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好的休息，总是那些驱车去中国内地的旅行。
在那些不多的假日里，我们走的并不太远，但是“内地”距离上海并不遥远。
给父母亲的信：
……复活节妙极了，按照规矩是在具有宗教气氛的地方度过的，而且是在一个
佛教寺院里。星期四下午从上海出发，乘汽船去明浦（请看中国地图），星期五到
达那里时是早晨8点钟。明浦南边有一座“天子”庙。登上一只摩托小船，行驶两个
小时，途中非常有趣，单是这只小船就很有趣。这是一只小托轮。摩托船是一等的，
我们是躺在它的顶盖上度过这次航行的。二等的是数只连接在一起的划船，船上有
半圆形的竹篷，五只船上坐满了活跃的中国人……一只船上坐着一个敲锣打鼓的歌
手，他以长长的诗伴随这次航行。在他坐的地方，人们鸦雀无声地听着，并施舍许
多铜板。
庙周围的环境十分漂亮。第一座庙后面是一个鲤鱼池，它的后面是两个金鱼池。
寺庙巨大的石铺庭院里摊着大米，和尚用竹耙子在翻晒。我们睡的是中国床，吃的
是中国饭，床很宽大，有一个顶盖和布帘子，床上铺的是稻草垫子。吃的是佛教的
饭。和尚们总是问，为什么我说中国话，罗尔夫却不说。我作为女人却比男人知道
的多，他们是无法理解的。但是罗尔夫突然引起了他们的尊敬和赞扬，因为他画了
寺庙，还给两个和尚画了像。
圣灵降临节时，我和瓦尔特、埃里希·兰道尔进行了一次较长时间的郊游。罗
尔夫一旦有机会跟我一同离开上海，或者即使他不能跟随前往，也总是高兴的，在
这种事情上，罗尔夫是大方的，心地善良的。
埃里希·兰道尔是一个化学家，古斯塔夫·兰道尔 ＇注＇ 的侄子，他也来到上海，
关于他，我在给家里的信中写道：
他是那种在这里不讨人喜欢的人；活跃、聪明、机智，科学家。
他是进步的，我曾经想争取他为我们工作，但是他娶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中国
女人，深深受了她的影响，所以我并未设法去做他的工作。
1932年5月19日
这次旅行十分迷人。星期六中午出发，乘6个小时火车到达南星桥，这是杭州后
边的一个小站，在那里我们走进整洁的中国饭店……
第二天清晨是我的生日，第一件事情就是饭店招待员给我端来一堆电报，我一
下子就认出这是瓦尔特伪造的。然后乘渡船去河对岸，火车从那里直通兰溪，10个
小时的旅程，沿途是异常美丽的风景。这里的窄轨小火车是我们的好朋友伯恩施坦
（奥伦施坦＆可佩尔）给中国人修建的，这是他的骄傲和乐趣。我们大部分时间是
坐在车箱外面的平台上，摇晃着双腿，我们不想在附近走来走去，免得给火车“丢
面子”。火车道两侧是种水稻的梯田，田地里有圆锥形的坟堆或者极为美丽的古树，
它们都是为了纪念祖先而栽植的。这些树木也有经济价值。冬大麦已经收割完毕，
由于田地里灌满了水，没有地方晾晒，于是它们被捆起来，一排一排地挂在树上，
看起来这些树仿佛穿上了黄色衣裳。稻田后面便是绿色的群山……
兰溪位于钱塘江畔……我们到达的当天晚上便去拜访了兰溪市长，伯恩施坦让
我们给他带去一封介绍信。第二天我们要乘船溯江而上，市长不容分说，非让我们
带上他的两名警察保护我们。的确，当我们已经躺在床上时，兰溪警察局长带着两
名助手出现了，费了好多唇舌才把他们打发走。第二天早晨我们租了一条帆船，江
上的航行从风景的角度来说，是我到中国以来最美的一次经历，除此之外，我们玩
得十分尽兴。船上有三名舵手，他们划着船，飞速地逆流而上。船上有一个半圆形
的竹篷，共分三个部分，可以随意伸长或者缩短。中午我们停下来游泳，又有机会
钻进水里，我感到十分幸福。下午我们躺在一片野地上，然后去攀登一座十分诱人
的山头。南方这一带是富饶的。不久我们便迷失了道路，这就是说，这里根本无路，
我们像打仗一样穿过荆棘、芦苇和碎石。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只好停下来。在一个
距山头尚远的地方，我们欣赏江面上的美丽风光和周围的山峦。埃里希对动物、石
头和植物感兴趣，他非常欣赏那些身上有着红黄条纹的蜈蚣（我可不喜欢）、蝴蝶
和热带植物。我们意识到自己是第一次登上这座山的欧洲人，于是便带着满身的划
伤和污垢走下山来。这是一次消耗体力的活动，我喜欢做这样的运动。舵手们给我
们做好晚饭。我们决定立即去睡觉，这就是说，把我们的被子铺在竹篷下，这里没
