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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姚立法也不禁怀疑自己，是不是做得太过火了？意见提得太多了？让潜江市丢脸丢得太频繁了？但是，这样的想法不过是一闪念，很快就被自己否定了。发现问题不提意见，还算是合格的人大代表吗？！
对于良心、责任、原则的执著，执著到偏执，一条道走到黑，不懂得怎样利用人大代表几个字去混世；天生只会发自内心真诚的笑，不懂皮笑肉不笑，更不懂得研究这不笑的肉的后面有多少“深刻”含义；不懂得夹着尾巴做人，不懂得官场里的潜规则；天生的疾恶如仇，经常忍无可忍的拍案而起……
行走在汹涌无常的宦海，书生意气的姚立法却没有哪怕一件“救生设备”。所以，踉踉跄跄、险象环生。
人们都看到了姚立法的窘迫，也看到了他的个性。《新京报》的记者和姚立法曾经有过如下对话。
“你没有考虑到政府的难处吗？”《新京报》记者问。
“我确实也体谅政府的难处，但是换位思考一下，我还是认为应该从群众的利益出发，政府要为群众的利益负责。”姚立法回答
“你和政府官员之间，有没有可能采取一些缓和的，双方都能接受的交流方式呢？比如开成公布的谈？”记者问。
“我也试过，该做得都做到了。比如面对面地找他谈，在人大会上发言，提建议案，向上级交材料等等。我已开始都是通情达理的，是先礼后兵，但是这样解决不了问题。”姚说。
之后，网络上关于人大代表姚立法的人际关系、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讨论得狼烟四起。“始作俑者”是一个姓王的网民，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评姚立法的人际关系》。
王文称：姚立法与当地人大和政府的关系搞得很僵，表现为对抗的关系……
潜江市人大常委会是由全体人大代表选举产生的，按理说，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非常融洽的。看来姚立法应该检讨一下自己的人际关系。
人民代表是为人民的，但人民政府也是为人民的，这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人大代表和人民政府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很好的…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姚立法会遇到这么大的阻力呢？又为什么是针锋相对的斗争呢？……我们认为，履行代表职责应该考虑当前我国的基本国情，不仅要考虑大众的呼声，也要考虑政府配合的底线。
文章一出来，立刻有人提出反驳，喊打声一片。
也是一位姓王的网民，发表评论《假如姚立法热衷搞人际关系》：假如姚立法热衷搞人际关系，多一些随和，多一些宽容，多一些顾忌，为了所谓的“交情”，姚立法就不会成为特立独行、有棱有角、嫉恶如仇的姚代表，很可能成为一名通体圆滑、八面玲珑的“荣誉代表”、“举手代表”、或者是“老好人代表”，那么，谁来激浊扬清，谁来为民请命……
一 个姓肖的网民发表文章说：指责姚立法所谓的政治上不成熟，其实就是指他不与“组织”保持一致，或者拿着法律专门和领导“过不去”。
对我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来说，与其让姚立法们成熟到随波逐流、随遇而安，还不如让他生涩的，会让人感到难以下口，并时常“惹是生非”。
人民网上的一个帖子说：姚立法遭遇尴尬不是他个人的错，我们强调履行职责的艺术，更要强调原则、法律和尊严…现在代表为人民说得太少，为人民能够硬起来的时候太少。监督就是制约，如果调和关系，和风细雨，那就是不负责任。
另一篇网络文章写道：推崇姚立法的人，可以说是推崇蔑视潜规则的精神。讨论政治意义上的人大代表的公共生活应该从法律的精神入手，而不是私生活或者行政关系中“暧昧”的人际关系。津津乐道于“人际关系”融入行政关系一说与我国推行多年的依法治国的理念完全不符。
同时我也惊讶与王先生对“人际关系”能够介入行政关系的充分信任，寄希望于“人际关系”能够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联盟。如果不触动利益联盟，可以大谈“人际关系”，不过就不要唱高调“为人民”。如果触动了利益联盟，有多少“人际关系”可以维持？如此大谈人际关系，有趣有趣……我也希望自己以后能够成为一名人大代表，不过很不幸，绝对是王先生批判中的那种。
值得一提的是，这篇颇有见地的网络文章，是姚立法读大三的儿子姚遥写的。这个从小把父亲当成偶像的沉默青年，拿起笔，不遗余力的捍卫着父亲的尊严。
