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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饶松青和小杞二人联展的宣传画册上，饶松青为小杞的作品写了下面一段文字。“自1997年我们的孩子出生后，小杞画了一批孩子与狗的作品。也许由于长期现实生活的窘迫和我悲观主义情绪的影响，我们对孩子的未来充满希望，同时又不知所措。我们似乎都在说，孩子的未来肯定比我们好，但我们清楚这个肯定之中又有太多的未知数。仿佛生命的初始就进入了一个沉浮的旋涡。我们家前前后后养过3条狗，病死2个，还有1条狗至今还是我们家的成员之一。我们一出远门，就焦虑狗的喂养问题，一个曾在山林里独自猎食的群体，终于进化到没有人的喂养就会饿死的地步。
一方面是生存空间日趋狭窄，另一方面是它们也依赖这种空间。我们有时也想我们的孩子，随着她一天天长大，她那独立、自主性的原则也会一天天被剥离。每当孩子有一个独立的想法和判断，小杞总是鼓励，我们又担心，她终究有一天会对我们的赞许感到困惑和怀疑。”饶松青把艺术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可以选择的艺术家，一类是宿命的艺术家。
他说他是后者。“你对宿命的定义是？”“极端的悲观主义。”“你的悲观是因为你假定你注定不会成功，然后你接受这个假定？”“我觉得是一种认命吧，很多事情是可遇不可求的，不是因为你努力过了，你就能得到那么多，这个世界并不是那样。从“圆明园”到现在，10多年了，获得成功的是极少数的，大多数人都有梦想，但这种梦想经过这么多年，虽然没有死吧，但大家也都认同了一些事情，有很多东西还是需要认命的。”“你一直强调艺术家的作品与他生命关联的真实性，拒绝迎合潮流和商业，会不会孤掌难鸣，被时代所孤立。”“我觉得所有的艺术家归根结蒂都是一个自言自语、自己写自己日记的人，如果一个艺术家真的被大多数人孤立的时候，我倒觉得这个艺术家是非常厉害的，因为他有独特的不被兼容的本质在里边，也许他的一生是悲剧，但他把自己的人生应证得很完整，也是一种成功，就看你用哪种标准来看了。“你不觉得这是一种偏执？”
“当然，我不会走到周瞻红那么偏执的一面，实际上，我并不欣赏悲剧。我看到周围的朋友发生的一些事情，我能够感受到，悲剧不是因为他的追求造成的，而是因为他性格本身的根源造成的，当他固执地在内心里认定的一种东西，但不被大家认同的时候，会面临一种孤立，而这种孤立就注定他的一种悲剧，其实，作为一个活的艺术家，谁都希望自己的生活过得很美满，但最后的事情往往事与愿违，不是他在追求悲剧，而是他的行为方式导致了悲剧。”也就是说，一个极端的悲观主义者饶松青并不欣赏悲剧，也不认为自己的生活具有悲剧性结局的潜伏因子，用他的话说，其实，没有谁强迫你一定要做艺术家，在这个时代，选择生活的方式还是很多的，既然你没有放弃，说明你还乐于这样生活，而在现实这么残酷的情况下，居然还能谈点理想，还能谈点浪漫的事情，甚至还能追求一下跟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东西，已经很奢侈了。
《我与艺术家的私生活》 Ⅲ排除偶尔的急躁
对小杞来说，排除偶尔的急躁，饶松青还是让她有一种平实的幸福。饶松青很顾家，见冰箱里没菜了，会骑着自行车去采购，每次进城回来，都惦记从市内的超市买些生活用品。小杞有时也自问，我怎么每回进城就想不起来顺带捎回点什么呢 ？家里来了朋友，到了吃饭的点，饶松青会自动去厨房做饭，尽管他本人吃得很少。自从女儿尧尧和父母搬到城里住，因为挂念，小杞隔三差五地就往城里跑。还是不喜欢城里的吵、乱、脏，却意识到长期住在农村的确很容易变得封闭而被动。
