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他并没钱，他是靠了借债来开发包银的。这样他的损失就非常之大，最严重的是两次‘国丧’衔接起来（清穆宗载淳死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孝哲后——穆宗载淳之妻死于光绪元年二月，相距不足百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始终是维持着这种全份的待遇，从来不对他们打厘的（后台术语，打厘就是打折扣的意思），他自己没有钱，起初是向汇票庄借，后来也跟私人告贷了。 “梅老先生因为四喜班赔垫过多，实在难以维持，想请时小福老先生来替他管理。那时，时老先生自己管理着春台班，无法兼顾，没有答应。后来感觉到四喜班的经济情况日趋恶化，要是再没有援助，眼看着就要瓦解，许多同业也必定跟着失业。时老先生不肯坐视他们挨饿受冻，就借给梅老先生一笔数目相当大的银子。过了一个时期，还是不能支持。时老先生竟至卖了自己住的房子，来挽救四喜班最后的危机。” 京戏能够发展到今天的规模，由于四大徽班创业的几位领导人不断的奋斗和互助，才奠定了百年的基础，他们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今天的戏剧工作者，应该向他们致敬，向他们学习。 我祖父还有“焚券”与“赎当”两件事，晚清人士的笔记里常常提到，但记载得不够详细，还把这两位朋友的姓名缺而不载。当年我祖母是告诉过我的，事隔多年，我也有点模糊了。这两位朋友都擅长词曲，他们对我祖父在演出方面有过不少的帮助。让我分别来讲一讲。 （一）焚券。我从小听说有一位杨镜秋先生喜欢看我祖父的戏。每逢我祖父有戏，他是风雨无阻，必定到场的。后来彼此渐渐熟识，成了朝夕见面的好朋友，才知道他不但听戏在行，还会编剧本。四喜班排的《贵寿图》、《乘龙会》等新戏，就都是他的手笔。他做京官很穷，我祖父时常接济他。所以本书的初版内，我把祖母所讲“焚券”里的对象，就认为是杨镜秋了。张难先先生看到了这本书，从汉口给我来信说： 承赐大作，我尽一日之力看完甚快。惟第二十二页“焚券”一段，与我一世交——关思赓有关。当即函询，兹得复书，特转阅，以资参考。我这“不惮烦”的动机，是感于“赎当”一段的可怜人姓字已不能记忆了，因而不厌求详，以渎视听。
第一部分：学艺过程祖父的事迹（2）…（图）
所附关先生答函，节录如下： 所询先外祖杨镜秋与梅慧仙交谊事（慧仙是梅老先生的号，巧玲是他的艺名），幼常闻诸先母谈及先外祖进京赴试，未第时，旅居京华，常以词曲自娱。喜观梅氏演剧，后与之过从甚密，并为谱制许多新曲，其中以改写《长生殿》数折为最佳。先外祖名鸿濂，湖北沔阳人，咸丰某科进士，后官闽省，卒于福州府任所，无嗣，生先母一人，死时境况不太好，慧老有厚赙寄来。 从关先生的信里，可以确定杨镜秋不是死在北京，我知道我祖父没有到过福建，那么，也不可能在杨镜秋灵前焚券，这分明是我记错了人，应该向读者致衷心的歉意。 张先生这样热忱地帮助我考证故事人物，是值得感激的。杨镜秋和“焚券”无关，已经搞清楚了。不是杨镜秋，究竟是谁，这问题到后来也得到了一个答案。 1956年3月间，我在扬州演出的时候，接着当地一位张叔彝先生来信，提到“焚券”的对象，据他所了解的是谢梦渔。这位谢老先生的姪孙谢泽山先生，已有六十来岁，住扬州市海岛巷五十一号，张叔彝跟他是多年的老友，所以听到过谢家谈起这件事。 张先生介绍我会见了谢先生。我们谈起旧事，谢先生把他从小在家里听到的事实这样对我说：“先伯祖梦渔公名增，是扬州仪征籍，前清道光庚戌科的探花，官做到御史，一生廉洁，两袖清风。他的旧学渊博，兼通音律，梅慧老常常和他在一起研究字音、唱腔，又兼是同乡关系，所以往来甚密，交谊很深。慧老知道先伯祖的景况很窘，凡遇到有了急需的时候，总是诚恳地送钱来帮助他渡过难关；但他每次拿到了借款，不论数目多少，总是亲笔写一张借据送给梅家，这样的通财继续了好多年，共总积欠慧老三千两银子。先伯祖活到七十多岁，病故北京，在扬州会馆设奠，慧老亲来吊祭。那时候的社会习惯，交情深的吊客有面向孝子致唁的，慧老见了先伯，拿出一把借据给先伯看，先伯看了，就惶恐地说：‘这件事我们都知道，目前实在没有力量，但是一定要如数归还的。’