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材料，并且，为了掌握最详尽的细节，要求核对已经知道的情况。柏林方面，毫
无难色，满足了这些愿望。德国国防军参谋部一反常态，也不反对。道理很简单，
因为他们对弗拉索夫士兵的战斗力，不存任何幻想。
1943年4 月，别动队收到情报中心的一份长电，收件人是奥托。电文十分精确
地报道了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损失的情况。杰林十分惊异，问我为什么莫斯科觉得有
必要把情况告诉我。我对他说：“情报中心时不时给我介绍一些情况，使我对某个
战场的军事形势，有个确切的概念。”
“真遗憾，”杰林回答我说， “但是我从肯特那里知道，这是头一次给你拍
发这类电报。……”
我得找个对付的办法，把球打回他那边去。我说： “有些事情，超过一定
限度，就旨定不会让肯特知道了。”
事后，我才知道这份电报的意义和目的。那就是，情报中心想在柏林方面造成
思想混乱，对斯大林格勒的损失，提出一些数字，大大超过在帝国首都所流传的。
事实上，德军参谋部发给当权派的报告，缩小了真正的损失。于是，多亏了情报中
心，希姆莱在希特勒面前，表了一大功，因为给他说明了德国国防军遭受巨大损失
的确实情况。
别动队认定得到了情报中心的信任，便开始了一场宣传战，以便在反纳粹联盟
内部，制造混乱，迷惑对方，尽管破绽不少。但是，从中可以看清单独媾和派为了
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有多么妙。有一系列电报是用我的名义发出的。据说是以戈
培尔在德国人民中间进行的广泛调查为根据，谈到了德意志帝国舆论有一股强烈的
反苏潮流。这些电报透露说，德国大部分人相信最后胜利，但是，如果要议和的话，
所有受到询问的人都赞成同西方单独媾和。
还有一些电报发到情报中心去，谈到英，美士兵和军官的情绪。他们借我的口
说， “红色乐队”的人曾经有可能接触到巴黎区上空击落的英国飞行员，现正在
克利希医院治伤。他们说，够了，不要再为苏联送命了。用不着说，这些飞行员都
完全赞成同德国讲和。
杰林把这些电报交给我的时候，我简直忍不住笑。情报中心收到这些“绝密文
件”，一定会哄堂大笑。确实只有十分浅薄的人才会有那么一秒钟，想到这样的蠢
话会影响苏联的土气。情报中心很清楚戈培尔所进行的民意测验到底有什么价值，
因为他的专长就是强奸民意，难道在纳粹德国，还有什么可能表示自己的意见吗？
杰林给我“面子”，来询问我的意见，我告诉他我完全同意电报的内容，甚至装出
十分认真的样子，加油添醋说，这样的情报会让“莫斯科好好想想的……”他很得
意，并继续走这条路，也就是在盟国中制造纠纷。他又草拟另一份电报，企图让人
相信英国人把冲锋枪卖给德国人。杰林所摆出的证据就是以下事实：在卡莱，德国
宪兵装备着从英国来的冲锋枪，他明确说这些枪是德国人从中立国家买来的，英国
人只提出一个条件，就是不在苏联战线上使用这些武器。
这条情报是经不起审查的：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英国人同意这种做法，这些冲锋
枪很有可能是交战的时候落在德国人手里的。这种神话特别可笑，因为这个时候，
盟军把大量武器运往苏联。
就在这个时候，杰林想利用“红色乐队”打入苏联在瑞士的情报网。
这个情报网是在战争初期建立的，领导人阿历山大·拉多，青年时代便是共产
党员，曾积极参加匈牙利贝拉·库恩的起义。另方面，拉多又是个科学家，著名的
地理学家，会讲好几种外语。这个情报网的全部力量都是针对纳粹德国的。
原则上，“红色乐队’同这个组织不应有任何接触。但是1940年，情报中心委
派肯特去瑞士训练拉多掌握无线电发报技术并把密码本交给他。这个任务的想法本
身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1940年，情报中心有别的办法，用不着派出一个在占
领区工作的情报网负责人。两年后，肯特被捕了，并给招降过去。他出卖了关于拉
多的情报，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因为他知道拉多的地址，密码和发报的波长。
