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在东京召开了有陆海军首脑、关东军司令官、驻中国使领和外务省有关人员参加的“东方会议”，统一认识，制订对中国的“积极政策”。会议实际上由森恪主持。最后由田中提出了《对华政策纲领》，共八条。前五条规定了对中国整体的政策，后三条规定了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政策。其主要内容有二：一是对中国的内部事务实行武力干涉。第五条就明确地规定：“当帝国在中国的权益及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有受非法侵害之虞，必要时将断然采取自卫措施以维护之。”二是将东北地区从中国领土上分割出去，作为日本的殖民地。第六条规定：“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上和国民的生存上有重大的利害关系……作为接壤的邻邦，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第八条还规定：“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之特殊地位、权益有受侵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将予以防护。”〔３１〕森恪在会议上解释“不问来自何方”这句话时说：“何方”是指南京政府、北方的苏联和一切外国以及东三省的内部。〔３２〕这显然是要把中国的东北完全置于日本的武力控制之下，既不允许其他帝国主义染指，也不允许中国人民为维护主权而采取正当的行动。日本实际上把中国的东北地区已视为自己的领土了。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大陆政策的推行 发展时期 2
会后，田中将会议的实质内容写成《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文件，秘密上奏天皇，因而这一文件又称“田中奏折”。文件首先说明向满蒙扩张的“理由”：“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广袤七万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万人。较我日本帝国国土（朝鲜及台湾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只有我国三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富，世之无其匹敌……故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完成新大陆政策。”其次又提出向大陆扩张的总目标：“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倘中国完全可被我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并进一步强调掌握满蒙之利权是控制亚洲大陆的“第一大关键”，说“如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须以积极的对满蒙强取权利为主义。以权利而培养贸易，此不但可制止中国工业之发达，亦可避欧势东渐。策之优，计之善，莫过于此。我对满蒙权利如可真实的到我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风靡中国四百余州；再则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中国之利源。以中国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也。”尔后详细地阐述了实现这一政策的具体措施和步骤：以“二十一条”为基础，取得满蒙的土地租借权、铁路建筑权、矿权、林权、对外贸易权和金融权等；以日本人充任满蒙政治、财政及军事的顾问和教官；派遣军人秘密进入蒙古，以控制旧王公等等；在推行大陆政策的进程中因有可能“不得不与美国一战”，“在北满地方必与赤俄冲突”，因此要作决战的准备，迅速修建几条有战略价值的铁路，将满蒙与朝鲜联结起来，加强对满蒙的控制。〔３３〕
日本有些学者认为，《田中奏折》是伪造的文件，但回顾一下田中义一内阁执行“积极政策”的实践和以后十几年日本扩张的侵略历史，再对照一下日本公开发表的《对华政策纲要》，不难看出《田中奏折》确实存在。积极推行侵华外交、战败时任日本外相的重光葵在战败后曾就此文件的真伪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说：“东亚方面发生的事态，以及日本对此等事态采取的行动，恰似以《田中觉书》（即《田中奏折》）作为教科书那样进行的。因此，想消除外国对这一文书存在的疑惑是颇为困难的。”〔３４〕
东方会议之后，为了加快实施这一《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当年8月15日至21日，由森恪主持，在大连又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即大连会议），参加人员为驻“中国公使、关东厅长官、驻奉天总领事和关东军司令官等人，进一步策划了侵略东北的具体步骤。
