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亿元欠薪
姚立法是教育选区的人大代表。为教师代言，是他不可推卸的、法定的职责。
当年，他的当选，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被拖欠工资的教师选民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够为大家说说话，争取应得的利益。
在竞选誓词里，姚也曾经向选民作出庄重承诺，一定自费到周边县市走访，调查学校教职工的待遇状况，写出有说服力的调查报告，敦促市政府及时落实解决全体教职工的工资、医药费问题。
姚立法能否兑现当初的承诺呢？他真的能身体力行地为选民朋友、为别人的利益奔走呼号吗？选民在观望。
“如果人大代表占着茅坑不拉屎，我们这些选民能怎么样？”一个选民说。
“就怕说是一套，做又是另一套。”另一个选民说。事实表明，姚立法没有让选民失望。至少，他一直在为实现自己当初的承诺努力。
当选为人大代表后，姚立法立即联合几位乡人大代表着手对周边荆州、仙桃、天门三市教师的工资状况进行调查。这几位乡人大代表都是教师，具有正义感，敢做敢当。
姚的亲密合作伙伴、乡人大代表、小学教师王植福，在学校深孚众望。他简陋的家中，张贴着老教师送给他的几句诗文：植桃育李二十秋，福不祈求名不谋；常秉忠心照日月，时将直语斥公侯；为民请愿是宗旨，上省陈情作领头……
几个有着共同志向、一心为民请命的人大代表，通力合作，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周密调查。调查结果让他们深感震惊：同级别教师所领的月工资，潜江要比仙桃、天门少拿100到200元，与荆州的差距则高达300元以上。
在扎实调查的基础上，再经过向有关部门调阅有关文件后，姚立法计算出一笔数目惊人的账：
本市从1993年10月起，拖欠国家文件要求下发的“冲减64元后的补助工资”，月人均为139。5元，共欠5644万元。
本市从1997年7月起，拖欠教师副食补贴每月人均150元，共欠1644万元。
本市从1997年起，没有向教师颁发国家文件要求支付的每年奖励一个月工资，按人均460元计，共欠265万元。
……
根据姚的统计，当年潜江市拖欠全市教师工资的项目多达七项，金额累计高达8200万元。加上相关利息，潜江市拖欠教师工资至少一个亿。
政府竟然欠教师们一亿元工资！算出这笔数目的时候，姚立法不由得吓了一跳。
潜江市城乡一共有7000名教师。一亿元，按照人头分摊的话，平均每个老师被拖欠1万5千元。1万5千元，是个什么概念？它既相当于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外企高级白领一个月的月收入，也是潜江市月工资三、四百元的教师，辛勤工作三年甚至是四、五年的全部收入。事实上，三、四百元的月收入，是潜江市教师月收入的中上水平。
1万5千元，能做些什么？它解决了一个普通大学生至少三年的学费，张老师就不必借钱供儿子上大学了；这笔钱在潜江大概能买到1000公斤的猪肉！何老师如果有了这笔钱，就不会每周只买两斤肥肉也不舍得吃，因为肥肉是用来熬猪油的……
一亿元欠薪，姚立法说，他的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甚至怀疑自己也许算错了。
姚的怀疑是有根据的。那些年来，潜江市被陆续评为中国明星市、百亿强市、小康市、基础教育先进市、普九教育工作先进市。一个综合实力如此强大的城市，怎么可能付不起教师们微薄的工资呢？
1998年底，惊愕的姚立法，写就了平生第一份调查报告《解决拖欠教师工资问题刻不容缓》。1999年1月中旬开第一次人大会期间，他将这份措辞恳切、严厉的调查报告形成建议案递交。
教师工资的拖欠，就像城市里的牛皮癣，是个让人头疼的顽症。虽说中央三令五申，严令各级政府不准拖欠教师工资，不准挪用、挤占教育基金，但是，收效甚微。在google网站搜索，关于全国各地拖欠教师工资的新闻有几百万条。
街头的标语说，教育是百年大计。有人解读说：要一百年呢，哪能几年内就解决得了呢？