有别的，只有光亮的地板……月亮出来了，舵手们信口唱着歌曲，山峦越来越高，
我们还是决定马上去睡觉，这里太美了……
在同一封信里还有这样一句话：“这个星期天像上个星期天一样，基希 ＇注＇ 和
艾格尼斯都在这里。”
我在此前的一封信里曾经提到，埃茨·埃尔文·基希来吃晚饭，滞留到夜里两
点。在同一封信里也提到，我一开始跟他发生了争论，我说他太轻率。我们之间有
三个星期未通电话，后来我们又和解了，我在给家里的信中说，他是一个既有趣又
活泼的人。
1932年5月4日
现在我们关系很好，他来电话说：“喂，孩子，这里是你基希大叔，我想星期
天到你那里去。”
最后一次基希疲倦了，他挽起衣袖，解下领带便躺在躺椅上睡着了。我们给他
拍了一张照片，希望能成功。后来他收到一张写有“愤怒的记者”的照片。明天他
要出发了。 ＇注＇ 基希读到一篇副刊文章，他非常激动，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在日本手里》， ＇注＇ 但是他不知道这是出自谁的手笔。
……上海天空的另外一颗明星是罗茜·格莱伯格—乌尔施坦，我在伯恩施坦家
举行的便餐会上“欣赏”到了她。她曾经愤怒地告诉我们，基希称她为“一枝资本
主义泥塘的花朵”……
我非常尊重基希那些书籍，我之所以持有异议，是因为我知道他仅停留三个月，
便想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艾格尼斯和我不喜欢他那种在我们看来肤浅的写作态度。
有谁会想象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便可以详细了解这个国家呢？我们丝毫不了解基希那
卓越的写作方法。他做了充分的准备，有能力迅速把握本质的东西，从来不做经不
住考验的事情。
1932年夏天，艾格尼斯和我准备去牯岭度过最炎热的时间，牯岭坐落在江西省
海拔1200米高的地方。艾格尼斯事先去那里为我们租了一栋小别墅。本来宋庆龄也
想一同去。我认识她已经很长时间，她是已故中国总统孙逸仙的夫人。他死后她在
政治上进一步接近左翼。当时她已经认识到与苏联合作的意义。我经常与艾格尼斯
一道去她那里，我也单独拜访过她。她是一个娇嫩而又妩媚的女人，她的生活并不
轻松，她的一个妹妹嫁给了蒋介石，另一个嫁给了蒋介石的财政部长。由于政治观
点的缘故，她在她们那影响很大的家庭里是失宠的。有一次她送了我一件绸制的衣
裳，我穿了许多年。后来她到底未去牯岭，里夏德不赞成我在公开场合与她在一起。
我在一封给父母亲的信里，描述了去牯岭的旅行、到达和逗留的情况：
1932年7月
前天顺利到达牯岭，受到艾格尼斯非常热情的欢迎。沿扬子江逆流而上（五天），
风景是美丽的，但却有点令人伤心。在停泊的地方有些乞丐坐在大木桶里划过来，
他们都是去年洪水时的难民，今年扬子江又涨水。可以看见房屋的一半泡在水里，
许多农田都被水淹没。离开船以后的旅行是相当困难的。在倾盆大雨之中，坐在一
辆敞篷人力车上，道路是泥泞的，坑洼不平的。然后乘坐一辆轰隆轰隆直响的汽车，
花了一个钟头的时间，才到达山脚下。从那里又乘坐摇摇晃晃的滑竿要在陡峻的道
路上攀登三个小时。买了票付了钱。五分钟之后，苦力们放下滑竿，说客人太重，
要求追加一份小费。我只好照办，否则天黑之前是无法到达牯岭的。走到陡峭的地
方，他们突然又说，我得步行，尽管路旁的木牌上写着，他们有义务全程抬着。于
是我只好怀里抱着米沙，爬行了一段陡峭的石路。苦力们幸灾乐祸地跟在后面。
正是这类事情，令许多人对中国人不满。人们常常十分生气，但是人们对那些
报酬微薄，过分劳累的苦力们能要求什么呢？
在船上时我曾有机会结识了各种类型的传教士，其实不能说是各种类型的，大
多数都是一种类型的，即可怕！他们的女人更糟糕，尤其是那些美国女人。她们都
是些带着甜蜜蜜的微笑的、于巴巴的，胆小如鼠的老太婆。有几个当然好一些。一
个传教士的老太太1907年第一次去牯岭，是因为她的小女儿忍受不了汉口的炎热。
大夫告诉她，只有凉爽的气候才能帮助她，于是这位太太带着孩子上了山，在中国
人的帮助下，花了三个星期用石头和泥土盖起了一栋房子，几天之后，她的孩子健
康了，欢蹦乱跳地到处跑。同一个孩子她又带来了，现在大约39岁，十分瘦削，头
上戴着一顶非常难看的帽子。胳膊上挎着一个手工制作的编织袋。
给父母的信：
