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违犯战场纪律的事件较多，蒋介石对此亦多次批评，如1938年11月，蒋介石曾指出武汉会战中沿江要塞失陷的原因：“马当与田家镇要塞司令官，及守备富池口的师长，都是弃职潜逃”。〔65〕1941年10月，蒋介石在指出一般将领的缺点时说：“我们一般将领目前最大的缺点：第一，就是怯懦……与敌接触，挨日退走，不知廉耻，不守纪律，不服从命令。第二，就是虚伪：各级报告不确实，蒙蔽军情，欺骗上官。第三，就是贪污：走私营利，荒淫无度。”同时还举出了谎报军情的例子：“如这次第九战区湘北作战……军令部根据你们的报告，绘给我一张敌我全般态势图，说我们所有的部队，都摆在侧面平江、金井一带。照这样的部署是很对的，我当时很放心。哪里知道事实完全相反，我们的主力，竟是完全分散在各地，甚至不知道部队的去向所在，而仅有一军在平江方面。这样你们的报告，还可作为依据吗？因为报告太不确实，以致判断错误。要不然，我们这一次决不会有这样的损失。”“部下骗上官，上官更骗他高级长官，如此层层虚伪，欺人自欺……那无论你有多大的武力，都要失败。”〔６６〕
至于与军纪有关的其他方面的缺点，1942年9月蒋介石归纳出12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赌博；二是走私；三是运吸鸦片；四是勒索扰民；五是经营商业；六是加入帮会；七是军官带眷属住在部队附近；八是新兵殴打官长，中途哗变；九是部队接收新兵之弊病：士兵发生疾病而任意弃丢不顾，省出伙食费归入接兵官私囊，强拉民众充数，为防其逃跑，乃用绳索串缚，视同罪囚等；十是高级主官不到下层部队；十一是部队主官不能彻底监督命令之执行；十二是说谎。〔６７〕这虽不都属于战场纪律，但与战场纪律有着密切的关系。很难设想这样腐败的军队能具有战斗力。当然，蒋介石讲的可能有些以偏概全，“国军”的部队不会全都如此，但也不会是个别现象，说它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当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第十部分：后论作战指导 7
在群众纪律方面，各部队的情况并不相同。原西北军系统等部队执行得比较好。就“国军”总体而言，群众纪律的败坏是和军队战斗力的下降趋势相一致的。抗战初期虽然也有违纪现象（如蒋介石说：“上海作战的实况，我亲眼看见”，部队在“失利溃乱”时有“抢劫掳掠”行为〔68〕），但毕竟是在特殊环境下的少数行为。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人民群众是坚决拥护和积极支持“国军”的抗战的。当时的军民关系相当融洽，如台儿庄作战的胜利就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分不开。至武汉会战时期，有些部队的违纪现象已较严重。如第九战区第二兵团司令张发奎向蒋介石报告九江失利的原因时就提到“军纪不良，民众逃亡”。报告说：“各部向九江附近集中时，因运输困难，战时增设部队又骤难足额，沿途鸣枪拉夫、搜寻给养。不肖者且因而强奸掳掠。军行所至，村舍为墟。职由阳新徒步经瑞昌至九江时，满目荒凉，殆绝人迹。民众既失同情之心，军队自无敌忾之志。如此而欲其奋勇杀敌，自不可能。”〔６９〕上述扰民事项发生在作战期间，人民虽然痛恨，也还只是消极地逃避。迨至抗战中、后期，每年作战的时间相对减少，“国军”与日军常常处于和平相持态势，而这时军队的群众纪律却更为败坏。例如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督察官关民权在考察晋南一带驻军后向蒋介石报告说：部队或偷运敌货、毒品，企图厚利；或就地征粮，不付价款；或烧毁人民器物门窗；或三五成群黑夜化装扰民，行同土匪。〔70〕这种情况在中原地区尤为严重，发展至人民群众无法忍受、从而群起反抗的地步，并提出“反对不抗日、光扰民的军队”等口号。
1944年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时，汤恩伯几十万大军有的“一经与敌接触，亦即南撤”，有的“不战而退，望风披靡”。第一战区在《中原会战检讨》中总结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军民不能协同”。检讨说：“此次会战期间，所意想不到之特殊现象，即豫西山地民众到处截击军队，无论枪支弹药，在所必取，虽高射炮、无线电台等，亦均予截留。甚至围击我部队，枪杀我官兵，亦时有所闻。尤以军队到处，保、甲、乡长逃避一空，同时将仓库存粮抢走，形成空室清野，使我官兵有数日不得一餐者。”“各部队转进时所受民众截击之损失，殆较重于作战之损失。言之殊为痛心。”〔７１〕造成这种令人痛心结果的原因，第一战区也承认是由于部队“不守纪律，扰及闾阎”，但绝不是《检讨》中所说的不守纪律者仅“绝对少数不肖之士兵”。拉夫、征粮、贩毒、走私等等，哪一件也不是“绝对少数不肖之士兵”所能做到的。其根本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有关军队性质的问题（这里不作论述）；一是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及绝大多数的高级将领们抗战意识极端衰退，保存实力、坐待胜利的消极战略，促使军队日趋腐败，以致军纪荡然、军民关系紧张，在局部地区甚至发展为对抗，并截击部队，收缴武器，用以抗日。
