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车，如奔驰、宝马，要付100％的税。NBA的赛季那么长，还要到中国国家队打球，在上海开车的时间一年中只有一个月。现在就在上海购车，不太划算。
因为我在国内的时间少，所以通过跟我谈话、观察我的生活，美国人只能了解到中国人生活的50％或60％。你要去中国才能真正了解中国人。即使同在中国，我的生活和普通中国百姓的生活也是不一样的。北京、上海的生活水平高于中国其他地区的生活水平，但这两个大城市只占中国很小一部分。中国其他城市的生活水平普遍要低一些。大多数的人还生活在农村，过着农民的生活。政府向农民普及城里的生活方式，教育人们要勇于革新，开创新局面。大多数人仍然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但中国大地上正确确实实地发生着变化，北京、上海以及中国南方一些地方变化尤其大。
中国有许多人害怕变化，生活在城市里、眼光更开阔的人必须向他们展示：这种害怕是毫无道理的。一辈子的生活都一成不变，则很难接受新事物，特别是中国的巨大变革并不总能保证让各方面得到改善。中国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国家，但不时出现变故，历史车轮倒退。
有时中国向前发展时，却忘记了自己的过去，这是很大的损失。读读中国历史，你就会明白我说的意思。
如果你想看中国过去的样子，可得赶紧———中国每天都在变化。你虽然还能看到长城、紫禁城及其它名胜，但光是看看古城砖、古建筑，你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一个地方的人民最能够告诉你，这个地方是怎样的。而且，中国的人民也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也许在某些方面，我的想法从来都不像普通的中国人。我在上海长大，那是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你不懂中文照样可以过得好好的。在美国也住了一阵了，它也改变了我。不过我仍然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当然，人们也是这样看我的。有些人把我看成中国的全部，那是一种巨大的责任，开始时我很害怕犯错误或者做错事。现在我学会放松一些了，如果事事小心谨慎，那就丧失了生活的真正乐趣。
我认为，勤奋的工作加上一点点运气，就能达到我追寻的目标。我也发现（主要是通过上网），许多中国青年人也有同样的观点。中国有那么多年轻人都这么想，真是太好了。
这种观念变化的一个原因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不像古人那样学习孔孟之道。孔子是生活在公元前551年至479年的一位学者和导师，他教授适当地行为、尊重人，遵循日常生活的规则。学习当然是好事，每个人和每件事都可以教人一些东西。孔子长期以来受人尊敬不无道理，但有时对他的尊敬过头了。只学习一个学派的思想———无论是儒、道、释，会束缚人的想象力。如果人人都同样的方式思考，新思想从何而来？ 孔子的信条之一是统治者及其谋臣代表最高的德行。这是个不错的想法，但你可以看到对于今天的人们，这是不切实际的。另外有个信条是：父母在，不远游。当然这对今天也不适用了。
我发现有些很久以前的教诲还是有用的。我研究更多的一个人物是诸葛亮，他是生活在公元181年至234年的一位军师。他的故事记录在一本120章的小说《三国演义》中。他生活的时代天下三分。其中蜀吴两国非常弱，但在诸葛亮的运筹下蜀吴联合，多次击败最强的魏国的入侵。诸葛亮死后，蜀吴两国就被轻易击垮了。
他的学说与孔子不同，因为他告诉你的不是在某种情况下该做什么，他告诉你的是用于解决问题的信条。诸葛亮的理论主旨是运用一切可以支配的资源：你所有的士兵、军官和将军，找到一种方法让他们百分之百地发挥。
我不知下面这句话是谁的首创，但这也是我的信条之一：狮子率领羊群可以击败羊带领的一群狮子。很重要的一点是，我要决定什么时候该当狮子，什么时候该当羊。你不可能总是非此即彼，泾渭分明，不同的时候你要扮演不同的角色。
这种思维方式在我来到NBA后对我很有帮助。我必须使出自己所有的一切。身体上，我处于劣势。诸葛亮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他体格并不粗壮，他率领的军队也并不强大，但却能运用头脑击败更强大的敌人。