所以，在潜江市，即便存在教师工资的拖欠问题，有关部门照样底气十足，并不觉得自己犯了什么大错：“解决不了的，全国都一样。”而那份郑重其事的所谓建议案，不过是一个不懂“中国国情”的人大代表的大惊小怪。所以，这份关乎全市七千多名教师“口粮”的建议案迟迟没有回音。教师们心急如焚，焦躁不安。生活中处处离不开钱，新的生活压力，每天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有关部门似乎不着急。也许，让穿鞋的体会光脚的痛苦，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等待建议案回复的过程中，姚立法和几个教师一起，找到分管教育的副市长当面理论。据说，当时，副市长正在热火朝天的打牌。听说老师们是来理论工资问题的，打牌正在兴头上的领导不由得很生气，脸色阴沉，一声不吭，抬屁股就走人。
1月份在教师们焦急的等待中过去了。
2月份学校开学的时候，忍无可忍的教师们，再次通过罢课、围堵政府部门等手段来表示自己强烈的不满。
3月的潜江，春天浩浩荡荡开始了。潜江市城郊成千上万亩一望无际的油菜开花了。整个潜江市被黄灿灿的油菜花包围着，阵阵芳香扑鼻。
明媚的春光里，万物生长，居室里的霉味正一点一点的消失。希望也开始发芽了。
可是，潜江市教师们内心的希望却一点点地、心痛的消亡。拖欠的工资，他们从1993年一直等到1998年，1998年底，终于有一个人大代表为他们振臂一呼了，仅仅一个建议案的回复，他们从冬天等到了春天，又等到了夏天，不知道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半年后的7月24日，盛夏时节，建议案终于得到了回复。回复称潜江市委市政府多次召开会议，已经商议出解决的办法。
一、为了解决城区教师工资拖欠问题，决定在城区中小学生中人平集资50元；
二、自今年9月份开始，全市教师的工资由市财政局拨付市教委，再由市教委按月下拨到乡镇教委和市直学校；此前拖欠的工资由各乡镇负责解决。
姚立法认为，这份回复表明，潜江市委市政府根本没有诚意解决教师的工资问题。他们把本该由市政府解决的问题，踢皮球一样的踢给了下级（乡镇一级政府）和老百姓（学生集资给老师发工资）。满心期待的教师们，万万没有想到，等来的竟是这样的一个毫无意义的答复。
也曾经有教师拿着这份回复去找乡里领导要工资，乡里领导说：“市里不给我钱，我就是倾家荡产、把裤子当掉，也发不起你们的工资。”至于城区学校通过学生集资给教师们发工资的做法，则遭到家长们的强烈抗议。因为，这是明目张胆的乱收费。
一年后，2000年的9月29日，潜江市政府办公室下达了一份《关于化解学校教育债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内文写道：要强化全员的偿债意识，教师津贴、补助和福利发放要与偿债挂钩。凡有债务的学校，其经费必须先保证计划偿债，否则一律停发。
据了解，潜江市政府这么做的理由是，该市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搞教育建设的过程中，欠下了不少债，所以，请广大教师们体谅政府和学校的难处，帮帮忙，用他们的工资和福利来还这些债。
这无疑是一份让潜江市所有教师更加心寒的政府文件。“霸王”文件彻底摧毁了教师们拿到被拖欠工资的希望，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而国家文件是早就明令不允许将学校的债务和教师的工资挂钩的。
写调查报告，递交建议案，当面与市里领导理论，甚至罢课、围堵政府机关……该想的办法都想了，下一步该怎么办？没有人知道。教师们由愤怒而茫然，由茫然而绝望。摆在面前的，似乎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放弃。
姚立法没有放弃，依然穷追不舍。
此后，几乎在每年的市人大会上，他都会不依不饶的提交一份内容大致相同的建议案——关于解决拖欠教师工资的建议。
市人大某工作人员曾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姚说，教师工资的建议案，眼睛都看出老茧来了，你以后别交了。市政府没钱，我们也没有办法解决啊。
事情就这么拖下来了。一拖又是好几年。当选为人大代表的第三年，也即2001年3月，倔强的姚立法带着几千教职工的联名信进京，到财政部、教育部、人民日报社、中新社“上访”。
看过姚递交的材料后，《人民日报》派出记者先后几次到潜江市进行采访，并于5月22日刊出《盲目举债“达标”，“普九”失去根基——潜江市片面追求“普九达标”引发诸多问题》的报道，披露、批评潜江市将债务强行加在教师们身上的不法行为。
权威党报的的批评报道，对于潜江市教师工资问题的解决，同样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在潜江市，教师工资的问题，好像是一个死结，是一个根本无解的题。
