国
家正在打仗，我要知道，这样两个人结婚都需要什么手续。这会招来许多麻烦。我
的德国护照早已过期，若是英国当局不承认这个护照，我就什么证件都没有了。英
国人允许跟没有证件的人结婚吗？当局若是承认我的旧护照，我作为一个德国公民
是不受欢迎的。英国人若是把我看成流亡者和受希特勒迫害的人，我同样是不受欢
迎的，因为有许多独身的流亡女人花掉她们的最后一分钱，以便通过假结婚到英国
去。
奥罗知道我要结婚的计划。她希望我由此而减少担忧。她与吉姆和伦相处得很
好，每当他们来访时，都给二人以最好的照料。她与米沙的关系越来越恶化，她始
终宠爱尼娜。
给父母的信：
1939年11月29日
……若是有谁说几句米沙的好话，奥罗立即会反驳，并开始讲尼娜的事情。维
尔纳告诉我，他问米沙：“妈妈好吗？”
米沙答：“妈妈很好。”
“奥罗呢？她健康吗？”
米沙答：“太健康了。”
这是很不容易理解的，在这样一个严峻的时代，在一个舍己为人的老年女人和
一个绝对不是顽皮或者难对付的小男孩之间产生这样的矛盾。我一再设法公正地对
待二人，并且开始为米沙担心，因为这种紧张关系会对孩子产生不良影响。
1940年2月，我终于办妥了结婚的一切证明材料。尽管这只是“纸面上的婚姻”，
我们还是愿意选择一个良辰吉日。我们选择了2月23日，即红军诞生的日子。
我们的结婚戒指简直像是纸做的，我们是在维维伊平价商店买的，一个马克一
只。谁若是喜欢罗曼蒂克，他会记起来，那里是我们第一次接头的地方。当被问到
证婚人是谁的时候，我丝毫没有准备，临时拉婚姻登记处的看门人和一个职员。中
午奥罗给我做了蛋糕。
英国驻日内瓦的领事馆接待了我，当我根据结婚证明材料填写英国护照时，他
们表现得颇不友好。两周以后，即1940年5月2日，我得到了这份珍贵的证件，其余
的德国流亡者好羡慕我。
伦搬到“鼹鼠岗”上来。他是一个体贴人微和照顾周到的配偶。这一场婚事对
于他来说肯定是一次重要经历，他成了这个家庭的一部分，感觉到温暖和关照，只
要奥罗和米沙不拌嘴，就能生活在一种欢乐而平静的气氛中。我们是通过工作和危
险联结在一起的同志。我们二人立即想到了人和书籍。我们每天都有意识地去经历
那美丽的风光。伦对孩子的理解，特别是对米沙，是值得钦佩的，即使孩子们现在
都长大了，他也从未改变过。
虽然我们在许多方面都是一致的，也仍然有困难。我当时并不了解伦是一个怎
样复杂的人，对待他的态度是错误的。我低估了他的敏感性，他那毫无根据的不信
任，我面对他那经常的情绪变化，面对那无法说清楚的沮丧情绪，我感到手足无措。
我对他那种面对在我看来无关紧要的小事情上表现出来的拘泥态度感到不耐烦，我
那些迅速的，常常是过分果断的决定，给他以专制的印象，这些都加强了他的精神
烦躁。
1940年春季，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都遭到法西斯军队铁蹄的
践踏。每一次可怕的打击，都令人感到，瑞土也将遭到同样打击的危险即将来临。
米沙的学校必须关门，家长们都把孩子领回家去。在库克斯没有另外一座学校。我
不愿意把九岁的孩子送走，于是我决定把他送到一家英国住宿学校去，这家学校坐
落在库克斯山下不远的格利翁。这是一家费用较贵的学校，但是经过测试，校长对
米沙的成绩感兴趣，他建议只收减价学费。我现在是英国女人，他认为孩子的教育
应该在英国继续下去。
米莉雅和维尔纳终于得到了他们的签证，他们是1940年春季离开瑞士的。我给
家里写的信中说：
最近几个月，像从前一样，我们成了好朋友，他们都这么可爱。这简直是个奇
迹，恰恰是这样的人住在这里。我们的关系没有笼罩任何阴影。 ＇注＇ 米莉雅的母亲最初留在蒙特吕斯，她尚未得到签证，我答应照顾她。她从波兰
来，17岁就嫁给一个犹太教经师，她恨这个人，后来离开了他。现在她是一个体弱
多病的老妇，十分担心自己的女儿和外孙。
米莉雅和维尔纳走前曾经满怀忧虑谈到我的未来。那时他们不知道我的工作，
他们也不理解，为什么我要留在瑞士，这是一个随时都可能被德国人占领的国家。
他们劝我们赶快去英国，因为我现在有这种可能性。难道我会认为这本护照能在纳
粹面前保护我吗？
我已经想不起来，我们在进行这样一种谈话时，奥罗是否在现场，要么就是她
自己产生了这种想法，以为我们要迁往英国，而她拿着德国护照是没有可能跟着一
块儿去的。反正这种思想在她身上以不健康的形式表现得很牢固。她几乎不再吃饭
和睡觉，她哭着说，没有厄娜她无法生活。我曾经多次劝她平静下来，当我建议她
休假的时候，她表示拒绝，并且说：“我会眼巴巴盯着你们的。”此后便产生了一
种令人可怕的气氛。有一天奥罗打点好自己的衣物，搬到与她要好的朋友，农民弗
朗斯瓦妻子那里。她把自己的威胁变成了实际行动，她长时间地坐在我们小房子上
方的一条板凳上，用望远镜观察我们。
