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拿破仑无法相比之处。
第十五章 外交部长（4）
塔列朗和拿破仑之间是相互尊重的。塔列朗很少将个人喜怒露于言表，特别是在政治世界里，他脸上露出的也多半是轻蔑的表情。几年以后，即1805年，他变得好开玩笑时，在离开拿破仑（他要上战场）时，他说自己感到一种无法描述的感情。拿破仑也是一样，他承认“有两个人（塔列朗和约瑟芬）是我最爱的，离开他们是最痛苦的”。这两个天才之间的爱恨情仇使许多人感到兴趣也感到困惑。
在外交事务上，拿破仑和塔列朗在政府眼前的对手问题上的看法多半是一致的，他们都能不择手段地达到他们的目的。如荷兰最终遭到了塔列朗和拿破仑采取的残忍手段进行的军事、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蹂躏。但两人在外交事务上的终极目标却又大相径庭。两个人都憎恨大英帝国，但却只有塔列朗能够明智地采用让步的办法，最后结束了两国之间长达几十年的敌对关系。拿破仑始终是个不做任何妥协的军人；而塔列朗轻视军事，愿意忍让以求得欧洲的长久和平。这两个人迟早是要分道扬镳的。
自然，塔列朗反对拿破仑的欧洲扩张政策，特别是将法国的传统边境向外扩张。“我简单的头脑很难信服我们在莱茵河地区的所作所为能够持续多久。”在奥斯特里茨战役和其后的欧洲征服战役之后，塔列朗对梅特涅③说。他坚持认为这是“愚蠢的步骤”， 并预言拿破仑有一天会为此付出代价。后来，当塔列朗私下和英国以及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秘密通信反对拿破仑的欧洲扩张时，塔列朗引用了柯奈④的有名台词：“‘对暴君的叛逆是高尚的行为’……我一生中的首次密谋，”塔列朗巧妙地说，“是在大多数法国人都是我的同谋的时候，是在祖国的利益需要的时候。”这当然是多年以后的后话了。尽管如此，拿破仑对于塔列朗的狡诈和隐秘、可疑的外交联系却不是完全没有怀疑的。
很久之后，塔列朗和拿破仑之间将会出现完全失和的局面，或者应该说是拿破仑将反对塔列朗，指控他的一切，特别是在一系列战役之后，拿破仑拒绝建立持久的欧洲和平。塔列朗逐渐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国要获得和平的惟一途径是“驱逐篡权的拿破仑，恢复法制原则”。结果塔列朗被紧急召到杜伊勒里宫，拿破仑在富歇、康巴塞雷斯、勒布伦和德克里斯的陪同下，对塔列朗严厉指责，破口大骂道：
窃贼……懦夫，无信用的小人……你一生都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你欺骗和背叛了大家……对你而言没有什么是神圣的！你会毫不迟疑地出卖你自己的父亲！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你击碎！……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没有将你吊死！
连当时在场的老贵族出身、最强硬的德克里斯海军上将也被这番痛骂吓倒了。“可惜！你不认为吗，这么伟大的一个人却如此没有教养。”塔列朗虽然这样自我解嘲，但实际上，他确实感到震惊，此生还从来没有人这样羞辱过他。但他知道自己是正确的。法国最终是需要和平的，而拿破仑毕竟是靠战争起家的。
“并不是我不了解他的才能，”塔列朗解释道，“他的才能超乎所有其他人……他既有黄金般的才华也有狗屎不如的品性。”
“塔列朗在职时，我的公事进展一直很顺利，”后来拿破仑也承认道，“说到底，他是个最了解法国和欧洲的人。”
但这也是很久很久以后的后话了。在1800年的时候，拿破仑和法国的冒险故事才刚刚开始。
第十六章 富歇的警署（1）
1791年5月21日，法国历史上最残酷成性而又多才多艺的政治演员、投机取巧者约瑟夫·富歇出生在卢瓦河边南特西面不远的佩尔兰。他的家庭是从事海上贸易的富裕商人，身体虚弱的富歇没有能力继承海上漂泊的父业，他在南特接受了很好的自然科学和古典文学的教育，在这方面颇有专长。他曾经考虑过在教堂当神职人员，但后来放弃了这个念头。不过他和天主教会还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只是选择了教授自然科学作为自己的职业罢了。