国民党军队的弊端是由该军队的性质决定的，而该军队的性质又是由国民党的阶级性质决定的。
第十部分：后论敌后游击 1
全面抗战开始时，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尚未真正认识到持久抗战的必然性，当然也就不可能认识到敌后游击作战的重要性。虽然在个别训令中曾命来不及撤离、仍留在敌占区内的部队及前线部队“施行游击战，袭击敌军后方”，但实际上并不重视，更没有任何指导措施；京沪地区失陷之后虽已初步认识到在正面抗击日军的同时还应袭扰、破坏其后方，并在作战指导上开始部署部队攻击日军后方（如台儿庄作战时令第3集团军以有力一部向兖州以北进攻等），但仍未真正认识游击战对抗战的重要意义，而且对游击战的性质和任务也还缺乏深刻的理解，将游击战视为正规战的一种，甚至连破坏敌军后方交通及后勤设施的行动亦排除在游击战任务之外。如1938年1月，蒋介石在开封军事会议上讲：“所谓游击战，实在是正规战之一种，一定要正式的部队才能够担任；决不是临时集合民、枪，编成队伍就可称游击队，能够胜任游击战。这种临时集合的队伍，只能叫别动队……别动队的任务……扰乱敌人后方，破坏敌人交通和兵站、仓库等”。〔72〕
华北敌后游击队的蓬勃发展及其对台儿庄胜利所起的重要作用，使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开始认识到游击战对抗战的重要意义。就在此时，毛泽东于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了《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该著作刚一发表，中共代表周恩来就在武汉把其基本精神向当时任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部长的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后又将它转述给蒋介石，蒋介石也非常赞同。〔73〕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蒋介石在武汉组织部分战区高级将领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朱德在会上作了关于加强游击战重要意义的发言，并将与周恩来共同起草的一份由国共两党合作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递交蒋介石。〔74〕武汉失守后，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蒋介石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中共方面周恩来、叶剑英参加会议。蒋介石在会上“特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前方，决以我三分之一力量投入敌人后方”的训示，并令“各战区将前方地区划分为若干游击区，并指派有力部队担任游击，从事敌后作战。”〔75〕为扩大游击效果，还于1939年1月变更“国军”战斗序列，增设冀察、鲁苏两个战区，命第51军挺进山东，命第69军、第97军挺进河北，进行游击作战。与此同时，决定按中共建议创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致电延安中共，要求派干部任教官，负责教授和训练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和游击战的政治工作。叶剑英率30余名中共干部于1939年2月10日到达南岳，2月15日开学。开始时蒋任命汤恩伯为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后为加强控制，改为蒋介石自兼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及叶为正、副教育长。