东方会议是一次决定日本国策的会议，也是把它的大陆政策进一步发展，并把实施这一政策的措施具体化的会议，预示一系列重大的武力侵华行动即将展开。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九一八”事变前日本 1
侵占东北的军事准备一、 东北概况及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活动
东北，在“九一八”事变前是指我国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及热河四省。由于热河1928年方始建省，当年底才划归东北地方政府管辖，所以人们习惯上仍多称“东三省”。东北地区面积130万平方公里，相当日本本土面积的3倍多。它北邻苏联，东邻朝鲜，西接蒙古，南隔渤海与山东相望，据山河之险，当日俄之冲。东北山脉环绕，无险峻急坡，树木葱茂；河流纵横，水势和缓，水产丰盛；土壤肥沃，农牧业发达，矿藏极为丰富。千百年来，东北经满、汉、朝鲜等各族人民的辛勤开发，成为国内最富饶的地区之一。
东北丰富的资源早就令日本垂涎。他们说：“满蒙的资源很是丰富，有着作为国防资源所必需的所有的资源，是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要的地区。”〔１〕
东北的战略地位也为日本所重视。他们宣称：“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重大的关系。”〔２〕
日本在日俄战争以后一直以南满为其势力范围，对张作霖进行牵制和恫吓，欲使张认识到：日本在东北有很大的势力，依附日本，于己有益。与此同时，日本也看出张作霖既拥有武装实力，又坚决反对革命，是可以利用的工具。“如果利用此特殊之地位，照其心中所识者而行，则张氏将为满洲专制之王；而日本亦得利用张氏，在满洲为所欲为”，〔３〕因此日本把张作为在东北的代理人。
张作霖利用东北丰富的资源大肆扩充军备，于19２2年4月参加与直系争夺北京政权的战争。日本对张尽力协助，派军事顾问亲临前线检查工事，参与谋划与指挥。他们认为如果奉系取胜，日本就可直接操纵北京政权；如奉系战败，日本关东军可在东北为所欲为。此次战争的结果，奉系战败，张作霖宣布东三省“自治”。
1924年9月，张作霖乘直系内部发生江浙战争之机，率奉军17万进关与直军作战。直系军阀因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而彻底失败，奉系势力伸展到长江流域，取得了江苏和淞沪的地盘。时为奉系军阀的鼎盛时期。
奉系军阀幕后有日本的支持。1925年11月奉军将领郭松龄倒戈反奉时，日本关东军公然支持张作霖。
1926年下半年广州国民政府的北伐打败了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张作霖乘机进入北京，组成了“安国军政府”（中华民国军政府），张任大元帅，企图与北伐军抗衡。
1928年初，南京政府进行第二次北伐。国民革命军在山东境内的节节胜利引起了日本的严重不安。为维护其在山东的特权，阻止英、美势力在华北的扩张，日本出兵济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
济南惨案发生后，蒋介石一面派员与日军交涉，一面绕道北伐。由于张宗昌、孙传芳战败，奉军发生动摇。5月9日，张作霖发出息战通电，宣称“正太、彰德两路已停止攻击”，表示“国内政治听候国民公正裁决。是非曲直，付之舆论。”〔４〕
日本因奉军在军事上岌岌可危，乘机加紧威逼张作霖。5月17日11时，日本驻北京公使芳泽谦吉会晤张作霖，面交日本政府的觉书（即备忘录），声称中国“目前战乱情形将波及京津地方，而满洲方面亦将有蒙受其影响之虞”，“当战乱波及满洲时，帝国政府为维持治安，将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５〕
日本政府的觉书表明，田中内阁对张作霖已丧失信心，但又担心国民政府的势力进入东北。所谓“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就是暗示日本将使用武力以阻止北伐军打到关外，并解除关内奉军的武装，迫令张作霖下野。5月20日，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收到陆相白川义则的指示后即下达秘密动员令，命令驻满洲各地部队立即向奉天移动，并准备派第14师团向锦州、山海关、新民屯一带出击奉军。〔６〕后因美国出面干涉，日本内阁才被迫取消了出兵计划。
但心怀不满的日本关东军拒不执行日本政府取消秘密动员的决定，打算用暴力手段干掉张作霖，趁张死后东北军混乱时，以“维持满洲全境治安”的名义出动关东军占领全东北。6月3日，在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一手策划和指挥下，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车站将张作霖炸死，这就是骇人听闻的“皇姑屯事件”。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九一八”事变前日本 2