1782年，他在南特尼奥脱（Niort）的一所天主教学院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5年后，他转到朱利（Juilly）的天主教学院，一所供贵族子弟就读的学院。在学生和同事中，有不少在几年后成了富歇自己政治事业中的同仁，包括欧仁·博阿尔内①、奥热罗·波拿巴、艾蒂安·德尼、帕基埃、莫尔和阿尔诺，所有这些人都和拿破仑的政体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莫尔部长和司法官帕基埃。尽管富歇在该学院的时间不长，他却在那里结识了不少终生的朋友，并给他们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象：因为1783年他在里昂郊外将第一个热气球升空，不到10年之后，富歇就在同一个地点屠杀了大量里昂的著名人士。他在这个学术天堂的朱利天主教学院待了没有多久，就又一次转到了阿拉斯的天主教学院。
就是在这个北方的工业城市，富歇开始了政治教育并结识了当时还是个穷困潦倒的军队工程师的卡尔诺，同时，更重要的是，他还结识了同样穷困潦倒的本地律师、日后鼎鼎大名的马克西姆·罗伯斯庇尔，富歇成了他们家的座上客。虽然罗伯斯庇尔的妹妹拒绝了富歇的求婚，富歇这个教师仍然借钱给罗伯斯庇尔，使他能在1789年前往巴黎开始他血腥的事业。1790年10月，富歇回到南特学院，不久就被提升为校长。
此时，富歇对革命政治比对教育更感兴趣，特别是在对于他来说是个重要分水岭的1792年，当时政府关闭了他的学校和成千上万所其他学校。他当上了南特市的代表并被选进公会，宣称自己“忠于宪法”，获得了他很快就背弃的地位。同年，富歇的父亲去世。离家前往巴黎之前，富歇与南特最有影响的革命政治家科卡德（Coiquaud）的女儿结婚。这将是能够给他带来成功和快乐的联姻，富歇对自己的婚姻感到骄傲并得到了保障。33岁时，富歇开始了新的事业和新的生活，他进入了国民代表大会，发誓“维护自由、平等，为捍卫自由、平等而死”，并很快成为左派甚至是极左派的雅各宾党人，投票赞成将国王路易十六处以极刑，谴责贵族阶级和教养过他的教会。
在他参加了罗伯斯庇尔的派系后不久，富歇便被委任执行一项特殊使命，此时，大革命的原则在法国不少地方仍然遭到挑战。法国人民对大革命带给他们的利益还没有充分赞赏，富歇的使命是帮助人民改变他们的思想。宗教和罗马天主教教堂必须摧毁——要用“对理智的膜拜”取代对“基督教义”的虔信，同时要摧毁贵族、大部分的制造商、商人、地方行政长官和富有者。在大革命期间，60多万法国人民在军事行动或非军事行动中遭到屠杀，另有14万多贵族和受过教育的法国人流亡国外。留下的不幸者遭到监禁、拷打或其他形式的残忍折磨。
富歇这个时代潮流的宠儿，出身中产阶级的教师，摇身一变，下令亵渎内韦尔和穆兰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教堂的神圣人员——弗朗索瓦·洛朗主教和30多名神甫被迫脱去法衣和长袍游街，当众受到羞辱，市民们高声欢叫，仿佛他们是一帮马戏班的小丑。他们焚烧牧师的长袍和弥撒书并砸碎神龛和圣像，乘乱抢劫值钱的物品。富歇煽动民众，谴责“这些骗子固执地每天重复演出他们的喜剧”，他说“正是他们在过去的1300年来一直奴役着我们”。他后来在里昂亲自指挥民众袭击主教拉默雷特的住宅，让主教骑在驴子上，将主教冠用绳子捆在驴子的脑袋上，将圣经和十字架捆在驴子的尾巴上游街，沿途愤怒的群众不断踢打并朝主教吐唾沫。在富歇的命令下，里昂的一切宗教物品全被摧毁。几周后，他可以骄傲地向巴黎报告宗教势力“已经被永远打垮了”。
作为国民公会驻里昂的全权代表，富歇在里昂将他怪异天性中的黑暗一面暴露无遗。他和驻里昂协调员科洛·德奥比翁一起签署命令摧毁了该城1；600座最好的住宅，并处死了1；900个公民，而且都是以新成立的第一共和国的名义进行的。
“刺刀刺进人的心脏令我战栗，”刽子手富歇说，“然而这刺刀是无罪的，只有小孩子才会希望折断它。”他用最扭曲的语言说道。
“恐怖，有益的恐怖是当今的需要……我们令大量不纯洁的血流淌。”他下结论道：“但我们有义务这样做，这样做是为了博爱。”这是不折不扣的西班牙16世纪宗教裁判所的语言，显然，他找到了达到自由、平等、博爱这一革命目标的药方。
第十六章 富歇的警署（2）
可惜，富歇的热情有一些过头，由于在里昂市中心行刑使街上多是头颅和尸体，城市下水道被堵塞，血水的恶臭弥漫整个居民住宅区，愤怒的市民对富歇提出抗议并要求他对此付出赔偿。富歇不得不将行刑场从里昂城转移到洛纳河边的布鲁提奥进行。从1793年秋冬到1794年春，一批又一批银行家、学者、贵族、牧师、富商以及他们的妻子、情妇和子女被从城市监狱带到这里，捆在木柱上，由军人或群众执行处决。屠杀日复一日地进行着，而私人书房里堆满了古希腊和拉丁文著作的昔日校长富歇则操纵着这一切。每天晚上，这个富歇，模范丈夫和父亲，面带和蔼的微笑，回到家中的妻子和孩子的身边——那里，温暖的壁炉和干净的床铺在等待着这个在历史上被称为“里昂的刽子手”的人。