小杞已经很久都不看小说了，倒是天天看漫画，每天晚上临睡前都要看《机器猫》，饶松青也爱看，女儿在的时候，3人人手一本。如果将两个职业画家在艺术观念上哪怕略微的分歧都有可能让他们原本单纯的夫妻关系增加一层复杂的因素这一点忽略不计；如果现在的小杞不是一名职业画家，而是一个普通的白领，用饶松青的话说，哪怕就是一个家庭主妇，或许她的幸福感会来得更没有加杂。北京10月的天，即使放晴，坐在背阴的屋里，比如饶松青的这间房梁挺高的画室，还是能感觉到秋天的清冷。饶松青起身，用手翻了翻堆在墙边的画作，突然记起什么似的低声自语，好长时间没画画了。临窗的木制方桌上放着一叠表格。
抬头写着粗体的黑字：北京林业大学成教学院2004年毕业论文指导联系表；班级：艺术设计（专科）。表格背面的空白纸张上画着潦草的庭院设计图。小杞进来送暖瓶，一边给茶杯里加水，一边说，他没事就在纸上画，这样的设计图他都画了无数张了。从玻璃窗望出去，院落里的绿色植物对于久住城里四方格子间的人来说还是很养眼，不过，自顾自的长势已看不出精心照料的痕迹，院子中间的小池塘，水很混浊，上面飘着几片荷叶和颜色暗绿的水翳，沾着碎鸡蛋壳的拖布立在池塘的水泥墩上。想起午饭时间，小杞往冰箱里搁鸡蛋，不小心一只鸡蛋落在地上，小杞喊雄雄舔食地上的蛋汁，雄雄扭头走了，小杞又唤来猫咪，然后用拖布擦拭地上的脏渍，在院里的池塘里涮了涮，靠在水泥墩上，又想起什么，用力抖了抖拖布，似乎想抖掉沾在拖布上的碎蛋壳，基本无效，小杞就转身离开了。刚搬来辛店村头几年，饶松青将很大一部精力都用于小院的绿化上了，光买花，一年就好几千元，因为当时还没有装暖气，每年冬天都冻死很多，现在装了暖气，饶松青又有了买花的计划。
庭院设计还是饶松青愿意花时间去做的一个梦。从小就喜欢绿色植物，只要是见过的树木花草，对它们的名字所属科目一律过目不忘。再信马由僵地设想一下，饶松青也愿意自己做一名专职教师，跟相对单纯的学生为伍，淡泊名利，简单生活，如果学校能分配一小间画室，容他代课之余的赋闲时间画画，那就再幸福不过了。饶松青嘴角上牵，露出一个自嘲的笑意，有时候我经常做一些白日梦，就像南柯一梦，醒来后才觉不过美梦一场。难道画画不是饶松青做得最久一直拒绝醒来的一个梦？文章写到中途的一天傍晚，因为食用菌中毒，受伤的肠胃开始在饭后反过来折磨我。躺在床上，又痛，又为不知何时才能罢笔的文章辗转反侧，只好打开灯，翻看床头的一本孙文波的诗选《地图上的旅行》。当我读到《向后退》中的下面一段话时，我痛苦的肠胃似乎得到了某种安慰。还是应该学会在众目睽睽下藏匿起来。学会不动声色地从事自己的工作。大隐隐于心。这样，即使在伪善的时代，也能活下去。平静地活。感谢孙文波，是他的这段诗文掩盖了如我这样一个才思有限日渐词穷的人的窘迫，并且及时将我从不知如何才能客观地描写一个宿命的悲观主义者而焦虑的痛苦情绪中搭救出来，哪怕只是一分钟的长度，毕竟是一种安慰。
与生活和解我与艺术家的私生活
8月末的一个天光暗淡的阴天午后，再次见到洪帆。距离上次碰面也就一个月的光景，如她所言：“前天我量了一下，
0斤。又胖了。”语速比思维超半拍的洪帆在用夹生的湖北普通话蹦豆般跳出这些词语的同时，搭配着体态富足的人才有的豁达且心满意足的笑声。在这个以瘦为美的时代，对自己一路攀升的体重没有切齿含恨却如此宽容的女人还是忍不住让人感叹生活多美好这样的俗句子，就像她在翠绿色的棉麻裤子开叉的裤角处缝制的那两对玫瑰色的盘扣，俗气得颇得喜庆。我不知道一个人的体重与其作品的内容有多少九曲回肠的隐密关联，但可以确定的是，换做7年前，以90斤的体重作为黄石“华艺堂”老板娘时睡眠严重亏空的洪帆，或者时光在往前推，在黄石市美术中专上学体重80有余的小妞子洪帆，宁肯画一张风景速写，或是用大笔和刮刀涂抹一副抽象画，也绝不会在织锦缎面上描摹那些中国传统年画常见的喜气洋洋的大胖娃娃，福禄寿三星，表吉祥之义的鸟兽鱼虫等。二三十岁的洪帆对中国民俗艺术是不屑一顾的，尽管她风风火火所投入的俗世生活与中国传统年画所表达的内容并无二致，但是，只有当具体的日子变成重量一点一点积存在她的体内，近不惑之年的洪帆才会从容地像乡野山间的一个民间艺人一样，在洗衣煮饭操持家务之余一笔一笔地描摹、上色。我是在前天上午，也就是2004年8月26日才看到《爬行者》的录像的。