拉多所发的电报从三个电台拍出，这些电台叫做“三红”。电报全部给德国人
截获。虽然有肯特合作，他们要译出这些电报还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便决定派人
到当地去。
瑞土的中立地位对德国的特务机关来说，是个问题。杰林便想到利用弗朗茨·
施奈德。因为他是瑞士公民，同妻子杰曼妮一起，名列于在比利时被捕的艾弗雷莫
夫小组人员中。
他同拉多几个极为重要的人员有联系。亏了肯特，杰林很了解瑞士小组的组织。
但是，连续三次渗透尝试都失败了。
第一次，他利用一个特务，叫伊夫·拉莫，他以前的确认识拉多。拉莫见到了
拉多，自荐参加工作，并吹嘘他在法国抗敌运动和肯特的组里有许许多多关系。拉
多嗅到了是个圈套，便终止了会晤。
杰林的第二个计划是派一个德国女特务去瑞士，冒名为维拉，阿克尔曼，她是
“红色乐队”法国小组的一个密码员。
其实，在索科尔被捕后，我就把她调开了。我最初把她派到马赛肯特那里去，
接着，由于有被捕的危险，又把她送到克勒蒙·费朗附近的一个小村庄。但是，杰
林从肯特那里得悉我知道维拉·阿克尔曼的地址。他计划把她逮捕，然后隔离起来，
直到战争结束为止。他认为那个德国女特务，冒她的名，就可以容易地打入拉多的
情报网。只需告诉情报中心：说，由于安全起见，把她派到瑞士去了，这就行了。
从表面看，这个计划很有成功的机会。必须再一次对付这种打击。
我告诉杰林说；“这个特务马上就会被识破。肯特说只有我知道维拉，阿克尔
曼的地址。不错，可惜她就在日内瓦……”
杰林的第二个计划也落了空。维拉藏在中央山岳她的村子里，一直等到战争结
束。
第三个计划是肯特制定的，办法是派一个信使给拉多的左右手阿历山大·富特。
杰林向我打听过去这类接头是怎样进行的。我给他出了这样的主意，以致第一次会
晤时，富特就知道他到底是在同谁打交道了。
另方面，富特在回忆录里‘叙述说：情报中心通知他有危险，并命令他不要再
答应其他的会晤，要注意不让德国的使者跟踪他，来查清他的地址。此外，杰林指
示他的特务交给他要会晤的那个人一本大书，是用橙黄色十分显眼的纸包着的。书
里面，密码电报就偷偷地放在两页粘着的书页中间。这个特务应要求把电报发给情
报中心，并同他的对话人约定新的会晤。这种做法就足以把人暴露出来，证明他从
来不曾担负过真正的任务。的确，必须有异想天开的想象力，才会在战时让一个特
工人员带着密码电报越过边界。这些电报又藏在这样一本古怪的书里，即使最麻痹
的边防军也会加以注意的。
当时，所有的材料都拍成微型胶卷，藏在衣服里面递送的。另外，正象我在前
面说过那样，没有一个稍为有点头脑的人竟然会如此荒唐，想规定一个接头，而不
需要介绍。所有这些怪事合起来，使富特给这个拙劣的使者吃一顿闭门羹。这个家
伙只好空手而回。
十五天之后，情报中心给肯特发了封电报，对于派去的信使是个盖世太保特务，
表示惊讶。杰林设法挽回面子，解释说，真正的信使被捕了。盖世太保派出一个特
务，冒名顶替。
利用“红色乐队”打入拉多情报网的企图接二连三失败了，但是在瑞士进行的
工作太重要了，柏林是不会就此罢休的。席伦堡亲自负责对付拉多情报网的事。经
过长期和耐心的努力之后，他居然把一个特务打进去。这个特务引诱一个在“三红”
电台工作的年青女密码员露丝。不久，一对名叫马雄的夫妇，冒充苏联的老谍报人
员，麻痹我们的瑞士朋友，给柏林拍发了关于情报网如何工作的情报。最后席伦堡
对瑞士的情报机关施加了强大的压力，逼它解散整个拉多组织。
这些交涉需要时间，所以直到1944年，拉多仍继续给莫斯科拍发重要的军事情
报。这些情报是从德国国防军的高级军官那里得来的。
杰林还碰到别的障碍，那就是“红色乐队”的经费问题。
在人员被捕之前，商业公司斯梅克斯和斯梅克斯戈提供情报网所需费用，莫斯
科无需筹款维持。由于杰林打电报给情报中心承认这两家公司已落入敌人控制下，
为了掩人耳目，自然就得索取经费了。
在这方面，同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我曾有机会向杰休提到过这个问题，并给
他出了许多主意，使他大大出丑。我劝他先从比利时和荷兰做起，并要求先给温策
尔一笔钱。于是，从保加利亚给他送来了一件“礼物”，这正好是他刚刚逃跑之后。
在一个豌豆大罐头底部，藏着区区十英镑的款项。
别动队的人完全缺乏幽默感，他们设法解释为什么只有那么一点点钱。我给他