1932年7月5日，牯岭
艾格尼斯和我每天下午都跑很长的路，欣赏扬子江河谷里的美丽风光，欣赏湖
北那连绵不断的山峦，那里有红军。站在这里的山上便能理解他们的战术，因为这
里也是些荒山野岭，有着密布的热带丛林。只要山上没有道路，外来的军队是无法
发现道路的，只有当地的红军在当地农民帮助下才能找到道路。遗憾的是这里没有
树林，只有茂密的灌木丛。中国农民太贫穷，无法等到它们长成树木，他们砍伐灌
木和小树，用来烧炭或者绑成扫帚去卖钱。在中国只有竹子能保存下来，因为竹子
在6周之内便能成长起来。
1932年7月27日
艾格尼斯返回上海去了，她比我早出来5个星期。德国商会的弗格尔博士现在在
这里，有时我跟他出去散步。上周与他和奥特马教授郊游了一次。奥特马是中国语
言专家，我们走进一座庙里，他能阅读并流畅地翻译那些碑文，其中也有古文字，
连中国人也不懂。他被公认为是通晓中国方言的外国语言学家。除此之外，他并不
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人。
我在写给家里的信中从未提到，有时我也有烦恼。母亲有6个孩子，她有足够多
的问题去照料，我再也没有理由向她倾诉我心里的忧愁。我在牯岭逗留的最后两周，
是在压抑的情绪中度过的。早在好长时间之前，有两个欧洲同志被捕，他们是来自
瑞士的诺伦斯一吕格夫妇。我并不认识他们本人，可我们大家都关心他们的遭遇，
他们被中国法院判处了死刑。在《左尔格博士东京来电》中写到，左尔格筹措了一
笔钱，把他的死刑改成终生监禁。
诺伦斯夫妇有个五岁的儿子，他父母被逮捕之后，艾格尼斯给他买了一大堆礼
物，我认为像个王子一样娇惯他是不对的，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她。现在的问题是，
我要不要收容这孩子。我很愿意这样做，我会设法给予他母亲的温暖，米沙也会有
一个大哥哥。但是里夏德不同意。否则我就得放弃自己的地下工作，可这样做他不
愿意，我也不愿意。
我们在牯岭听说，诺伦斯—吕格夫妇绝食了。这一天当我们坐下来吃中午饭时，
艾格尼斯突然说，她无法吃饭。我当时可能颇为冷漠地回答说，她这样做是帮助不
了诺伦斯的。艾格尼斯站起来，离开桌子而去。下午我独自一人出去散步，当我回
来时，我发现了一封信，意思是在这种情况下，她不能再停留下去，她要返回上海
去。说我过多地考虑个人幸福，考虑我的家庭生活，私事在我头脑里扮演着过分重
要的角色，说我并不是人们所理解的那种革命者。
我坐在这封信面前，无法领会它的内容。这两件事情是我无法理解的。艾格尼
斯熟悉我，她应该知道，只要有机会搭救两位被逮捕的同志，我是愿意冒任何风险
的。事实也证明，她的遭遇同样也可能是我的遭遇。
我是否一定要对艾格尼斯说，我常常想到这个五岁男孩的母亲？我是否一定要
表达出我的感情，来向艾格尼斯证明？
令我惊讶的是，如此密切的友谊，怎么会以这样的方式出现了裂痕呢？我绞尽
脑汁设法弄明白，艾格尼斯是怎么对我产生了这种印象的。也许在某些地方她是对
的？我在享受着生活，对日常的事物表现了不寻常的兴趣。也许我把它们看得太重
要了？我喜欢我儿子的每一次呼吸，并且下定决心多要几个孩子，尽管我不认为我
的婚姻能够克服眼前的矛盾。
有一次，艾格尼斯伤感地说：“我把自己的孩子都献给了斗争。”
诚然，我对待自己对米沙应尽的义务，不会像对待艾格尼斯进监狱那样心平气
和，但是，难道我会因此而出卖什么吗？
被捕的可能性对于我来说一直是现实的。我在有意识地锻炼身体，以增强自己
的抵抗能力，我不吸烟，不喝咖啡和酒，免得一旦被捕时，还要戒除这些嗜好。
我们的友谊这样突然破裂。对于我是个沉重打击，这友谊曾经是我生活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我相信，对于艾格尼斯也是如此。
后来，我们在上海偶尔还能见上一面，艾格尼斯当然也还到我们家里来，但这
已经不再是老关系了。我感觉到艾格尼斯没有改变她在牯岭对我形成的看法，像历
来那样，她毫不妥协地按照自己的看法行动。
现在与里夏德的谈话，对于我来说更为重要。我很高兴自己在会面之间的那些
日子里，我总是有些话要对他说。有一次我提起与艾格尼斯的疏远。里夏德似乎把
这视为女人之间的争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