对于网络上的热闹讨论，姚立法惘然不知。直到今天，他也不知道儿子一直在背后默默的支持自己。他太忙了，被折腾得死去活来。他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儿子的声音了，为了节省电话费，父子俩每年至多通两个电话；而年迈的母亲，虽然近在咫尺，他也已经两年没有去探望过她老人家了。
在潜江，姚立法仍然必须独自一人忍气吞声的面对所有的指责、谩骂和挑衅。有很多人，包括选民，能和他一起分享快乐、力量、温暖，却没有人能为他分担忧伤和迷惘。
心里难受的时候，他已经习惯于一个人闷在家里，不说话，不喝水，不看书，不打电话，更不看电视……两眼发直，表情怪异，僵硬地躺在沙发上，像是死过去了一样。
捷克著名的哲学家扬·帕托切克临终前说：有些事情是值得为之受难的。或许，这句话是受难的姚立法行为的最好诠释。
相聚
2002年过去了，迎来了2003年。
2003年，中国发生了很多的大事。这一年，SARS瘟疫席卷神州；政府因为乙肝歧视遭遇行政诉讼；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因瞒报疫情去职；青年孙志刚用生命葬送了惨无人道的收容遣送制度；中国人首次飞入太空；宋美龄辞世；张国荣自杀……
新年的第一天，姚立法走出潜江，远赴北京参加了一个聚会。
召集这次聚会的是中国改革杂志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农村研究室等单位。他们举办了一个“乡村建设培训班”，诚邀各地有思想、敢作为的农民。前往北京之前，姚立法偷偷的做了一件事。他深更半夜找到一个印刷厂的老板，秘密的印刷了五百多本《谁当村官，村民说了算》的小册子，准备带到北京分发给与会的农民。
“这本小册子不是被定性为非法出版物吗？”我问。
“内容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们是胡搅蛮缠。如果我把胡锦涛的重要讲话印成小册子宣传，他们敢说这是非法出版物吗？肯定不敢。我这是在做好事呢。”姚说。
“你干吗要带到北京去？”
“农民要得到一些政策文件不容易的。小册子很全面，我想对他们应该有作用。”姚说。
过去，姚立法也曾经背着大包小包的材料多次去过北京，但都是为了解决一些和自己毫不相干的问题，以上访者的身份去的。有时候，政府还会派人到火车站、到北京围追堵截。所以，每次的北京之行，他神情紧张，而且不得不躲躲闪闪，为的是尽量不被“追兵”发现。
这次大不一样了，他是被邀请参加一个略带学术性质的培训班的，可以大大方方的走进北京城了。在那里，不仅能见到很多志同道合的农民兄弟，还能听到很多专家学者精彩的演讲。平时，他常在报刊杂志上看到这些学者的名字：茅于轼、党国英、秦晖、白钢……
本次行程的开销全部由会议的主办方承担，姚立法本来可以买张卧铺车票，但是他却买了张硬座车票，一路坐到了北京。车厢里，是他早已经习惯了的拥挤、肮脏和嘈杂。旅客见缝插针的站在过道内，厕所发出难闻的屎尿臭味。
“请这么多人，主办方要花不少钱呢。我能省就省点，从武汉过来只需要坐一个晚上火车就到了。”姚说。
对自身道德近乎苛刻的要求，使得姚立法身上有一种让人敬畏、凛然不可侵犯的气质。
夜晚，北京郊区小汤山附近，农家女学校简陋的校舍内。一百多个身穿臃肿棉服、操着南腔北调的乡村精英聚居一堂，准备聆听姚立法的演讲。
这些农民大部分听说过姚立法的传奇事迹，相当部分人与姚立法通过信件、电话的方式联络过，有些还亲自到潜江拜访过。大家翘首以盼，等待心目中“明星”的出现。
姚立法出现在教室的一刹那，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随后，姚立法在讲台上走来走去，眼睛睁得很大，嘴咧得很开，表情丰富地开始了演讲。充满激情自信的语调，一口浓重湖北口音的普通话在教室内回荡——
人大代表究竞有多大的权利？现在很少有人去研究和宣传……
比如，我们潜江在人代会选举人大常委会和一府两院组成人员时，若有10位以上的代表联名推荐候选人——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市长、副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这些人员加起来有30多号），其权力相当于省委组织部的考核推荐权。仅这一项联名推荐候选人的权力我认为就相当大的了。
