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正好在秦统一之前，其中包括保持得很好、内容丰富的历书形式的表。这
些材料根据公认的周期体系按顺序规定了历书中一些日子的具体的特点。通
过查阅这类文书，人们就能保证所选的婚丧或进行其他重要事情的日子是适
当的，并且可以预言可能发生的结果。①
最后，已经知道有几件公元前165年以后的占卜者的“式”的实物。这
些复杂的工具可以视为现代风水罗盘的原型。它可能被用来表明天体主要的
运行节奏和位置与地球位置的一致性，并把这些现象与求卜者的个人境遇及
其所提的问题联系起来。②
① 关于为新年观察风的情况的材料，见《史记》卷二五，第1243 页 （沙畹：《〈史记〉译注》第3 卷，第
300 页以下）。卷二七，第1340 页 （沙畹译注第3 卷，第397 页以下）。关于蔡邕之言，见《后汉书》卷
六十下，第1992 页。《汉书》卷三十，第1759、1768 页可能提到这个题目，其他文学作品列于《隋书》
卷三四，第1026 页以下。关于设置官页之事，见《后汉书》（志）卷二五，第3572 页注2。
② 见何四维：《气的观察：古代中国的一种预言技术》，载《奥萨津和汉堡自然学和民俗学协会通报》，
125 （1979），第40—49 页。
③ 见鲁惟一：《汉代对彗星的看法》，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52 （1980），第1—31 页。彗星的
出现同样可以包括在被视为预兆的奇异事件之中，并可以视作不详之兆；见本章《预兆》和《董仲舒和天
的警告》。
④ 至迟自19 世纪以来，“堪舆”一词已与“风水”连在一起使用，但是有充分理由说明，在汉代堪舆乃指
选择吉时，而不是考虑地点的吉凶。关于这个题目的条目，见 《汉书》卷三十，第1768 页；《隋书》卷三
四，第1035—1036 页。
① 在睡虎地发现的1155 件完整的简和80 件残简包括两类与占卜活动有关的文书。一类有166 件，稍不一
般的是它们两面刻有文字；另一类有257 件。关于几套历书的情况，例如第730—742 号和743—754 号简，
见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北京，1981），图版CXVL—CXVⅢ，又见饶宗颐、曾
宪通：《云梦秦简日书研究》，图版1 — 3。
② 见唐纳德·哈珀：《汉代的“式”》，载《古代中国》，4 （1978—1979），第1—10 页；克里斯托弗·长
伦： 《关于“式”的另外几点意见》，载《古代中国》，6 （1980—1981），第31—46 页；唐纳德·哈珀：
《汉代的“式”：答克里斯托弗·卡伦》，载《古代中国》，6 （1980—1981），第47—56 页；鲁惟一：
《通往仙境之路》，第75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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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神的问题和题目
可能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中期的《楚辞》中的一段文字记载了楚国著名
政治家屈原向一名精于使用龟壳和蓍草的占卜者请教之事。他提的问题带有
玄虚的性质，内容涉及根本性的，或具有伦理问题和价值观的事情。占卜者
答复说，他不能用他的技艺来解决这类问题。③
举行比较世俗的占卜是为了解决五大类问题。一类是关于事实或盖然性
的问题，例如关于盗匪活动的报告是否属实，是否将爆发疫病，下雨的可能
性多大。第二类是，人们就有些问题求助于占卜者的技艺，以决定是否宜于
行动和能否取得成功，例如，一个官员应该留任还是退隐，出征是否会旗开
得胜。如上所述，第三类问题非常重视所定的祭祀或婚丧的日子是否适宜。
第四类问题与选择住宅的合适地点或死者的墓葬地有关。最后一类是对几种
选择中挑选其一的问题，例如，应任命哪一个官员为将帅率军出征，何人应
为国君的继承人。①
至少有两次，未来的皇帝在同意即位之前举行占卜。但是，很可能即位
之事已经决定，他们不过是通过这些形式以显示神秘的力量对其事业的公开
支持。公元前180年，代王刘恒正式进行占卜；公元220年，未来的魏帝也
采取这种手法。有人猜测，在这两次祭祀中，神圣的龟壳或蓍草的权威有力
地支持了两个即位者以反对敌对的皇位觊觎人的要求。在公元前74年把未来
的宣帝刘病已拥立为帝的政治家或官员们也采取了同样的预防措施。
