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
佛教和道数的关系日趋复杂。每个宗教信仰的思想和仪式，对另一个都
有影响，尽管两者之间存在某些基本矛盾。佛教认为人从肉体凡胎解脱出来
而达到极乐境界，而道教的许多做法则是为了在凡界延长生命。在佛教对自
我的看法和儒家对人的看法之间也存在深刻的冲突；佛教视个人境遇的改善
和他的得救与个人的周围无关。而儒家则认为，一个人的意义表现在他与其
家庭的关系，表现在规定他的地位和他对他人义务的社会秩序方面。
巫术
中国文献中第一个关于巫的确凿的材料见之于可能在公元前4世纪编成
①
的《国语》。但是鉴于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已有“巫”这一词（不管其意义可
能是什么），所以有人已在早得多的时候行使巫术大概是没有疑问的。在《楚
辞》的几首诗中可以发现更明确的材料和叙述；这个集子的《九歌》被解释
成取材于长江流域的巫术。②
在最初，不同的字用来区别男巫和女巫，但到汉代，这个区别似乎消失
了。像《山海经》等典籍提到了一批男巫和女巫的姓名有时简单地叙述了他
们的某些特有的活动。他们的力量包括与另一世界的生命和物体联系的能
力；他们能够召唤死者的灵魂返回人世，还能治病。有时他们作病人的替身，
③
身受他们成功地转移到自己身上的病痛的折磨，以此来治病。巫师在干旱的
季节求雨时也很有用。根据有些记载，如果求雨未立即见效，人们就会采取
激烈的行动，无情地把巫师放在烈日下暴晒，作为解救受灾地区的一个办法。
④巫师还可用来降灾和制造苦难。
巫师有时被描绘成动物或其他的奇形怪状；他们可能被画成一棵树，或
者有蛇作伴。他们通过念咒或舞蹈，有时进入迷惘状态和胡言乱语，来达到
他们预期的效果。他们除了在长江流域大肆活动，在淮河流域和山东半岛也
特别活跃。所掌握的绝大部分材料涉及他们与社会上层成员的关系，或是在
宫廷中活动，或是与官员们来往；这只能推论出，他们也普遍地在其他地方
活动。有时这些活动引起尖锐的批评，甚至导致镇压的企图。一度禁止巫师
的家属担任官职；在公元前99年，他们被禁止在路边行施巫术，但没有完全
见效。著名的将领班超一次谋杀了几名巫师，以阻止他们为西北的一些汉朝
敌人效劳（公元73年）。公元140年，一名名栾巴的地方官员禁止巫师向平
① 《国语》卷十八：第1 页。
② 阿瑟·韦利：《九歌：古代中国的巫术研究》（伦敦，1955）；霍克斯：《楚辞》，第35 页以下。
③ 关于这种可能性的提出，见《史记》卷十二，第459 页；卷二八，第1388 页 （沙畹：《〈史记〉译注》
第3 卷，第472 页）；饶宗颐、曾宪通：《云梦秦简日书研究》，图版44 第1083 号。
④ 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第107 页以下；鲁惟一：《龙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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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索取钱财。 ①
可以预料，王充批判了对巫师魔力的效应的信仰。他再三地嘲笑他们进
入梦境，口出胡言，又不能实现他们能使死人复生的诺言。但是我们得知，
几十年后那个有科学思想并信仰神秘主义的张衡完全相信他们有既能为善，
又能为恶的力量。《盐铁论》和后来王符的《潜夫论》发出的谴责则出于不
同的理由。它们谴责巫师们大肆欺骗轻信的公众，因为他们的主张老是得不
到证实。②
① 《汉书》卷六，第203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105 页）；《后汉书》卷四七，第1573
页；卷五七，第1841 页。
② 关于王充，见《论衡》二十（《论死》），第5 页 （福克译：《论衡》第1 卷，第196 页）；《论衡》
二二， （《订鬼》），第939、942 页 （福克译：《论衡》第1 卷，第244、246 页）；《论衡》二五，第
1039、1041 页 （福克译：《论衡》第1 卷，第535、537 页）。关于张衡，见《后汉书》卷五九，第1911
页。又见《盐铁论》六（《散不足》），第205 页；《潛夫论》三（《浮侈》），第1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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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卜的信仰和实践