我当然很高，但不是很壮。别人很容易把我从篮下推开，我推别人却没那么容易。我现在长得壮了些，但在NBA有的是比我壮的人。
运用脑力以弥补体力的不足———这个观点在中国古来有之。中国有句格言：好钢用在刀刃上。这样刀剑才能削铁如泥又不易折断。我必须找到自己在NBA的强项，尽全力发挥。我不必担心我在他人眼中如何，别人怎样打球，或者我以前的NBA中锋做了什么。我得抛开所有这些，提醒自己，即使对手有许多强项，我们队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球投进篮里。我们队是怎样做到的，我起了什么作用，这些都不要紧。我得承认，并不是所有的NBA队员都那么看问题。许多球员从小到大都认为，他们必须尽自己全力让自己的球队取胜。而在中国，首先考虑的是，怎样跟队友协作，达成自己的目标。
有一本武侠小说帮了我：金庸的《笑傲江湖》。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把这本书当作自己的人生指南，但我喜欢书中英雄的处世方式。他行事非常有原则，知道自己在什么情况下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但他不是不敬言笑，他常开玩笑，很放松，即便是在临死的时候。我知道这只是个故事，但这个故事在中国广为人知。如果我能够企望和追求一件事，那就是当我身处困境时，也能像书中英雄那样放松。
我从这套书学到的第二点是他的功夫———我不是说自己想练武功，只是对背后的哲学感兴趣。正如所有门派的打斗，你准备进攻和防守前可以有许多不同站位。如果我想击你的脸部，开始时会握紧拳头，在你面前高高举起。但如果我什么动作都不做，你就猜不出我要打击的部位了。因而你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反应，因为无法揣摩出我的意图。我就这样打篮球，出击的时候我不先出手，我要让你猜我将会做什么。对手如何反应会向我透露一些关于他的信息，他一定会显示他的强项，然后我就能据此设法回应。你得用自己感觉舒服的方式打球，或者用你比对手感觉舒服的方式打球。
如今，对于中国人来说，决定学什么、过怎样的人生，比过去容易多了。我并非孔子学说的专家，我没有好好研究过他所有的教义。所以关于孔子对中国及其教育的影响程度，我没有发言权。我能告诉你的是，过去中国的人们深入地学习孔子。我没有学，也不是唯一没这样做的人。如果它能运用到我身上，我会多学一些并且善加利用。
这种观念的变化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也许在将来，上海市场就不会凭销售以假乱真的劳力士手表或者路易威登包出名了，你会看到中国原创的手表或箱包。你必须知道旧的习俗已经延续数千年，也许要再过数千年才会完全改变。这个进程已经开始，一个例证就是：手表虽是西方的发明，如今许多中国人都使用手表。
对于改变沿袭了数千年、甚至沿用数十年的信条和观念，许多中国人畏首畏尾。我想原因大概是：如果规则或思想是古人传下来的，行不通则可归咎于古人；如果你擅加改动，出了错的话，就得归咎于自己。这又转回到对失败的恐惧上。似乎许多中国人还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信条。没有什么方法能永远行得通，人不可能每次都一下搞定。有时你必须遭受失败，有时你必须作出改变———人生就是如此。
我一直相信，假如我成功，将会是个巨大的成功，假如我失败，也将会是一败涂地。试图做前人没做过的事情很有意思，就像去自己从未到过的地方探险，每件事都那么新鲜、令人激动，不管怎样都能学到很多。不论你身处何地、从事什么职业，实现一个目标的过程都是一样的。就好比要上楼得一步一步来。如果你知道目标在何方但还很遥远时，就不要老是回头张望。只要看着脚下，走你的路。然后终于有一天你抬起头，伸出手，发现目标已近在咫尺。我不害怕说出自己认为能够做到的事。这是我的个性，不过与传统的谦卑观念不相吻合。我可以谦卑而虚心，我只是不喜欢中国人谦卑的方式，就是什么都不说。在上海东方队时，我会说：“我们一定要打季后赛”或者“我们一定要赢这场比赛”，“我们一定会夺取总冠军”。当然不是每次都这样说，只是坚信自己会赢时才说。但不管怎样，说这样的话不像国人的风格。中国球队和球员在对阵前总是互相恭维，他们打球力争获胜，但又总是给自己一个不能取胜的理由。我在中国打球的时候，已经开始说：“我们要打败这支球队”，“我们会赢得锦标赛”。许多人很不高兴，但我就是这样。赢的时候，应该说是求胜的欲望助了我一臂之力，输了的话，我觉得是它打倒了我。把豪言壮语喊出来总是比闷在心里，更能让我全力以赴。