通州滨河小区一个四室两厅的普通民房里，在聚集的艺术青年的注目下，华继明匍匐倒地，以双肘为支点，一点点地在水泥地面上向前爬行，中间穿过阳台，再次进入人们视线的华继明钻入用塑料拼贴铺就的地毯之下，继续爬行。地毯很脏，上面散乱着各种生活垃圾，作品的另一个合作者刘港顺用铁锹不断将垃圾铲向正在地毯下爬行的华继明，铁锹碰撞水泥地面发出刺耳的声音，垃圾的重量形成的阻力让华继明的爬行看上去很艰难，待华继明缓慢地从垃圾堆里露出脑袋和身子终于爬行而出，站直成人时，刘港顺用水壶为华继明进行清洁。眼泪和水流在了一起，华继明双手抱头发出压抑的哭声，两人相拥着合唱了一首歌。起始的歌词唱得有些低沉含混，高潮的几句在声嘶力竭的重复中听得很清楚：“人生需要奋斗，不要向失败低头。”后来听华继明说，那是20世纪80年代由张行唱红的一首老歌，歌名就叫《不要向失败低头》，那也是他至今惟一会唱的一首歌。《爬行者》是华继明来北京与刘港顺合做的第一件行为作品，光盘的封皮上写着当天的日期：2001年4月6日。当时，华继明来到北京没几天，作品实施现场的那些垃圾就是华继明刚刚租下的民房里上任住户遗留的废弃物。华继明“爬行”的那天下午，洪帆说她也流泪了，天挺冷的，人都穿着毛衣外罩，她在现场接水时才发现水管里的水很凉。那天上午她刚刚乘火车从黄石赶来北京，如果早一点准备，她一定会用温水。
洪帆说，华继明在黄石坚持做了那么多年行为艺术，《爬行者》是第一个触动了她的作品。可惜，录像里没有记录到这一幕，当天的持机者把镜头更多了对准了艺术家们，而不是站在角落的艺术家的妻子。几日后，租住在我家楼上的华继明和洪帆下楼坐客，华继明说的一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只要来北京就成功了一半。至今我还能记得他在说这句话时的表情，双目炯炯有神，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充盈着志在必得的自信。后来，在2001年年末对华继明的一篇访谈中，我读到了下面一段话。“决定不做生意，她哭了1次，我自己哭了3次。我说很难，不光是钱的问题，而是你做你内心想做的事，太难了。在这儿，我一想到为了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我就想哭。但我认为做艺术不难，可以做，可以奋斗。
一个人选择自己的道路很难。”华继明来北京大半年后所说的这段话比他刚落脚北京时所发表的那句关于成功的名言，更让人有一种对于真实生活的可信度。2001年春天，华继明37岁，洪帆和华继明同岁。华继明和洪帆就像彼此的影子，幼年时，两家就是相邻不远的街坊；读小学时，同在一个老师开设的美术小组里习画；再大些，也就是19岁的洪帆刚刚考上美术中专的那年夏天，在黄石现已干枯的一条小河的堤坝上，两人牵了手；6年后完婚；两年后，儿子华夏出生。来北京的3年里，只要是华继明和洪帆两人中的一人暂回黄石老家，每天，华继明都会给洪帆的手机发至少10条以上的信息。洪帆逛街，中途，华继明会一再询问，几点回家？怎么还没有到家？有次闲聊，心直口快的洪帆对我说，她烦死了华继明对她这种不厌其烦的关心，但是，她很理解华继明那种性格维护情感的方式，其实他并不如他的外表看上去那么豁达，与她对这个世界的依赖和信任相比，他更谨慎一些。
《我与艺术家的私生活》 Ⅲ谈恋爱的时候
也就可以理解，身为“管家”的华继明几十年如一日地节俭，而洪帆的生意经并不比华继明差，但她最烦管钱，当然，她也管不了，她是个太喜欢买东西的女人，对物质有着本能远远超出理智的占有欲。来北京后，每月华继明会给洪帆1000元作为一家3口的伙食费。除了在夫妻的小吵小闹上极尽霸道之能事以外，洪帆是个非常听话的妻子，所以当她把一日三餐安排得让父子俩毫无挑剔，偶尔还能利用余钱给自己买件衣裳时，她便高兴得像是讨了个大便宜。洪帆常常说自己是个活得糊里糊涂的人。如果把糊涂作为一个中性词客观分析，洪帆糊涂得浑然天成。出生于知识分子的小康家庭，成长过程的最大不顺就是自小体弱多病，而这也被她当做了月有阴晴圆缺的一个自然现象。所以，在她脸上，你看不到那种因为贫穷因为颠簸，或因为疾病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