们提出一个解释，使他们大为满意。我对他们说， “这简单得很，情报中心肯
定要先检验检验联系是否畅通无阻，然后再送大笔钱来……”
他们便老等着以后的拨款。
关于荷兰方面，别动队要求给温特林克拨一大笔钱：情报中心回复说完全同意，
但要求指定一个万无一失的信箱。
这些先生们高兴若狂，赶紧把一个前荷兰共产党员的地址报出去……但是情报
中心发来的电报给他们泼了盆冷水：为什么把盖世太保所熟悉的一个地址报来呢？
别动队十分狼狈，难以自圆其说。于是情报中心便主动叫温特林克同布鲁塞尔某工
程师接触，向他要五千美元。别动队高兴得情不自禁，马上派去一个特务。那个工
程师目瞪口呆，还以为是开什么4 月1 日愚人节的玩笑呢。别动队只好又一次画饼
充饥。
情报中心还寻开心，再次捉弄他们，把一个墓碑商人的地址告诉艾弗雷莫夫，
说这个人欠下了莫斯科市政当局一笔五万法郎的款项。实际上正好相反。情报中心
把墓碑商人的地址告诉对方，是象征性地通知对方，到埋葬这个经费故事的时候了。
但这种玩笑是别动队所不能明白的。
第二十四章布拉格的刽子手
1943年6 月，杰林的身体越来越差，他的喉癌有了严重的发展。我独创的药方
——我介绍他喝白兰地，但是，即使我不介绍，他自己也会选择这种治疗办法的—
—这个药方也不灵。他喝得愈来愈多，觉得自己没有希望了，不久就要退场了。尽
管他向柏林写报告，次次都说胜利了。但可以肯定，他并不是信心十足的。毫无疑
问，为了让上司安心，他给柏林写道，大首长已经投到德国一边。但是每一次我同
他长谈，他总是老话重提，表现出他的不安。有什么更深的原因促使我参加“大赌
博”呢？ 我的回答是千篇一律的：那就是预料到苏联和德国会单独议和。
他并非深信不疑的，他知道我是犹太人，也知道我始终是个共产党人，而且是
坚决反对纳粹的。
杰林是个聪明的警探，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德国人，他不能不按照逻辑来思考
问题。如果有人向他揭发：在牢房里，虽然日夜受到监视，但是我竟能写了报告，
并且交给了朱丽叶。他一定会回答说，不可能。同样地，那些苏联反间谍组织幽灵
使他胆战心惊，但是他一分钟也没有怀疑过确有这样的组织，因为这是合手逻辑的。
有一个念头始终指导他的行动，那就是：只有别动队的头头应该了解整个行动
如何开展。他经常大口大口地喝着酒，向我谈他行动的原则：“一个人领导着象我
领导的那种大赌博，应该善于断定，在同他合作人的关系中，应有多大分量是事实，
又有多大分量是谎言……对于柏林的负责人，主要是让他们放心，无论发生什么事，
都要让他们相信一切顺利。至于军人嘛……他们对于这桩事的微妙性质懂不了什么。
还有德军情报部，他们知道得愈少愈好，我认为他们应该知道多少才告诉他们多少，
唯一掌握全部真情的人就是我。……”
下属所接触到的情报仅仅是严格地对他们工作有用的那一些。
当潘维茨代替杰林出任别动队头头时，他没有别的材料做依据去估计情况，只
有发给柏林的报告，但内容同现实形势相去甚远。我深知杰林是个残酷无情的敌人，
狡猾，诡计多端。但是，我也担心，他的继任人会使“大赌博”的结局更加惨酷。
我应该指出，与此同时，雷塞也给解职了，并调到卡尔斯路赫的盖世太保总部去。
这样，我的对手都换了人。
我在1943年7 月初认识潘维茨。我记得十分清楚他到纽伊走进我房间的那一天
．当时，我非常注意和好奇地观察别动队的这个新头头。我之所以好奇，以后大家
会明白的。这个人成了我的主要对手。从外表上，他同他的前任大不相同：年青，
肥胖，面庞又圆又红，贼溜溜的眼睛藏在厚厚的眼镜后面，穿着得很讲究，派头象
个小市民，一会儿沉着，一会儿急躁，给人的一般印象是一个黏糊糊、不好抓的球。
他1911年诞生于柏林。他发展成为刑事警察确实可以为精神病学家提供大好的
研究题材。少年时代，他参加了一个基督教童子军组织。由于在家里接受了严格的
基督教教育，他接着就研读神学，花了三年时间b 但是他没有成为牧师，却当了刽
子手，上帝的道路是无法捉摸的。
潘维茨二十岁时，希特勒上了台。他在刑事警察部门当差，后被凋到“难案”
组。但是，他负责处理的刑事案不能真正地让他大显身手。呸！多么庸俗呀。他所
要干的是政治镇压。他认为只有这样，英雄才有用武之地。为了在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