在国内我就是那样，现在更是如此。我没办法———我在这，就得适应新的生活，我得不断变化。
方凤娣姚明母亲：这就是姚明和我的区别。我从不预言自己会怎样表现。想要获得冠军，我不会告诉任何人，只是尽力而为。1976年中国队第一次赢得亚洲冠军，我是国家队的队长，我当然很高兴，但当时报纸说获胜全归功于我，我觉得很尴尬，因为任何人在我的位置上都会做得同样好。精神状态上，我所做的并没有什么特别。姚明更有明星风采，更自信，他在NBA如此放得开让我很吃惊。他的这一面以前从没显露。他敢拚抢，作技术犯规，对着人灌篮。我从不担心他会变坏，我看他在队里，从不表现特殊，从不期望特殊对待。我太为他骄傲了，他总是做到自己计划做的事。
我没看过妈妈打球，但我在上海东方队时的教练跟我妈同一时期在国家队打球。他告诉我妈妈打球很努力，像只猛虎。
我爸爸作为篮球手有一点软，所以他没打到国家队，大鲨鱼的教练是这样告诉我的。但他说爸爸投篮很好。有些人投篮软，爸爸投篮像火箭一样，唰唰唰，没有弧线，但能进球，我看过。东方大鲨鱼队只有八年历史，但之前上海有一支职业队，没有名字，就叫上海队，
我爸爸就在那里打球。有许多球员像他一样，退役了，但仍然喜欢打球。每个星期三老球员跟东方青年队比赛，我觉得这样很好。这样我有了很多机会跟爸爸对阵。我那时候就比他块头大，爸爸总是从外线投篮，他不想在内线跟我接触。那时我不能对着他灌篮，我太瘦了。
另外，对着爸爸灌篮感觉总有些不好。
第一次跟爸爸对打，感觉跟我第一次与大鲨鱼奥尼尔对打时一样。我那时还不是东方青年队的，我只是个学生，大约10岁，1米80，爸爸2米08。所以我说像跟奥尼尔对抗一样。我推开他吗？我不行。我越过他投篮呢？也不行。第一次和爸爸打球我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也跟妈妈对打过，那时我长大了一些，也许15岁吧，是在东方青年队一场比赛之前。
我想要热身，所以跟妈妈一对一。妈妈只有1米88，她的钩射投篮没办法用在我身上，我每次都能阻挡住。只是好玩，但我赢了她，她差我太远了。父母是我最好的教练，尽管他们不跟我一起练球，我们总在一起谈论篮球———在我的每次比赛后，甚至我在NBA的第一年也是如此。他们跟我一起打球的次数扳着手指头就能数过来。
我曾说过我只想打篮球，我不想做代表国家的一张脸。你记得电影《蜘蛛侠》吗？片中，叔叔死之前说道：“更大权力，更多责任。”我相信这一点。我赚很多的钱，就有责任打好球，改进自己。很多人看我打球，我就有责任接受媒体采访。除此以外，每个球员都要力所能及地在场外帮助他人。他无法帮助每个人———这一点他也得明白———但他应该尽其所能。
我明白，我无法取悦每一个人。但问题是，我还是想努力这么做。我了解中国的历史，知道我的成功对中国同胞来说意味着什么。很难相信，我们这样一个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在国外获得成功的人却如此少。在我看来，能代表中国到国外打球是我莫大的荣耀，我非常感激同胞们给予我的支持。初到NBA时，我在上海的报纸上登了“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来答谢球迷对我的帮助。
由于这个原因，每次出门，特别是在国内的时候，人们将我团团围住要签名合影，我感到很为难。人们要签名合影，对我是种荣耀，但同时，我也想有自己的生活，也想实现他们对我的期望。但要满足每一个球迷签名合影要求的话，我会连打一场比赛的时间精力都没有了。我不得不学会怎样说“不”，“太过分了”。全中国都对我有所期待，有时我觉得承受不了这样的重负。到现在为止我还能承受得住，但在NBA的第一年里，有时我想会不会有一天我受不了而崩溃。现在，只是偶尔这么想。如果我是美国人，打篮球就只为自己、为家庭或为朋友。失败了，担心的只是亲人朋友。但在国内，若失败的话，似乎会关系到每个中国人。也许这是我凭空想像。但有时我就是感觉我承载着千百万中国人的期望，我的失败就是他们的失败。然而，现在我开始不那么想了。压力是把剑，你可以将它指向外边，或对准自己。对于压力，你可以看成是肩上的重担，把你压垮，也可以看成是背后的一只手，推动你前进。你得让压力服务于你，而非有损于你。
如果我想回忆以前的生活，只要回到上海我和父母同住的公寓。那是为个子高的人特别设计的公寓———高大的家具，很高的淋浴头、门把手、柜子台面，甚至很高的马桶。朋友来访，说像回到孩提时代。我的朋友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