一百多年前，康有为骂道：中国的政治是无人负责的政治。可是，教师的工资问题，不只是政治，更是生活，是活命钱。
“一个这么简单、这么合情合理的要求，几千人争取了好几年，却毫无进展和结果。我们的人民政府为什么会置人民的利益于不顾呢……”姚立法神情激愤。
“选民责怪你了吗？”我问。
“没有。大家还是理解的，我真的尽力了。”说到这儿，姚立法的眼圈红了。
被截留的救灾款
1999年3月28日，姚立法在潜江中学走访选民的时候，意外得知：学校教职工银行卡里50元钱不明不白的被学校扣除。
1998年，是个灾难之年。这一年夏天，天降汤汤大水。中国29个省受灾，受灾人口2亿多人。长江沿岸的许多城市和村庄都浸泡在汪洋之中，家园尽毁，农田被淹。
据潜江中学的负责人说，被扣的那50元钱，全部上缴市教委，献爱心捐给灾区人民了。
50元钱，对于月工资只有三、四百元的教师们而言，不是一笔小数目。
教师们说，这爱心该献，可是献得稀里糊涂。首先，学校不和教师们商量一下，就随便扣大家的工资，这种行为未免太霸道了；捐款应该是一种自愿行为，捐多捐少，应该是教师们自己说了算；捐的钱，学校并没有开具收据，口说无凭；学校扣除的这笔钱，具体流向了哪里？学校没有做出任何解释。
教师们把心中的诸多疑虑悄悄告诉了姚立法，希望他能帮大伙儿核实一下。此时，姚立法正在为解决教师们被拖欠的工资而焦头烂额，得知这个情况后，他二话没说，第二天就着手救灾款流向的调查。
据姚立法了解，不只是潜江中学，全市所有教职员工，甚至中小学生，在市教委的号召下，全部为灾区捐了款。这些捐款最后汇总到市教委，由教委捐献给灾区人民。
这么多的救灾款捐给了哪里？是否全部捐给了灾区呢？对此，市教委并没有公示过。那么，这种行为，说明了什么问题？背后是否存在猫腻？救灾款在上缴和捐赠的过程中，是否有可能被非法截留？姚立法用他一贯质疑的思维方式揣测、琢磨着。
“你怀疑、调查的人，是你的领导和同事。有没有想过可能的后果？”我问。
“我是双重的身份，是教职员工，也是市人大代表。一个市人大代表如果会被人际关系捆住手脚，还怎么做事？”姚立法说。
“不担心穿小鞋吗？”
“他们只能给教职员工姚立法穿小鞋，不能给人大代表姚立法穿小鞋。人大代表拥有特定的权利。”
虽然姚立法语气轻松，一幅不管不顾的“拼命三郎”模样，但是，调查自己的顶头上司和朝夕相处的同事，我能想象出其中的尴尬、微妙和艰辛。
人大代表兼职社会工作，这是中国“人大制度”的特色。从好的方面说，可以使人大代表在工作过程中和选民打成一片，彼此加强沟通和交流；从坏的角度想，一旦涉及到本单位的腐败、侵权等棘手问题，上下级、同事、朋友这些关系，必然会成为人大代表调查过程中的重大干扰。
3月30日，姚立法以人大代表的身份，找到市教委办公室分管这项工作的某副主任，说自己受选民的委托来了解一下捐款情况，希望他把捐款明细给自己看看。
姚立法在市教委勤工俭学办公室工作，和这位副主任是共事十多年的老同事。工作之余，他经常到这里来串门聊天。所以，一走进办公室，他很随便的在一张凳子上坐下。
副主任问姚立法：你凭什么查账呢？
姚回答说，他是人大代表，依法视察。
副主任说道：既然是依法视察，那就请你拿出代表证来。我们要证明你的人大代表身份以后，才能接待你。
这一刻，副主任一幅完全公事公办的模样。
由于潜江市人大常委会还没有向代表们发放代表证，所以，姚立法拿不出代表证。
因为生气，姚立法满脸涨得通红。他出言不逊：你这么做很无聊啊。你每次通知人大代表去市里开会，不都是通知我吗？
双方剑拔弩张，吵得不可开交。
事实上，副主任是在秉公办事。因为，根据规定，人大代表必须持证视察。不过，副主任明知姚立法是本系统的人大代表，为什么仍然坚持要查看其代表证？用“秉公办事”四个简单的字是否能解释清楚？我不敢妄下论断。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姚立法是教育系统选举产生的人大代表，他代表的是教育系统的所有选民。换言之，姚立法也代表了副主任。姚了解救灾款流向的目的，是为了替副主任这样的选民查清真相。可是，即便如此，副主任依然“铁面如山”，毫无回旋余地的拒绝了姚的要求。
后来，经过潜江市人大常委会的多次协调，市教委才允许姚立法查看相关账目。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姚立法发现，教育系统果真存在非法截留救灾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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