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应钦《八年抗战与台湾光复》第３４页。
〔３８〕见何嘉兆《战车３连卫戍南京纪实》。引同〔４〕，第２２１—２２２页。
〔３９〕〔苏联〕维戈兹基：《外交史》。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中译本，卷３第８９３页。
〔４０〕〔４７〕〔４９〕〔５１〕〔５２〕〔５６〕〔５８〕〔６０〕〔６１〕见《德国对外政策文件》，D辑1册。伦敦１９４９年版第４７６号。
〔４１〕同〔３９〕，卷３，第８９５页。
〔４２〕〔英〕约翰·福斯特：《德国与远东危急（１９３１—１９３８）》。牛津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６２页。
〔４３〕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79年中译本，第1卷第1分册第１４５页。
〔４４〕同〔１〕，第５５—５６页。
〔４５〕见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８日《中央日报》。
〔４６〕《王宠惠致出席九国公约会议代表密电》。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４８〕同〔１〕，第１２３—１２４页。
〔５０〕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日，日本外相广田给参事官森岛的密电（日本驻北平大使馆极密合字第３０３３号档案）。转引自蔡德金、杨立铭：《陶德曼调停初探》，载《民国档案》１９８７年第１期第１０４页。
〔５３〕同〔８〕。
〔５４〕见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９日《南京日报》。
〔５５〕同〔１〕，第１３４页。
〔５７〕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１０—１１１页。
〔５９〕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东京１９７８年版，（下）第３８０—３８１页。
〔６２〕董显光：《蒋总统传》。台湾中华大典编印会１９６７年版，第２８５页。
〔６３〕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１日《杨杰致蒋介石秘函》，载《民国档案》１９８５年第１期。蒋介石在“七七”事变开始时即“竭力要把苏联拖入对日战争。苏联则最担心两面作战，在援助中国时，避免与日本发生直接冲突”，所以“用尽各种手段仍毫无结果”。苏联驻华外交官Ａ．Ｍ．列多夫斯基的回忆录记述了多次交涉的过程。
〔６４〕同〔１〕，第１４７页。
〔６５〕同〔１〕，第１４１—１４２页。
〔６６〕同〔１〕，第１４８页。
〔６７〕见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９日《新华日报》及国内各大报。第三节徐 州 会 战
徐州位于黄河、淮河之间，地据苏、鲁、豫、皖四省要冲，为津浦、陇海两铁路的重要枢纽，有向四面转用兵力的交通条件，是南京失守后中国军队在战略上保卫军事指挥中心武汉的重要屏障及前进基地，势在必守。日军为打通津浦线，沟通南北两战场，并进而切断陇海路，威胁平汉路侧方，以作为进攻武汉的准备，对徐州亦势在必得。因而双方于１９３８年３月中旬至６月中旬，在以徐州为中心的苏北、鲁南、皖北及豫东广大地区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会战——徐州会战。
会战开始之前，在津浦路南、北两段曾进行过“淮河阻击战”及“鲁南反击战”等多次战斗。这些战斗也可以称为徐州会战的序战。徐州会战有前、后期两个阶段：前期为台儿庄作战，后期为徐州突围及豫东作战。中国军队前期投入陆军２９个师又１个旅，约２８．８万人，后期增至６４个师又３个旅，约４５万人。另外空军飞机以少量架次给予支援。日军前期投入陆军３个师团，约７．６万人，逐次增加陆军兵力，后期达到８个师团又３个混成旅团，约２４万人。另配属有临时航空兵团（下辖第１、第４两个飞行团）及第３飞行团。
在台儿庄作战中，中国军队击败了日军两个精锐师团的主要部队，获得抗战以来正面战场第一次大捷，在抗日战争史上有重要地位。
第五部分：华东战局南京失守后的形势
南京失守后，国内外形势均有变化及发展。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关于中日和谈的调停已经失败；日本改变对华政策，宣布“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一向与国民政府关系密切的德国，因希特勒准备实施吞并奥地利和捷克的计划，预料必将引起与英、法、苏联的尖锐对抗，急需得到日本的支持，亦全面调整其远东政策，于１９３８年２月清洗了比较倾向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国防部部长勃洛姆堡元帅、外交部部长牛赖特男爵和经济部部长沙赫特博士等，任命一贯主张与日本联盟的里宾特洛甫为外交部部长；２月２０日正式承认“满洲国”，并称：“中国是一个弱国”，“日本则是人类文化安定的因素”。〔１〕