张作霖死后，张学良继承父业。他退出纷争的内战，主张东北易帜，争取祖国统一。日本也意识到“枭雄张作霖死亡后变成张学良时代，但满洲对日关系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背道而驰……”〔７〕7月19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向张学良传达了田中首相的警告，反对易帜，扬言“不听劝告，即用武力”。〔８〕8月4日，日本特使林权助会见张学良，再次传递了田中的意见：反对东三省同关内的统一，要求张学良实行“东北自治”。8日，林权助在同张学良正式会谈时重申田中的意见，并威胁张学良：如不听从日本忠告，田中将采取“自由行动”。〔９〕9日，林更露骨地对张学良说：“如东三省蔑视日本忠告，率行易帜，则日本已有采取自由行动之重大决策。”张学良则毫不退让，针锋相对地说：“予为中国人，自应以中国人之立场为出发点，予所以与国府妥协者，实不过欲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之政治而已。日本劝告，予固愿考虑，但最后仍当以三省民意为归。不过就国际关系言，日本当亦不至甘冒干涉中国内政之不韪。再（而）日本屡以强硬态度对予威胁，予亦不解。”〔１０〕
东北易帜的斗争，不仅隐藏着日本企图支解中国、永远霸占东北的目的，而且反映了日本同英、美两国在华争夺势力范围的矛盾和斗争。
张学良认识到，他主政东北，日本侵略者是不会罢休的；但只有统一，才能与日本侵略者抗衡。他在1928年7月1日的通电中表示：“学良爱乡爱国，不甘后人，决无妨害统一之意。”〔１１〕并申明：“余……以东三省民意为依归，余不能忽视东三省民意。”〔１２〕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翟文选、常荫槐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东三省易帜。31日，国民政府特任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同日任命奉天（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东北四省主席和省政府委员。
东北易帜对日本帝国主义是有力的打击。据报道，“东三省易帜消息传到欧洲，一般政治界与外交界颇觉惊愕，均认为日本对华强硬策略失败”。〔１３〕《东京朝日》报道，日本“枢密院认为张学良的行为是对日本明显的侮辱……枢密院对日本在满洲的代表所表现的无所作为表示不满……枢密院认为悬挂新旗帜给满洲问题大大增加了困难”。〔１４〕
由此，日本关东军也认识到“除非再用武力打倒张学良政权，满洲问题将永远不能解决”。〔１５〕
东北易帜，是张学良做出的利国福民的大业。但易帜以后他一度执行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本侵略者毫无抵抗准备，结果加速了东北的沦亡。
二、 日本侵占东北的军事准备
日本为了侵占东北，除不断使用政治阴谋，企图不战而胜将东北分裂出去外，关东军还随时准备使用武力强行占领，为此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军事准备。
第一是搜集情报
日本参谋本部第六课所设的中国班专门负责与中国各派系军阀联络及搜集中国的情报。侵华战争中，日军的一些主要将领，如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都曾在中国班任过职。日本是通过向中国军阀派遣顾问、利用驻华办事机构工作人员及在留日军事学生中培植的亲信搜集中国的情报的。
日本特别重视向中国各级政府派遣顾问。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就有关于中国政府必须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的条款。日本通过这些顾问，不仅操纵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还攫取各方面的情报，尤其是军事情报。
在中国各级军校的日本教官及各省督军的军事顾问，依靠教官与学生之间、顾问与中国要人之间的特殊关系而获得秘密情报。日本还通过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而在中国军队担任要职的军人中培植亲日分子以获取情报。甚至在蒋介石的总司令部里，也通过曾经留学日本的军人获得所“必要的革命军的情况及其行动的情报”。〔１６〕
在东北，日本参谋本部向张作霖派遣了军事顾问，其中有著名的菊池武夫、本庄繁等。这些顾问与关东军设在沈阳的谍报机关一道搜集了有关东北的大量情报。其中，日本人把张作霖的参谋长、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杨宇霆作为情报的“源泉”。“杨宇霆事实上起到了日本谍报代理人的作用”。〔１７〕其后收买了东北的熙洽、臧式毅、张景惠、于芷山、张海鹏等军政要人，使其成为亲日派。
侵华战争的高级将领冈村宁次、本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