奥罗设想了一个可怕的计划，最初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虽然我们认识到她这种
病态可能是一种危险。她下决心要告发我们，她希望一旦我出了事，她可以把孩子
留下，带着他们去德国。
她带着这个计划去见了英国驻蒙特吕斯领事馆的代表。她用结结巴巴的英语所
做的激动的报告，混乱得让人无法明白这件事的重要性。当时有许多流言和告发。
奥罗想第二次去领事馆，但无人帮助，她去不成。于是她找到米莉雅的母亲，把一
切都告诉了她。这位害胃病的老太太，一心只是想着重见自己的家人，对于我们的
活动一无所知，她的态度非常了不起。她想尽办法使奥罗平静下来，让她明白，假
如她去领事馆告发我们，她今生今世都不会快乐，不但害了我们，也害了她自己。
紧接着她把这个消息通知我，并保证说，一旦有机会，她要去见奥罗，对她施加影
响。我们分手的时候，她的两只眼睛闪烁着光芒。她说：“请你不要笑话我，我佩
服你，我一直觉得，你身上有什么东西像罗莎·卢森堡。”
尽管这种比喻令我非常难堪，我还是把它写下来，因为这足以表现这个女人的
惊讶的反应。她还在年轻的时候就对她的男人进行了反叛，自己扶养大了两个孩子，
她是希特勒的敌人。尽管她在眼巴巴地盼望着自己的签证，还是介入这种并非不危
险的事情，把消息转告给我，并善意地劝告奥罗。
奥罗知道什么？我在摆弄发报机，这她肯定是知道的，尽管我们从未谈起过发
报机的事情。不论在但泽还是在波兰，她都未见过我的同事。在瑞士她认识吉姆、
伦和赫尔曼，但她既不知道赫尔曼的名字，又不知道他的地址。她也丝毫不知道他
被捕的事情。
奥罗住在弗朗斯瓦太太那里，她向她讲述了同样的故事，这样我们的处境变得
几乎无法维持下去。但那农妇也告诉我，她喜欢我并且知道我不会干什么坏事情，
她自己早就反对希特勒。她绝对不愿意我发生什么不测，她理所当然什么都不会说
出去。她对奥罗非常生气，不愿意她住在自己家里。
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女人就这样帮助了我。
我把我对米莉雅的母亲说过的话，也告诉了弗朗斯瓦的妻子，我说，奥罗说的
那些蠢话大多数都是她想象出来的，但是我并未隐瞒我要为反对法西斯主义做点事
情的愿望。
米莉雅的母亲得到签证以后也走了。她向我保证，整个事情无论到什么地方她
都不会提起，即使对她的孩子们也不说。米莉雅多年里一直满怀深情地把给我的包
裹寄到父亲那里。在我觉得自己的处境允许的时候，便于1946年冬季给她写了信，
我还收到了回信。下面我要引一段米莉雅回答我母亲的一封信中的话：
你简直无法想象，当我在信封上看见你的手迹时，我有什么样的感觉。我是那
样地幸福。维尔纳写道：“读你的信是一件长时间以来最美丽的事情。在这样长时
间的停顿之后，越过如此遥远的距离，我向你保证，我依然保持着我们旧日的友谊。”
我不可能再给他们写信，因为我的处境变得恶化了，我的一封信也许会给他们
造成伤害。
我必须经常去日内瓦。阿尔伯特对待奥罗的事情并不那么认真，但是我非常担
心，我不在家时她会把尼娜领走，把她带到德国去。这样我就等于失掉了这孩子。
在这段时间里，凡是我出去的时候，伦总是以他那无畏而镇静的方式帮助我，始终
让尼娜寸步不离自己，弗朗斯瓦的妻子也答应我，密切注视奥罗。不论什么事情，
总是要发生的。这中间她又向她的理发师讲述了我们的事情，可他是反对希特勒的，
根本不想过问这种事情。我在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让这孩子离开奥罗，我在邻省
找到一家讲德语的“阳光”寄宿学校。它是按照萨莱姆城堡乡村寄宿学校的现代方
法办学的，那家乡村学校的校长在希特勒时代到英国去了。在“阳光”学校里充满
了一种令人心情愉快的气氛。
伦和我决定离开库克斯，在日内瓦找一处住宅。由于我为阿尔伯特做的事情越
来越多，这种迁移更显得必要。
米沙已经习惯了他的英文学校。教师们都认为他聪明，竭力挽留他，但我不能
把他放在那里。奥罗一旦得知尼娜走了，她会跪到学校去，在他身上做出难以想象
的事情。我也想当尼娜突然离开我们的时候，至少让哥哥在她身旁，因为她离不开
他，对他充满了深情。就这样，米沙必须再一次换个环境。
在库克斯谁都不知道我把孩子带到哪里去了。尼娜在一个对于她来说完全陌生
的环境里。当我们告别时，她紧紧地抓住我大哭大叫。米沙自己几乎流出泪水，他
拥抱着她，安慰她。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罕见的令我灰心丧气的时刻。我这是对
孩子们做了什么呀！陷入包围之中的瑞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