英、美、法等国人民群众虽然同情与支持中国抗战，如南京失守后，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和物理家爱因斯坦、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法国著名左翼作家罗曼罗兰联名发表宣言，吁请各国人民自动组织抵制日货，勿与日本合作，以免助长该国侵略政策，同时当以全力援助中国”等。但英、美、法等国的政府不肯为中国而得罪日本，均持观望态度。美国总统罗斯福虽然曾于1937年１０月５日在芝加哥发表了“隔离”演说〔２〕，不指名地警告了日本，但演说的中心要点并非谴责日本的对华侵略，而是警告日本不得违背九国公约规定的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及“中国门户开放的原则”。实质上仅仅告诫日本不要损害美国的在华利益，否则就要采取干涉手段。即使如此，罗斯福的言论仍受到美国国会议员的强烈反对。日本外务省的情报部部长河相达夫则立即反驳，发表声明说：“当今世界存在‘占有国’与‘非占有国’的斗争，严重地表明原料、资源分配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如果不予纠正……‘占有国’对‘非占有国’拒绝让步，那么，解决的办法就只有诉诸战争。”〔３〕罗斯福不得不退缩回去，于１０月１２日改口说：“必须不仅考虑到使我们今天置身于战斗之外，还要使我们在今后世世代代都置身于战争之外。”〔４〕并继续供应日本战略物资。
在国际上，只有苏联为了利用中国“来对付日本人”、“紧紧束缚住日本的手脚”，以便“在德国一旦进攻苏联时，能避免两线作战”，〔５〕积极援助中国政府抗战，尽量满足国民政府的要求。至１９３８年１…２月间，苏联援助国民政府的军火已有飞机约２００架及装备２０个步兵师的武器、弹药。仅１９３７年１２月，一次就运给１１５毫米重炮８０门、７６毫米野炮１００门、37厘米防坦克炮８０门、轻重机枪９００挺、驱逐机６２架以及大批炮弹枪弹，并派遣志愿飞行员及军事顾问、教员等。〔６〕
在国内，中国共产党中央常委洛甫（张闻天）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１日发表讲话：“我们是竭诚拥护现在蒋介石先生领导下的国民政府的”，因为它“今天是个已经开始担任着国防任务的政府，已经开始代表着民族利益的政府，这是全中国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中央政府。”〔７〕
第五部分：华东战局国民政府组织全面抗战 1
面临上述情况，国民政府于１９３８年１月２０日召回驻日本大使许世英，在政略、战略上采取一系列措施，重新组织抗战。
１． 制定《抗战建国纲领》进一步组织全国抗战
为进一步动员全国抗战力量，国民党决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接受了共产党的部分建议，预拟了《大会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等文件，准备在大会上通过。《大会宣言》称：“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存亡之所系，人人皆当献其生命，以争取国家民族之生命”，表示了全民族“抗战到底”的决心。《抗战建国纲领》有总则、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教育７个方面，共３２条。主要内容是：在政治上，提出“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改善并健全民众之自卫组织，施以训练，加强其能力，并加速完成地方自治条件”，“改善各地政治机构”，“以适应战时需要”。在军事上，规定“加紧军队之政治训练，使全国官兵明了抗战建国之意义，一致为国效命”；“训练全国壮丁，充实民众武力，补充抗战部队”；“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在各战区司令官指挥之下，与正规军队配合作战，以充分发挥保卫乡土、捍卫外侮之效能，并在敌人后方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以破坏及牵制敌人之兵力”等。在民众运动方面，提出“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在抗战期间，在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等。在外交上，规定“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否认及取消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以武力造成之一切政治组织及其对内对外之行为”等。〔８〕这一纲领中积极方面的内容虽然后来并未能真正落实，但当时对团结各党派、各阶层及发动全国人民继续抗战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２． 开始执行“持久消耗战”战略方针