但事情的进展并不总是按他所希望的那样。一天下午，对一位26岁的修女的行刑没有能够按照计划进行，因为里昂工人阶级的家庭主妇们用手中的切肉刀对这个修女乱砍，行刑者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得以将这个修女的头砍下。而她惟一的罪过是在“人民”要求她停止对上帝祷告时，遭到了她的拒绝。民主和自由在继续向前进军。“我们必须勇往直前，”富歇说，“让我们像闪电一般凶猛，让通向自由之路上的敌人灰飞烟灭。”他著名的“恐怖、有益的恐怖”现在果真成了里昂“当今的需要”。富歇尽职地向巴黎报告。在任何国家，像富歇这样的人都会被当作精神病患者被收容或杀人狂被处决；但在大革命时代的法国，他成了英雄。
的确， 巴黎对他的演出十分赞赏。“公民富歇创造了奇迹……弱者得到了救援、穷人得到了新的尊重、（宗教）狂热主义已经被摧毁……嫌疑者遭到逮捕、重罪受到严惩……这就是人民的代表富歇所取得的成绩 。”正如勒让德尔在给救国委员会的一份特殊报告中所确认的那样：“共和国的精神已经明显地得到传扬……富歇所采取的有力措施使自由、平等的敌人受到致命的打击，而共和国则不断取得胜利。”大革命的信条成了法国新的福音，而富歇就是他们的“基督十二使徒”之一。
然而，随着潮流的变化，富歇也变换着他的脸谱。到了1799年的夏天，督政府受到以陆军部长贝纳多特将军为首的军人以及五百人团中的雅各宾派势力的威胁。在解雇了前面9个警察头头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需要一个能够无情粉碎所有敌人的强有力的铁腕人物来充当他们的警察头头。被辱骂为“里昂刽子手”的富歇被督政府看做是惟一能够胜任这项任务的人选。富歇向督政府保证他能够恢复秩序、使政府控制国家的局面。让昔日的雅各宾分子来镇压雅各宾派真是再好也没有的了。但督政府没有意识到的是：富歇不但要镇压督政府的敌人，而且还要帮着给督政府挖掘坟墓。
1799年7月22日，富歇当上了督政府第10任警务大臣。他首先对雅各宾发出警告，他给雅各宾派的主要发言人、陆军部长贝纳多特发出威胁信，“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记住，明天如果我发现你还在俱乐部，我就要你的脑袋搬家。我是严肃的，说到做到——我警告你。”贝纳多特将军明智地收敛了。警务大臣又亲自部署了对五百人团中雅各宾派成员住所的袭击并临时查封了五百人团。然后，富歇“将钥匙放进自己的口袋里，心平气和地将它交给了吃惊不小的督政府”，他果真说到做到。
作为警务大臣，富歇在按照自己的想法恢复国家秩序的过程中，其政策有时往往是自相矛盾的。例如，在查封报社的同时，他又将一些有名的记者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同时，他还说服督政府允许长期流放在国外的贵族回国。他还成功地从政府的逃亡者名单中去掉了一些拒绝宣誓忠于革命宪法的牧师，而这些人正是他在里昂时期大肆搜捕的对象。结果，富歇成了他们在圣日耳曼郊区残留的少数款式别致的沙龙，包括居斯蒂纳侯爵和埃斯帕伯侯爵以及社会名流和宗教领袖沙龙中的常客。他们也得以有机会了解这个口袋里揣着逮捕令却和法国最古老的家族来往的心灵扭曲的政治投机分子。
阴谋成性的富歇一方面努力制止保王党的极端分子企图推翻督政府的行动，一方面努力寻找一个“坚强的军人”以便实行自己推翻刚刚委任他为警察总监的督政府的政变。如果一切顺利，他将成为国家的首领！为了进行这次政变，他需要物色一个灵活多变、个性坚强而又对政治具有兴趣的军人，一个将来不会和他争夺政府控制权的人。
当富歇开始拜访住在凯旋街的美丽贵妇约瑟芬·波拿巴时，他已经酝酿成熟了他的人选。奇怪的是，将军的妻子认为这位警察头头是位令人“愉快的”伙伴。当然，始终十分忠实于自己妻子的富歇只是在政治上向约瑟芬献殷勤。约瑟芬致命的弱点就是贪恋钱财，富歇投其所好，用金钱换取有关拿破仑个人行踪和意向的情报。约瑟芬成了出卖自己丈夫的警察头头的眼线。这样，富歇很快就掌握了拿破仑将军早已准备推翻督政府的意图，并盘算着自己将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富歇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计划，同时约瑟芬不断地给他提供她所了解的情况、文件甚至她丈夫的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