特点
在前科学时代，当取得信息的手段很少而不能预见和解释的危险又频繁
出现时，采用秘术来指导行动的活动相应地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因此，理解
求教朕兆和占卜活动在秦汉时期为什么比后来远为重要的原因就不致有困难
了。有人通过甲骨问卜来考察自然界在正常发展过程中自发产生的标记，以
解答他的问题；有人通过占卜有意识地造成一些符号，用来进行解释。这两
种过程的区别不一定重要，我们也不能肯定秦汉时期的人是否认识到这个区
别。可是在考察当时的占卜活动时，这个区别是要记住的。
根据各种各样的证据，现在十分清楚占卜和卜骨的活动在官方和非官方
的生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历史叙述了许多事件，在对它们作出决定前，先
要占卜和求教甲骨，有的文字还提到了著名的占卜者。除了作为指导占卜过
程的近期发现的手抄文书外，还发现几种占卜用的实物。此外，现存的文献
还包括使用方法的指导和规则、攻击这些做法的文章和一个为所定的专门标
准而作的有力的辩护。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官员的编制包括精于这些技艺
的人。①
从当时的占卜活动中可以看出四个总的特点：对线形图形的注重；对时
间的关心；标准化的倾向；直观和智力思考的相互作用。
如同其他文化，在中国的实践中线性图形有利于解答问题。这些图形表
现为在占卜时使龟贝或兽骨显示的裂痕，或见之于若干线的形状或六线形
中。那些求教朕兆的人在云雾或彗星的形态和形状中，可能还在地球上形成
的自然现象中辨认出问题的答案。在已知的向这些智慧源泉提出的大部分问
题中，对时间的关注是很突出的，这类问题涉及确定宗教或社会事件的时间，
或者国王或官员打算进行活动的时间。
在众所周知的当时几乎所有的占卜活动中，可以看到如何加进了一种标
准化的措施。早在商代时期，对龟壳和兽骨的使用表明，当时已相当注意节
约利用材料和系统地提出和解答问题。以正面和反面的方式提同一问题的习
惯同样表明当时出现了系统化的措施。一种机械式的占卜方式可以在指导使
用蓍草 （欧蓍草的草茎）的汇编中找到。它们现收于《易经》之中；在其他
占卜仪式中使用的精致的石板有力地说明大部分占卜过程已成了一种例行事
务，而不是一种信仰。直观因素和理智因素的相互作用，可以看成是具有了
解自然界非自然迹象的神奇力量的人观察到的景象与哲学家们用以讨论事务
的论证和思辨的结合。从一些占卜活动，例如掷蓍草茎或观察地形结构，产
生了对中国的玄学的最早贡献。占卜和求教联兆的活动成了宗教、哲学和科
学的会合点。
① 关于占卜过程中使用历书的情况，见饶宗颐、曾宪通：《云梦秦简日书研究》。关于诸如占卜盘等实物，
见鲁惟一：《通往仙境之路》，第75 页、以下第204—205 页。《汉书》卷三十第1770 页以下列出了秘府
藏书中涉及占卜的图书。公元前214 年这类书籍免予取缔的情况，见本书第1 章《焚书坑儒》。褚少孙对
《史记》卷一二八（第3238 页以下）的补遗列出了用龟壳占卜的一整套规定。关于对占卜的辩护，见《史
记》卷一二七，第3215 页以下。关于为专业者设置官职之事，见《汉书》卷十九上，第726 页；毕汉斯：
《汉代的官僚制度》（剑桥，1980），第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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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占卜所使用的主要方法到秦汉时期已经有几个世纪的历史。占卜者设法
使龟壳或兽骨显出裂纹，然后他们根据出现裂纹的情况及其形状提出争论问
题的答案，以便作出正确的决定。有人提出，当这些献祭动物的骨头从灰烬
中扒出来时，上面已有裂纹，它们就被解释为一些特定事件的记号。从焚烧
的牺牲物的骨头自然形成的裂纹，又发展了纯粹为占卜而在其他甲骨上有意
识制造裂纹的活动。以前有人解释说，由于乌龟长寿，它们已成为满腹智慧
的动物，人们可用传统的方法求教于它，这多少不符当时的实际情况。
虽然有不少事件的记载说明汉代在进行这种占卜，但现存的用于这个目