早在１９３５年，蒋介石在四川就曾阐述过对日战争的指导方针。他说：“至和平绝望时期，举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争取最后胜利。”〔９〕１９３７年８月７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最高国防会议，正式制定了“采取持久消耗战略”的方针。〔１０〕１８日，蒋介石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中公开这一战略方针。他说：“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就要求持久战、消耗战。”〔１１〕以后又多次重申“要以持久战、消耗战打破敌人速战速决之企图”。〔１２〕但从实际情况看，由于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对中日战争的严重局势估计不足，缺乏长期作战的思想基础和持久抗战的充分准备，又认为依赖国际干涉可以尽快结束战争，所以从“七七”抗战开始至南京失守期间，国民政府军队实际上是以阵地战消耗敌人，在战役上争取持久战，而在战略上则是幻想迅速结束战争。这在蒋介石的一些言论、命令中可以得到证明。抗战开始前，在庐山军官训练团谈将来对日战争时，就一再强调“步步为营，处处设防”、“深沟高垒”、“固守不退”等，并说这就是“救国要诀”。〔１３〕抗战开始后，８月１０日致徐永昌电令说：“前线各部队除构筑工事线外，须特别注重固守据点之战术。凡重要城市……预为固守三个月准备之计。”〔１４〕再从实际作战中，也可以得到证明。抗战开始以来的许多重要战役都是阵地防御作战。特别是淞沪会战，更是一个典型例子。军事委员会主编的《军事杂志》就曾载文承认“上海之战未能坚持持久战原则”。〔１５〕
经过半年的抗战，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已认识到国际干涉及和平谈判短期内均不可能实现，中日战争已形成持久之势，又接受了华北、沪、京作战的教训，开始转变战略指导，由单纯固守阵地、据点进行死拼的战役持久，改为不强调“一城一地之能否据守”，〔１６〕而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持久。白崇禧就认为，在南京失守后“我们战略之应用，确已改变方针，不复与敌人在一点一线上之争夺”。〔１７〕蒋介石在《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中说：“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城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１８〕李宗仁说：“我们抗战的战略重点，便是以空间换取时间。”〔１９〕何应钦则说：我军“深知敌强我弱之异势，乃策定以空间换时间之战略。”〔２０〕虽然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战略方针仍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和消极性，但与前一阶段执行的方针相比，已大大前进了一步。
在上述思想基础上，军事委员会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在武昌下达了“以确保武汉为核心”进行“持久抗战”的《作战计划》。其“指导要领”中要求“以面的抵抗，对敌之点或线的夺取，使不能达速战速决之目的，而消耗疲惫之。所有在各战区之军队，及行政、党务各机关，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准离开原战区，东击西应，奇正并用，以收长期抗战之效。”“现在我军战法，应于硬性之外参以柔性，务在交通要线上，纵深配置有力部队，使任正面阻击战斗。同时组织训练民众，使联合军队，共同施行游击，以牵制、扰乱、破坏敌之后方，前呼后应。敌攻我正面，则游击队由各方进击；如攻我游击队，则不与决战，使其前进迟滞。”〔２１〕
第五部分：华东战局国民政府组织全面抗战 2
３． 加强军事领导改组军事委员会
为适应持久战之需要，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７日，国民政府改组了军事委员会，重新任命委员（１月１５日任命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程潜、陈绍宽、李济深为委员，后又增加宋哲元、熊式辉、卫立煌、万福麟），同时规定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军令部部长、军政部部长、军训部部长、政治部部长及军事参议院院长为当然委员。参谋总长指挥各部、院、会、厅，辅助委员长策划全局及处理委员会日常工作。军事委员会改组后的编制及领导关系如附表４３１。
４． 整饬军纪提高士气
面对日本的侵略，“所有前线的军队，不论陆军、空军和地方部队，都进行了英勇的抗战，表示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２２〕但也有少数高级将领，或因胆小怕死，或为保存实力，不服从指挥，对敌望风而逃，以致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就丧失国土６２万平方公里。第五战区副司令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