慧老摇了摇头，就对先伯说：‘我不是来要账的，我和令尊是多年至交，今天知己云亡，非常伤痛，我是特意来了结一件事情的。’说完了，就拿这一把借据放在灵前点的白蜡烛上焚化了。紧跟着又问先伯：‘这次的丧葬费用够不够？’先伯把实在的拮据情况告诉了他，慧老从靴统里取出三百两的银票交给先伯，作为奠敬。慧老又在先伯祖灵前徘徊了良久，然后黯然登车而去。当时在场目睹这种情况的亲友们有感动得流泪的。这件事情马上传遍了北京城。先伯祖的一位老朋友李莼客先生曾经把他所见的写在他的《越缦堂日记》中。” 这一次到扬州来演出，无意中解决了一个久未解决的问题，真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二）赎当。有一位举子，到北京会试，也爱看戏。他认识我祖父以后，友谊甚厚，很看得起我祖父。他对于戏剧文学也有心得，常常指出我祖父表演中的优缺点。同时台词的修正，也得到他不少帮助。这位朋友的文学虽好，可是不善经济，生活渐渐发生了困难。当时任何人到了手头拮据、借贷无门的时候，惟一救急的方法，是拿衣服和贵重物品，送到当铺里去典质。他是一个书生，不肯向人开口借钱，只能走这条道，还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日子多了，我祖父看破了他的秘密，就到他住的公寓里去搜索当票，预备替他赎取。主人虽不在家，他有一个老家人，脾气甚戆，看到祖父举动可疑，彼此就争吵起来。后经我祖父说明来意，叫这位戆老头儿，拿着当票，同到当铺，把所有当掉的东西，全部赎了回来，又留下二百两银子给他用。等到主人回来，知道了这件事，非常感动。我祖父就劝他不要每天只是看戏，应该在本位上努力，等考试完毕再见吧。可惜这位朋友高中之后，不久就死了。身后棺殓等费用，也是我祖父代为料理的。
第一部分：学艺过程学艺过程
我家在庚子年，已经把李铁拐斜街的老屋卖掉了，搬到百顺胡同居住。隔壁住的是杨小楼和徐宝芳两家（宝芳是徐兰沅的父亲，兰沅是梅先生的姨父）。后来又搬入徐、杨两家的前院，跟他们同住了好几年。附近有一个私塾，我就在那里读书。后来这个私塾搬到万佛寺湾，我也跟着去继续攻读。 杨老板（小楼）那时已经很有名气了。但是他每天总是黎明即起，不间断地要到一个会馆里的戏台上练武功，吊嗓子。他出门的时间跟我上学的时间差不多，常常背着送我到书馆。我有时跨在他的肩上，他口里还讲民间故事给我听，买糖葫芦给我吃，逗我笑乐。隔了十多年，我居然能够和杨大叔同台唱戏，在后台扮戏的时候，我们常常谈起旧事，相视而笑。
第一部分：学艺过程开蒙老师吴菱仙
九岁那年，我到姐夫朱小芬（即朱斌仙之父）家里学戏。同学有表兄王蕙芳和朱小芬的弟弟幼芬。吴菱仙是我们开蒙的老师。我第一出戏学的是《战蒲关》。 吴菱仙先生是时小福先生的弟子。时老先生的学生都以仙字排行。吴老先生教我的时候，已经五十岁左右。我那时住在朱家。一早起来，五点钟就带我到城根空旷的地方，遛弯喊嗓。吃过午饭另外请的一位吊嗓子的先生就来了，吊完嗓子再练身段，学唱腔，晚上念本子。一整天除了吃饭、睡觉以外，都有工作。 吴先生教唱的步骤，是先教唱词，词儿背熟，再教唱腔。他坐在椅子上，我站在桌子旁边。他手里拿着一块长形的木质“戒方”，这是预备拍板用的，也是拿来打学生的，但是他并没有打过我。他的教授法是这样的：桌上摆着一摞有“康熙通宝”四个字的白铜大制钱（当时的币制是银本位，铜钱是辅币。有大钱、小钱的区别，兑价亦不同。这类精制的康熙钱在市上已经少见，大家留为玩品，近于古董性质）。譬如今天学《三娘教子》里“王春娥坐草堂自思自叹”一段，规定学二十或三十遍，唱一遍拿一个制钱放到一只漆盘内，到了十遍，再把钱送回原处，再翻头。有时候我学到六七遍，实际上已经会了，他还是往下数；有时候我倦了，嘴里哼着，眼睛却不听指挥，慢慢闭拢来，想要打盹，他总是轻轻推我一下，我立刻如梦方醒，挣扎精神，继续学习。他这样对待学生，在当时可算是开通之极；要是换了别位教师，戒方可能就落在我的头上了。 吴先生认为每一段唱，必须练到几十遍，才有坚固的基础。如果学得不地道，浮光掠影，似是而非，日子一长，不但会走样，并且也容易遗忘。 关于青衣的初步基本动作，如走脚步、开门、关门、手式、指法、抖袖、整鬓、提鞋、叫头、哭头、跑圆场、气椅这些身段，必须经过长时期的练习，才能准确。 