还有一次，一批不同学派和方法不同的占卜者被要求决定拟定的武帝的
婚期是否适宜。但是这一次占卜者们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有的反对拟定的日
子，而另一些人则赞成。不幸的是，在这个重大问题中，没有材料说明所指
的武帝的配偶是谁，所以不可能知道她的前途如何。武帝决定按他的计划进
行，他的新娘可能有幸福的未来，也可能没有；也没有办法估计与之商量的
不同类型的占卜者的本领。我们知道后汉至少有两次利用占卜的方法来决定
少女可能遭到的命运之事，当时正在积极考虑她们进宫的可能。皇帝在冬至
月份利用龟壳和蓍草占卜以确定明年年景的做法成了一种正规的活动。②
预兆
在用甲骨占卜时，注意的是作为正常自然秩序的一部分的某些特征的出
现。与此相反，预兆则属于略为不同的一类，指的是违背正常自然秩序的一
些事件，它们是如此惹人注目，以致不能被置之不理。这类事件必然会引起
恐慌，人们也必然会问它们预示着什么结果。它们包括诸如地震或日蚀等事
件；它们可以表现为影响一个特别敏感的地区的祸灾的形式，如皇宫内发生
的火灾；或者表现为人制造的物体出现的不正常的和无法解释的现象，如关
③ 《楚辞》卷六，第1 叶及各处（霍克斯：《楚辞》，第88 页以下）。
① 《史记》卷一二八，第3241 页以下列有可能的问题 （褚少孙的补遗）。
② 关于登基前进行占卜的情况，见《汉书》卷四，第106 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 卷，第225
页）；《汉书》卷七四，第3143 页；《三国志》卷二（魏二），第75 页。关于武帝婚期的适宜与否，见
《史记》卷一二七，第3222 页；关于选合适的少女进宫之事，见《后汉书》卷十上，第407—408 页；《后
汉书》卷十下，第438 页。关于冬至祭祀仪式，见《淮南子》卷五，第14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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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的大门自动启开。
正史中收有各具自己世界观的不同派别的占卜者对这类事件所作的种种
解释。可能彗星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件罕见的事和明显的不正常的现象，所以
应被列为一种预兆。前面已经提到的、并附有不同彗星图形的文书，对每个
彗星还附以简短的文字，以说明它出现的后果。历史记载也对彗星十分注意。
①下面将看到，这类事件在宇宙结构的范围内解释，以及它们形成政治批判焦
点情况。②
当时对占卜活动的看法
在汉以前和汉代，关于占卜、祈求神谕及预兆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有
的作者接受这些信仰和活动，认为它们有效验，而且对占卜术士完全信任。
另一些人则准备利用这些信仰为政治目的服务，他们提出的相信预言真实性
的主张可能是真诚的，也可能不是。有的思想家能够把所受的知识训练或科
学的世界观与对龟壳和蓍草的信任结合起来。还有一些人则批判这种做法，
因为它们对道德会产生有害的后果，或者它们具有内在的智力弱点。
《韩非子》提出了一个警告：国家走向毁灭的道路之一是依赖这些方法
选择行动的时间，是相信这样做会保证使这一行动取得成功。同时他还提出
一个警告，要防止对神灵的过分的祭祀和不要依靠使用龟壳和蓍草的占卜。
《楚辞》警告说，某些问题不宜用占卜决定，这与《淮南子》和《盐铁论》
中的抱怨遥相呼应，这两部著作都反对过分的占卜。但是《淮南子》还记载
了大量关于选吉日避凶时的材料而显然不带批判的语气。公元前214年禁书
的行动未把一些占卜的文书包括在内，这也许使人意外，因为当时的政权所
考虑的头等大事都是现实的和物质方面的。汉代政府设有专门负责占卜活动
的官员，其地位与专职医生、祝福者和乐师相同；用官员的话来说，汉朝相
信占卜。①
《史记》收有一段比较有趣的轶事，它为专业的占卜者进行有力的辩护，
这些人显然在长安的一条特定的巷中行业。他们被说成是具有无可怀疑的正
直品质的人，他们值得赞扬的占卜方法所取得的成就已得到了证明。一个著
名的占卜者在回答包括贾谊在内的两名政治家的问题时声称，他和他的同行
的正义的荣誉感和正直的品质远远高于许多从事公职的人；他宣称，其占卜
的程序以严格遵守礼仪而著称。②
王莽相信占卜者的式的效验，至少他希望表示相信它，这从他的王朝刚
