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你的道理里得出的最合乎逻辑的结论，那就只有加入共产党。”
“不错，我刚刚加入。”
我的朋友几乎都跟他一样。我自己也在1925年初入了党。
从1917年以来，我一直指望着东方升起耀眼的光辉。十月革命扭转了历史的进
程，开创了新的纪元：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我的心早已向往着布尔什维克，只不过
因为犹太问题，才推迟了我入党的决心。今后，我确信只有社会主义能解救犹太人，
摆脱千年的压迫。我纵身投入战斗。我认为大乱已经临头，新社会将在乱中诞生，
正象我梦寐以求的那样平等、博爱。分娩将是痛苦的，但也是鼓舞人心的，我也要
出一分气力。我放弃了天真的、理想的道德观，直截了当地投身历史。倘若我们不
能改变世界，那还有什么个人自由可谈呢？
巴勒斯坦共产党是约瑟夫·伯格在1920年创建的，并且获得共产国际执委会于
1924年正式承认，大部分成员都是从犹太复国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的。最负盛名的
领导人之一，是大卫·阿佛布克，曾长时期领导左翼犹太复国党。从1922年起，在
犹太劳工总工会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时候，阿佛布克便向本·古利安标榜共产党
的论点。他口才很好，指出：一面维护资本主义市场法则，一面却想建立没有阶级
的社会，那是十分荒谬的。他的演说，逻辑精严，给大会参加者的印象很深，但只
说服一部分代表相信犹太复国主义必将陷入僵局。对我来说，那时候，我根本不相
信有可能、也不相信有必要成立一个犹太国。
我不明白，为什么五百万美国犹太人，三百万苏联犹太人，几百万分布世界各
地的犹太人，要离乡背井迁往巴勒斯坦，追求一个靠不住的祖国。在这个时候，我
觉得有必要让每一个犹太人，各自作出抉择。凡是自己认为属于犹太民族的人，都
该在他们所在的国家，享有少数民族的权利。要迁去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偏不让他
们迁，那是说不通的。还有，那些愿意归化的犹太人——也许只有知识分子和有钱
的人才有可能归化——为什么不干脆归化呢？相反，我又坚信，犹太的文化传统寿
命还长，如果让它发荣滋长，很可以丰富人类的共同遗产。
共产党刚刚诞生，便得对付这个问题：怎么才能让劳动人民放弃犹太复国主义
思想？我呢，我主张采取一个最低纲领，提出一些眼前的要求，用现实来打动犹太
工人。不久，党又面临另一个巨大困难：英国人不让共产党发展。犹太复国组织和
阿拉伯反动派，各自帮助英国警察追逐我们。我们几百个积极分子，连同情者有几
千人，都是忠心耿耿，不计小我的人，既不怕转入地下，也不怕吃苦受难。我们到
处碰壁，到处受人敌视。就在这时候，犹太总工会的少数共产党人，叫做“工人派
’，被开除出工会，另外去加入了红色工会国际。党曾试图争取阿拉伯居民，但是
一切努力都动摇不了耶路撒冷大教长的影响。教长是英国人支持的。
我向党领导人阿佛布克、伯克、伯尔曼等建议搞一个统战运动，团结犹太人和
阿拉伯人。
纲领很简单： （一）争取犹太总工会吸收阿拉伯工人，成立一个联合工会国
际。
（二）促进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接触，主要通过文化活动。
统战马上见效。1925年底，耶路撒冷、海法，特拉维夫，都有了组织。连犹太
人和阿拉伯人并肩劳动的农村里，也是这样。随便进出的集会，越来越多。运动在
外地发生的影响很让犹太总工会操心。它没法理解，怎么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能够一
道斗争。1926年年底，统战运动举行第一次大会。
代表有一百多人，其中四十位是阿拉伯人。头一天晚上，到会代表吃了一惊：
犹太总工会全国领导人本·古利安居然来了，还有阿拉伯问题专家沙尔道克。他们
一道凝望着会场里犹太人跟阿拉伯人坐在一起。
我们的物质处境并不太妙。凡是有共产党嫌疑的人是很不容易找到工作的。1925
年整整一年，我们在特拉维夫，十个人挤在一个棚子里。十个人里面，九个男的，
一个女的。只好安排一个角落，专门给女的住。有工作的，都把工资交公，可是总