国民政府军的游击战区在以后短短几年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冀察战区辖河北、察哈尔两省及山东省黄河以北一部地区。该战区以鹿钟麟为战区总司令，下属部队除第69、第97两军外，新5军及第40军先后划归该战区；此外，河北民军、察哈尔及河北各游击纵队、保安旅、保安团亦隶属之。该战区主力：朱怀冰的第97军、庞炳勋的第40军及孙殿英的新5军等均驻于河南省北部之林县、新乡、孟县各附近地区。仅石友三的第69军驻于河北省南部威县附近。所部高树勋的新6师驻于河北盐山及山东乐陵一带。真正活动于河北中部的，主要是张荫梧、乔明礼等河北民军各部及丁树本、侯如墉等游击纵队。由于日军迭次扫荡，仅一年多的时间，至1940年5月，河北境内除张荫梧的河北民军因制造摩擦被第18集团军大部歼灭外，其他部队大部被日军所歼，残部均退出河北省境。“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免职，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兼代”，“冀察战区时已名存实亡”。〔76〕第40军及新5军退至晋豫边区、太行山区南部，合编为第24集团军。庞炳勋任总司令，马法五接任第40军军长之职。后又将刘进之第27军划归第24集团军序列。该集团军实际已成为第一战区的部队。
太行山南部地区，前出于第一战区之北，仍为敌后游击战区性质。由于日军认为“盘据在华北管区内之重庆军”军心涣散，战斗力衰退，“剿共第一，治安肃正应首先讨伐共军；第24集团军的存在，并无大害，相反，使其与中共对立激化，则是上策”，〔77〕因而其第1军不断向太行山区北部的中共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攻，而很少向太行山区南部的第24集团军进攻。但至1943年4月间，日军“为了振作第1军官兵的士气，并粉碎日军从华北撤退的敌方宣传，以及有利于促进重庆阵营崩溃”，决定“以第18集团军和第24集团军双方为攻击目标”，实施太行山区的作战。〔78〕对第18集团军的进攻一直“未能取得大的战果”。〔79〕对第24集团军的进攻，则开始不久，新5军军长孙殿英即率部投敌；接着因部队溃散而“化装便衣潜伏的第24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在日军第35师团田中彻雄少尉率下士官11人及孙殿英秘书的“说服”下，随之去新乡投降日军。至此冀察战区事实上已被彻底消灭。〔80〕
鲁苏战区辖长江以北、老黄河以南的津浦路以东地区。于学忠为该战区总司令。下辖第51军、第57军、新4师、税警部队及山东、江苏的20多个保安旅、几十个保安团。牟中珩的第51军、缪澄流的第57军及吴化文的新4师驻于鲁南沂蒙山区附近及郯城等地区；韩德勤的第89军及陈泰运的税警总队驻于苏北的宝应、连云港、盐城各附近地区。该战区坚持时间较长，直至1943年春吴化文率部投敌后，“鲁苏战区仅存据点”才“丧失殆尽”。“军事委员会基于事实，乃命鲁苏游击战区各部放弃鲁南、鲁北各根据地，向皖北转移。不久，战区亦随之撤销。〔81〕
第十部分：后论敌后游击 2
至于“各战区将前方地区划分若干游击区，并指派有力部队担任游击、从事敌后作战”的游击区和敌后作战，如第一战区之中条山，第五战区之大别山，第六战区之江汉三角地带及第九战区之庐山等等，区内驻军与战区其他部队完全一样，由战区直接部署、指挥、供应，驻地与前方部队连接在一起，其作战亦与正面各战役在完全统一的命令下一致行动。因而，这些前沿阵地的所谓游击区属于正面战场范围；其战斗配合的敌后作战亦属于正面战场各战役范畴的敌后作战，与战略上的敌后战场之游击战，性质完全不同。
冀察和鲁苏两敌后游击战区的兵力相当雄厚。据国民党军事当局统计，鲁苏战区的正规军约10万人，地方保安旅团及游击队约15万人，总数达25万。冀察战区亦大致如此。以如此众多的兵力进行游击作战，应该大有作为，但事实上不仅未能发展，反而驻地日蹙、兵力日削，在不过三四年的时间里即彻底失败。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 以正规战的作战指导进行游击战
游击战属于“非正规的作战”。它没有战线和后方，而且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它的作战形式、战术运用等也和正规战有所不同。概略地说，在作战指导上更强调主动性，要实行其先发制人、出敌意外、要“游”要“击”的战术。“游”是为了“掩护自己的弱点，寻找敌人的弱点”，击是为了“发扬自己的特长，避开敌人的特长”。“游而不击要不得，击而硬拼还是要不得”。〔82〕在兵力运用上更强调灵活性，“按照情况灵活地分散兵力或集中兵力，是游击战争的主要方法，但是还须懂得灵活地转移（变换）兵力”；“死板、呆滞，必至陷入被动地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83〕在作战形式上强调游击战的同时还要适当实施运动战。主力兵团的正规军“一般以集结使用突击敌人为经常”，但必须吸取游击队隐蔽接敌、突然袭击等特点。当敌人大军云集、分进合击，无法实施各个击破、不利于我正规军集结行动时，也应化整为零、分散机动、趋吉避凶、寻敌弱点，准备再次集中击敌。决不能死守防地、呆滞不动。
但是，冀察、鲁苏战区的正规军并不是按上述游击战的一般原则指导作战的。其受领的首要任务是“将正规军配置于各游击区，确保根据地”，其次才是“相机出击”。而确保根据地的主要手段仍然沿袭正面战场的“抵牛战术”，以阵地防御战抵抗日军。如1939年6月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