要灭亡之前求教式的一个记载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白虎通》非常注意对龟
壳和蓍草的使用以及应该采用的正确仪式。此书为这类活动辩护，说这样便
于防止个人或任意作出的决定。
另外，有几个关心科学、技术或政治事务的高度务实的人也表示他们相
① 关于董仲舒、夏侯始昌、刘向、京房等人所提的意见的例子，见《汉书》卷二七上，第1326—1334 页；
《汉书》卷二七下之上，第1372 页。关于彗星，见鲁惟一：《汉代对彗星的看法》。
② 见本章《董仲舒和天的警告》。
① 《韩非子》五（《亡征》），第267 页；《淮南子》六，第13 叶；八，第1 叶；《盐铁论》六（《散不
足》），第204 页。又见以上注61。
② 《史记》卷一二七，第3215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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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占卜。这些人中有试图消除引起怀疑的明显矛盾之处的水利工程专家王景
以及天文学家张衡。孔子的后裔孔僖则反对他们的观点，他拒不听从阻止他
就任官职 （因为预言说就任不吉利）的劝告；他认为命运取决于个人而不是
占卜。当顺帝（公元125—144年在位）提出用占卜来决定哪一个他宠爱的妃
子应提升为皇后时，他遭到了一些人的制止，他们不相信占卜会选择正确的
人选。①
所表达的这些不同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附带地记载在一些主要人物的
传记之中。在王充和王符的著作中，人们可以发现他们曾企图专门讨论占卜
的价值。这两个作者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时期的特点可能影响了他们的
世界观。
王充（公元27—约100年）生活在重整和巩固皇权的整个时期，并且目
睹了它的扩大及其卓有成效的成就。他以怀疑论者的立场来写作，对于在重
视物质力量时代的他的一些同时代人竟然作出某些理智上轻率的假设感到震
惊；他对占卜活动的批判是基于理性的原则。他发现进行占卜的方式和对符
号的解释都是有矛盾的。他表示，不论是龟壳或蓍草，都不能真正认为具有
超人的力量或智慧，天和地也不能说具有可据以向人类传达它们意志的物质
手段或机能，而有人却声称，使用的占卜方法就具有这种能力。王充更不相
信占卜是确定天或其他神灵的意志的手段。这种信仰假定天或其他天体愿意
②
于涉人的生活，并向人类降福或降祸；王充认为没有证据能证实这一主张。
王符（约公元90—165年）生活在王充以后约50年，当时政府正因它的
苛政、压迫、循私和奢侈而受到攻击。他作为一个社会或政治批判家而不是
作为理性主义者而写作，他的主要关心之一是号召恢复高道德标准。与王充
不同的是，他相信某些占卜活动的效验；他批判的主要矛头是针对过分进行
这类活动和它们引起的弊病和腐化。如果占卜阻止以其他理由来考虑一个有
分歧的问题——特别是考虑拟定行动的道德标准，他更是坚决地反对。王充
主张取消一切的占卜活动，而王符则准备支持那些谨慎使用的占卜。①
约生于公元180年并在汉末写作的仲长统表达了另一种观点。他对自己
见到的周围的一些现象——信心的衰退、政治凝聚力的涣散、社会的破坏—
—深为不安。他作为一个人本主义者著书立说，号召必须依据人的评价和判
断来作政治决定。他痛斥像巫师、占卜者、祈祷者的集团，因为他们大肆进
行欺骗活动。那些相信天道而不顾人事的人正在散布混乱和扰乱人心；使用
这些人甚至会导致王朝的灭亡。因为一旦一个君主坚持用人唯亲而不是用人
唯贤来任用官员，那么不论他为行动选择什么吉时，不论他怎样去求教龟壳
或蓍草，也不论他献祭多少牺牲，都不能阻止他的垮台。②
① 《汉书》卷九九下，第4190 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463 页）；《曰虎通》六，第3
时及各处。关于王景，见《后汉书》卷七六，第2466 页。关于张衡，见《后汉书》卷五九，第1911 、1918
页。关于孔僖，见《后汉书》卷七九上，第2563 页。关于顺帝之事，见《后汉书》卷四四，第1505 页。
② 《论衡》二四（《讥日》），第985 页以下；二四 （《卜筮》），第994 页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