数仍然不够维持大家的生活。我们为革命，以吃西红柿为生。有时候，我们也去犹
太小饭铺，赊账吃饭，但是人人都穿上工作服，“有力”地证明我们没人失业。
当地的气候很不容易适应。气温变化太猛；夏天闷热，冬日严寒。还记得我一
个朋友，原籍克拉柯维亚‘，居然想办法解决了冬天取暖的问题。他告诉我找到了
工作，干泥水活。这真是奇迹。所以邀我上他“家”去瞧瞧。所谓的“家”，也不
过是一座棚子。
他对我说：“瞧瞧，我再也不会挨冻了。我睡在桌子上，身上再盖一张桌子，
真是再好不过的被褥！”
我和索菲．波斯南斯卡跟希勒尔·卡茨三个人一个小组。后来格罗斯沃格尔和
希雷伯两个人也参加进来。在战争和抗敌的年代里，我们都还得会面。聚会大都在
卡茨家。他住的棚子连木条都合不拢。因为希勒尔的泥水活是出了名的，大家便决
定由他领导，将棚子改造成真正的房子。我们居然亲手建成了一座小巧的新屋，住
了进去十分自豪。1926年，我才在特拉维夫租了一间屋子住，楼下便是统战办公室，
我搞领导工作比较方便。谁也想不到，就在那儿，我认识了我未来的终生伴侣：露
笆·勃罗杰。
一天夜里，我听见办公室里有声响。我下楼瞧瞧什么事。
会不会迎面碰上一个小偷，或者一名好奇心太强的警探？不是，倒是一位漂亮
姑娘坐在那儿看报。我问道：“你怎么进来的呀？”
“打窗口进来的。这并不是第一次．你知道么？晚上，我来开会，你们吵吵嚷
嚷，没法静心阅读。”
露芭是从波兰尔佛夫城来的。本来在一家工厂工作，同时参加少共活动。那时
候，有一个奸细被揭发出来。这人已经向警察局告发了好些党的活动分子。党领导
决定消灭叛徒。一位青年犹太共产党人，名叫波特文，为此成立了一个小组。其中
成员有露芭姑娘。手枪藏在她家里。毙了叛徒，波特文被捕牺牲。警察还到处搜寻
其余的人。露芭只好离开波兰，来到巴勒斯坦，先在农村工作，后来在耶路撒冷当
油漆工。她加入统战运动和工人小组，同时参加救济政治犯的活动，但就是不肯加
入巴勒斯坦共产党，理由是共产党不懂得建立犹太国是历史的必要。
英国当局担心我们的统战活动，并且发布命令，禁止集会。工人小组的书记被
捕，是我接了他的任。1927年，英国人控制的犹太警察，在特拉维夫突袭工人小组
的一次集会。
我被捕后，在扎发的监狱里关了几个月。我在狱中头一次感觉到铁窗并非不可
逾越。为此，我就想办法联系一位尽忠于我们事业的女同志安娜·克莱芒’，让她
到逮捕我们的犹太警察局去当保姆。她经常查看新东家的口袋，发现了一份名单，
列着我们同志中犯嫌疑的人。她马上通知这些人，免遭逮捕。警长也没能脱身事外。
后来有一次示威游行，这家伙被打折了一条腿。
露芭效忠于我们的组织，也付出了代价。1926年和1927年，她在海法和耶路撒
冷两次被捕。
海法支部是巴勒斯坦最强的支部之一，党派我去当支部书记。这个支部在工厂
和铁路方面很有影响。我成了党的专业干部。我带着理想，初出茅庐，工作特别积
极。工作在地下进行，只有晚上，我才能小心翼翼地出门，可还得时时刻刻提防着
到处搜索我们的警探。我有点口才，一忽儿在这儿，一忽儿在那儿出现，向工人们
演讲。我组织政治工作，写传单，写宣言，主持会议，尽管我们的集会一直被禁止。
1928年年底，我就是在这样的一次集会上被捕的。这是第二次被捕，和另外二十三
位同志一道关进海法的监狱。有关系的文件都销毁了，所以警察对我们的活动没拿
到正式的证据。
接着，我被送进圣·让·达克中世纪的堡垒。待遇很坏，甚至要穿囚服。英国
当局没法证明我们的关系，拒绝给政治犯待遇，只把我们当作普通刑事犯。当时，
整个巴勒斯坦都知道，有一个面包师，是共产党员，被关进地牢后，几个星期一丝
不挂，不肯穿囚徒的宽条子囚服。我们关了很久，开庭审判毫无消息。我们是哪一
类都归不进去，谁也不明白该由什么法庭来处理。通过我们跟党中央的联系人，得
知总督赫伯特·赛穆艾尔爵士已经准备签发命令，批准把一切亲共活动的嫌疑分子
流放到塞普台斯岛。我们决定绝食，要求把我们释放，或者开庭公审。绝食到第五
天，我们连水也不喝了。我们的顽强终于战胜了虐政。绝食的消息传遍巴勒斯坦。
英国议会里，有几位工党议员向政府提出质问，揭露英国对巴政策的弊端。到了第
十三天，我们接到通知开审在即。
二十三位难友推举我以大家的名义发言。
审判的第一天，我们中间有几个人身体己经支持不住，只好用担架抬到法庭，
但是只此一天，别无下文。审判刚刚开始，庭长站起身来，身边一边一个助理审判
员，用一种自以为带点幽默的口吻说：“你们真以为你们能让帝国雄狮感到麻烦吗？
你们搞错了！我们不开庭！你们已经被释放了！”