在全国范围内，乡至省四级的人大常委会主任（乡人大主席团主席）、乡（镇）长、区长、县长、市长、省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的选举，进行差额选举的有多少？少得可怜。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我认为出在人大代表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出在人大代表不敢使用自己的权利，出在选举人大代表没有严格依法，出在选民没有把选举人大代表的神圣的公民政治权利当回事……
在县级，由人大选举和人大常委会任命的一府两院的官员共有100多人。这些人接受人民的委托，行使行政、司法、检察权。对他们中的腐败分子，人大代表是有权联名提出罢免案的，也有权联名提出质问案，也有权联名提议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目前，全国范围内使用了这些权利的人大代表有多少……
小汤山位于北京的北面，是北京的大风口。窗外北风呼啸，暖气不足的教室寒气袭人。
农民们裹紧身上的棉服，哈着气，跺着脚，揉搓冻得发红的耳朵，专心致志地听着姚立法说的每一句话，神情亢奋、若有所思。“人民代表应该代表选民的利益，代表正义和前进的方向！”姚立法用手画了一个大圈，结束了自己的演讲。
随后，农民们迫不及待地问了姚立法很多和村民自治有关的问题。比如：谁来组织选举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村民选举委员会怎么产生？为什么要村账乡管？外出打工的人选举的时候怎么登记？如何处理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之间的关系？等等
就像是坐在自家沙发上，回答来自潜江市董滩村、西湖村农民的问题，姚立法一一从容耐心的予以解答，起初的紧张感一扫而光。
这是姚立法第一次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和学者们发表演说。演讲前，他很紧张，寒冷的教室里，他的内衣却快湿透了。他害怕自己讲不好，更害怕自己的湖北普通话别人根本听不懂。
接下来的沟通是随意的。由于教室里气温太低，农民们和姚立法围成一圈，把身子挤到了一块，并感觉到了彼此的体温。
一个农民问道：你当选代表的花费能经受得起么？您不怕受到打击么？
“我去年当代表总共花了一万多元，我还是能承受。”顿了顿，姚立法语调轻松的说：“我要强调一点，人大代表在人大组织的各种会议上的发言是不受法律追究的，这就是代表的免责权。所以说，只要代表的落脚点是代表人民，那就可以无话不说。就是公检法对代表实行法律措施的时候，那是要遵守一个特定的程序的。”
姚立法这么回答的时候，距离潜江市撤走跟踪人员和批评他的电视节目仅仅四天的时间。伤痕还在，心痛还在，恐惧还在，但是他毫不犹豫的给了大家一个阳光的答案。
“有希望总比没希望好。”姚立法对我说。
在这次会议上，姚立法非常意外的见到了在杂志社打工帮忙的儿子姚遥。从大二开始，姚遥就通过勤工俭学来完成自己的学业。他知道家里经济太困难，所以一直没有开口向家里要生活费。
关于这次见面，姚遥在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洗漱之后，他和我坐在一起。突然间，父亲和我聊起我以后的打算，他说得很简短，问了问我的计划，然后简短地说了几个要点，于是便什么也不说了。父子俩坐在长椅上，互相之间也没有太多的话。于是，两人又默然了一会儿。回想起来，前前后后这样的交流有过很多次，每次大约都是这样。在没有人打断的情况下，父亲说完他的要点，我说完我的要点，然后就是默然……
这一年的春节，姚遥回了一趟家。这是他四年大学生活期间唯一一次回家，也是全家人四年来唯一的一次相聚。
文章中，姚遥回忆道：大年三十，天飘着大雪，外面白茫茫一片。天黑以后，我们开始坐在电视机前等待12点钟。可是，父亲没有在，他当时正在经营液化气。年关时分，是用气的高峰，因此送气的活儿非常繁重。
非常惭愧，我有缚鸡之力，但确实扛不动70公斤左右的满罐液化气。父亲一般一次扛两罐，有时候是三罐。我帮不上忙，父亲也不会答应我帮忙。所以，我坐在温暖的屋里，而他在大年三十的夜晚，顶着朔风大雪，开着农用三轮车挨家挨户的送气。
接近午夜时分，父亲终于回来了。头顶着一片白，脏兮兮的工作服背上也全是雪花，散发浓重的汗臭和液化气的混合味。他的脸上依然带着微微的笑容，无论多么繁重、艰巨的工作，父亲永不疲倦……
“严防死守”
2003年11月，潜江市将进行市人大代表的换届选举。
之前的几年，潜江市人大发生了很多新鲜事儿：非正式候选人成功当选为人大代表；人大代表申请做专职代表；人大代表定期不定期向选民述职；一向沉闷的只有赞成票的人大会议上，人大代表开始投反对票和弃权票……
这些新鲜事，全部出自市人大代表姚立法一个人的“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