跟着又学了一些都是正工的青衣戏，如《二进宫》、《桑园会》、《三娘教子》、《彩楼配》、《三击掌》、《探窑》、《二度梅》（即《落花园》）、《别宫》、《祭江》、《孝义节》、《祭塔》、《孝感天》、《宇宙锋》、《打金枝》……等。另外配角戏，如《桑园寄子》、《浣纱记》、《硃砂痣》、《岳家庄》、《九更天》、《搜孤救孤》……共约三十几出戏。在十八岁以前，我专唱这一类青衣戏，宗的是时小福老先生的一派。 吴先生对我的教授法，是特别认真而严格的。跟别的学生不同，他把大部分的精力都集中在我身上，好像他对我有一种特别的希望，要把我教育成名，完成他的心愿。我后学戏而先出台，蕙芳、幼芬先学戏而后出台，这原因是我的环境不如他们。家庭方面已经没有力量替我延聘专任教师，只能附属到朱家学习。吴先生同情我的身世，知道我家道中落，每况愈下，要靠拿戏份来维持生活。他很负责地教导我，所以我的进步比他们快一点，我的出台也比他们早一点。 我能够有这一点成就，还是靠了先祖一生疏财仗义、忠厚待人。吴先生对我的一番热忱，就是因为他和先祖的感情好，追念故人，才对我另眼看待。 吴先生在先祖领导的四喜班里工作过多年。他常把先祖的遗闻轶事讲给我听。他说：“你祖父待本班里的人实在太好。逢年逢节，要据每个人的生活情形，随时加以适当的照顾。我有一次家里遭到意外的事，让他知道了，他远远地扔过一个小纸团儿，口里说着：‘菱仙，给你个檳榔吃！’等我接到手里，打开来看，原来是一张银票。” 当时的班社制度，每人都有固定的戏份。像这种赠予，是例外的。因为各人的家庭环境、经济状况不同，所以随时斟酌实际情况，用这种手法来加以照顾。吴先生还说，当每个人拿到这类赠予的款项的时候，往往也正是他最迫切需要这笔钱的时候。
第一部分：学艺过程学花旦戏
这时候除了吴先生教授青衣之外，我的姑丈秦稚芬和我伯母的弟弟胡二庚（胡喜禄的侄儿，是唱丑角的），常来带着教我们花旦戏。就这样一面学习，一面表演，双管齐下，同时并进，我的演技倒是进步得相当的快。 在我们学戏以前，青衣、花旦两工，界限是划分得相当严格的。 花旦的重点在表情、身段、科诨。服装彩色也趋向于夸张、绚烂。这种角色在旧戏里代表着活泼、浪漫的女性。花旦的台步、动作与青衣是有显著的区别的，同时在嗓音、唱腔方面的要求倒并不太高。科班里的教师随时体察每一个学艺者的天赋，来支配他的工作。譬如面部肌肉运动不够灵活，内行称为“整脸子”。体格、线条臃肿不灵，眼神运用也不活泼，这都不利于演唱花旦。 青衣专重唱工，对于表情、身段是不甚讲究的。面部表情，大多是冷若冰霜。出场时必须采取抱肚子身段，一手下垂，一身置于腹部，稳步前进，不许倾斜。这种角色在旧剧里代表着严肃、稳重，是典型的正派女性。因此这一类的人物，出现在舞台上，观众对他的要求，只是唱工，而并不注意他的动作和表情，形成了重听而不重看的习惯。 那时观众上戏馆，都称听戏，如果说是看戏，就会有人讥笑他是外行了。有些观众，遇到台上大段唱工，索性闭上眼睛，手里拍着板眼，细细咀嚼演员的一腔一调，一字一音。听到高兴的时候，提起了嗓子，用大声喝一个彩，来表示他的满意。戏剧圈里至今还流传有两句俚语：“唱戏的是疯子，听戏的是傻子。”这两句话非常恰当地描写出当时戏院里的情形。 青衣这样的表演形式保持得相当长久。一直到前清末年才起了变化。首先突破这一藩篱的是王瑶卿先生，他注意到表情与动作，演技方面才有了新的发展。可惜王大爷正当壮年就“塌中”了（幼年发育时嗓音转变，叫做倒仓；中年人音败叫做塌中）。我是向他请教过而按着他的路子来完成他的未竟之功的。
第一部分：学艺过程学跷工和武工
前辈们的功夫真是结实，文的武的，哪一样不练。像《思凡下山》、《活捉三郎》、《访鼠测字》这三出的身段，戏是文丑应工，要没有很深的武工底子，是无法表演的。 再拿老生来说，当年孙菊仙、谭鑫培、汪桂芬三位老先生，同享盛名，他们的唱法至今还流传着成为三大派别。可是讲到身段，一般舆论，津津乐道的，那就只有谭老先生了。原因是这三位里面，惟有谭老先生，早年是唱武生的，武工很深，到了晚年在《定军山》、《战太平》这一类开打戏里，要用把子，本来就是他的看家本领，当然表演得比别人更好看。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