他一挥手，叫警察把我们轰出法庭。我们胜利了！
1928年，困难越来越多。经济恐慌在巴勒斯坦引起了失业。许多犹太工人，约
占总数三分之一受到影响，大批离境。
一年里，走了五千人，来的只有二千七。1929年又爆发了排犹暴动，有人被暴
众私刑致死。这些暴动还在巴共和第三国际之间引起了戏剧性的误解。在第三国际
看起来，排犹暴动标志着阿拉伯群众起义的开始，所以必须加以运用，同时指示巴
共到阿拉伯农村中去宣传反帝斗争。第三国际借口巴共没能在土著居民中扎根，提
出口号要“阿拉伯化和布尔什维克化”，仿佛在领导机关里，以阿拉伯人代替犹太
人，就自然而然地能在回民中间深扎下根。这种想法遭到巴共的坚决反对。一部分
积极分子认为第三国际的决定是冒险主义。
我也是这样看法。我们有一位积极分子，试图严格执行指示，结果在海法市被
人群用非刑害死。第三国际代表、捷克人斯梅拉尔，在耶路撒冷秘密活动。我们竟
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来加以保护。
这项荒谬的政策，削弱了我们在阿拉伯工人中间的影响。而巴共自己也闯了祸，
居然去保证苏联采取的解决苏联犹太问题的措施。
情况是怎样演变的呢？
十月革命以后，曾经考虑，苏联的犹太族人，应该在他们扎根的地区发扬光大，
比如在克里米亚、乌克兰、白俄罗斯。可是1927年，斯大林领导集团却凭空建立一
个犹太自治州，位置在比罗比疆，就在满洲边外。这个官僚主义的决定，人为地在
西伯利亚建立一个国家，天气十分严酷，又没有任何犹太集团住过的踪迹。于是，
好几千人，男男女女，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乌克兰或者克里米亚——他们在那里
一向享有少数民族的权利。巴共也接到指示，跟其他国家一样，以此为榜样，表示
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多么英明，同时鼓动大家到比罗比疆去。巴勒斯坦一个劳动队，
五百人，到那儿去创建一个集体，取名“新声”。这些人在斯大林清党以后，很少保
住残生。而巴共领导人呢，也是忠而见疑。莫斯科认为，这些人有必要改造改造。
巴共中央委员首途苏联，到东方共产主义大学去学习。大概改造的成果，不及预计，
因为到了1935年，这些人全都被捕。
而我呢，继续在巴勒斯坦坚持战斗。警察搜捕是家常便饭。特拉维夫和耶路撒
冷都不安全。地方一共才那么点儿，知名的活动分子已经没法搞地下活动。我遭到
英国总督驱逐出境，只好乘船前往法国。我的行李虽然萧条，里面却有两份文件重
于黄金：一份是巴共中央的介绍信，批准了我迁地工作，另一份是过境签证。
第四章 法国
1929年年底，我在马赛登岸。海上走了一个星期货轮开得吭哧吭哧。我躺在甲
板上，脑袋枕着一盘绳索，悄悄思考问题。年纪不过二十五岁，流放倒经历过两次。
这倒没什么，天生的革命者，受迫害不在乎年龄大小，只有安居乐业的人才怕播迁
失所。巴勒斯坦的石子地并不怎样宜于安家种菜。
我瞧见天边的法国海岸，旧梦居然成为事实，快活得什么都不去想了。这不到
了法国了吗？
很难想象，对我这么一个没有国籍的年轻人来说，法国这个词有着多么动人的
魔力。二十年代，东欧的移民一般想当美国大叔。自己的亲故，不在华沙，便在布
加勒斯特。百老汇的擦皮鞋小孩，居然当了实业家，多么能鼓舞人的事业心啊！但
是，一个共产党青年，1930年才二十五岁，由于警察寻仇，被逐出了故土，自然而
然投入朝不保夕的阶级斗争，到处贩卖革命对这样一个人来说，还有什么可以迟疑
的？他的眼光不是射向红墙，当然便是射向巴士底狱广场。
对政治流亡的人来说，法国就意味着革命。在这儿，巴黎公社的社员们曾冲向
九霄，第十七团的士兵，曾跟发怒的葡萄工人交朋友，造反的旗号一向高高飘扬，
地方再远也望得见，所以流民逐客无不向这里会齐。当然，任何革命昔，想找第二
祖国，必然首先看中法国，可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却并不是真正的庇护所。当然，
那儿的警察眼在其他民主国家一样，都善于吹毛求疵。讲工作呢，乡绅们的共和国，
惯把最苦的活计给外国人去做。但是，这儿的法制，只要善于对付，总有空子可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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