的甲骨却没有属于秦汉时期的。《史记》中有一卷专门记载占卜程序的指南。
它列出了该在甲骨上提出的几类问题，并描述了出现的裂纹的形状。①
占卜的第二种主要方法是掷黄欧蓍草的茎，可能有人又认为，这种植物
的特点是寿命长和多茎。似乎有理由假定，汉代占卜的方法与今日使用的方
法相似；50根茎中的49根分成和细分成若干组，根据任意的组合，占卜者
组成六爻的六十四种形式之一。这些形式被解释成与所提的问题有关，并会
指出请示的行动是否会成功。①
从这种活动中出现了占卜者用来参考的手册汇编，其中之一也许可以上
溯至公元前8世纪，构成了现存的《易经》的最早的一部分。可能在早期的
典籍中，已经企图对占卜的程序及其效果作出理智的分析，而使用手册的这
一事实就足以表明直觉的因素正被理智的因素所代替。我们发现在以后几个
世纪中，尽管《易经》的简练语言很公式化，它们却被教条地引用，因为人
们相信它们是终极真理的表述。到秦汉时期，这些公式化文句的意义早就被
人忘却，于是出现了一批文章，试图解释它们的奥秘意义。其中有些解释是
与时代非常不合拍的，因为它们采取了把古老典籍上的言语与当前世界运行
的理论——如阴阳论——相调和的形式。有些文章则包括一种哲理性的明确
的解释。近年发掘中发现的这种典籍的早期抄本可上溯到公元前200年。②
“风角”之词用来指汉代最常见的析求神谕的形式之一。它依靠对风向、
起风处、起风时、风速及其猛烈程度的观察。根据这类自然现象，就可以断
定即将发生的事；或者它们能先提出将发生武装抢劫或失火等事件的警告。
在元旦拂晓，人们通常把风作为未来的预兆来观察。蔡邕 （约公元175
① 关于占卜过程，见凯特利：《商代史料》，第一章。关于乌龟的特性和寿命，见《史记》卷一二八，第
3225—3226、3235 页；《淮南子》卷十四，第18 叶：《论衡》卷十四（《状留》），第619 页（福克译：
《论衡》第2 卷，第108 页）。
① 关于使用蓍草茎方法的情况，见《淮南子》八，第1 叶；和十七，第3 叶注；《论衡》二四（《卜筮》），
第998 页注（福克：《论衡》第1 卷，第184 页以下）。关于欧蓍草的价值，见《史记》卷一二八，第3225—3226
页。关于六爻和三爻演变的早期阶段，见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载《考古学报》，
1980。4，第403—415 页；张亚初、刘雨：《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载《考古》，1981。2，
第155—163 页。
② 关于马王堆发现的帛书，见鲁惟一：《近期中国发现的文书初探》，载《通报》，63：2 — 3 （1977），
第117—118 页。关于帛书的抄本，见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载《文
物》，1984。3，第1 —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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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称这种风为“天之号令，所以教人也”。包括张衡、李固及诸如郑玄等
人在内的一批中国的主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 （这些人主要因受过正规教育和
热爱古典学说而闻名）也精于风角的玄秘之说。这种活动产生了一种文学；
在东汉，可能设置了负责观察风的情况的官员。汉以后，风角的占卜逐渐与
兵法结合起来。①
如果人们不厌其烦地观察种种迹象，还有其他被认为根据自然现象进行
②
占卜的例子。这些现象包括浮云形成的形状以及被认是日月星辰所发之气。
不但可以从这些观察中作出预言，而且为也能根据彗星的形状作出预言，有
现存的文书手稿可以作证。③
几个其他的名词或活动证明当时人们对求助于占卜以决定最适宜的行动
时间的关注。“堪舆”一词的原来意义不详，在汉代专指为家庭或其他的重
要场合确定适当时间的方法。可能这种方法依靠使用一种工具。到公元开始
时，几种求神的方法已经产生了一部手册。到公元7世纪，已有一批测定年
④
代顺序的表被编成，其中包括堪舆的占卜。例如，睡虎地（湖北）简牍的时
间正好在秦统一之前，其中包括保持得很好、内容丰富的历书形式的表。这
些材料根据公认的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