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尔全说：“我们又得了五块钱。”且把聂勋介绍给那人，“这是好朋友聂勋，学艺术的。他答应借我们五块钱。”
“那好极了，明天就决定进医院！”
聂勋却插口说：“钱不够，我还有多的，拿八块也成。”
陆尔全说：“还是拿五块罢，你也要钱用！这里应当差不多了。”
“五块够了，我们已经有了十二块！”
大家于是抛开病人来谈陕西近事，几个青年显然都是从那边才回来的。说到一个朋友在那边死去时，病人忽然醒了，轻轻的说：“死了的让他死去，活下的还是要好好的活！”大家眼睛都向病人呆着。到了十点，两人回到学生宿舍，聂勋把那汇票取出来交给陆尔全，信封也交给他，只把信拿在手中。
陆尔全说：“是你家信吗？你那美丽太太写来的吗？她病好恢复工作了吗？”
他咬着下唇不作声，勉强微笑着。
陆尔全又说：“我看你画进步得真快，努力吧，过两年一定成功！”
他依然微笑着。
陆尔全似乎不注意到这微笑里的悲哀，又说：“你那木刻我给×看了，都觉得好。你做什么都有希望，只要努力。大家各在自己分上努力，这世界终究是归我们年青人来支配、来创造的。”
他依然微笑着。
看看时候已不早了，聂勋就离开他的朋友回转会馆去。在路上记起病人那两句话，“死了的让他死去，活着的好好的活！”且因为已把病妻寄来的钱一部分借给这个陌生病人，好象自己也正在参加另外一种生活，精神强旺多了。到得会馆时已快近十一点。
坐在自己那个床边，重新取出那个信来在灯光下阅看，重新在字里行间去寻觅那些看不见的悲哀和隐忍不言的希望。想起两人在教书时的种种，结婚的种种，以及在学校里忽然被人排挤撤换，一个病倒，一个不能不离开家乡，向五千里外一个大都市撞去，当前的种种。心里重新纷乱起来，不知如何是好。
那个明知快要死去的妻说的话——
……哥哥，我知道你在北京的生活，刀割我的心！……你是个有志气的人，我希望你莫丧气！……身体务要好好保重，好好保重！
那个虽要死去却不愿意死去的人说的话——
死了的让他死去，活着的要好好活下去！
那个凡事热心的好朋友陆尔全说的话——
……你做什么都有希望，只要努力，……这世界终归是年青人来支配、来创造的！
一些话轮流在耳边响着。心里还是很乱，很软弱。他想，我一定要活下来奋斗！我什么都不怕。我要作个人，我要作个人！
可是，临到末了，他却忍不住哭了。
他把身子缩在一团，侧身睡在床上，让眼泪毫无顾忌的流到那脏枕头上去。
一九三七年五月
为牺牲于抗日战争中表弟长荣而作
第四部分 福生第21节 来客（1）
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使人忧郁，不好招架，某种友谊也象是这样的。
一九二八年夏天，我住在上海拉斐德路一个小弄堂的二楼上，一天下午两点钟左右，正在自己住处那个小小房间里，为《读者月刊》写一篇创作回忆录，觉得记忆中充满了各种河水。生平在各个地方所见到的各种河流，似乎正一一从心上流过。河面还泊了灰色小船，漂浮了翠绿菜叶。实在说来，这世界地面上有若干小河两岸，都和我发生过不可分离的关系。我的教育可以说是在河水上面得来的。当我回忆到各种河水，思路正从从容容，为我生平极少有的舒适，还以为至少可以一气写个五千字，刚把那文章写到第二行时，只听得楼下后门有人用不纯粹的北方话语询问娘姨，象在找寻谁。那四川娘姨正在自来水龙头边洗衣，把头昂起向上面问：
“找甲先生，在屋里不在？”
娘姨一听楼上有人开门，明白我没出去，不待我启口说话，就要那来人上楼，来人便即刻从那黑黑的窄窄的楼梯走上来了。在楼梯口觌面时，原来是个还不识荆的白脸少年绅士，服装潇洒，仪表不俗，一见我时就问：
“我找甲先生。他在家不在家？”
从那种语言神气看来，显然他不会以为面前的一个，就正是他所要找的人。既然见了主人还问主人，想来这个陌生不速之客，预备晤面的事，也不过是“久仰”，且希望见到的人，应当是比目前的我更象个主人的一位了。我当时为尊重客人的感觉起见，只好装点愚呆，请客人在房中坐坐，自己走出房门，到楼梯边站了那么一会儿，回到房中时恭恭敬敬的回答客人：
“甲先生先前一会儿还在这里，不知怎么的一来不见了。你驾有什么事，是不是要紧的事？”
大约先前这人还只“疑心”我是仆人，现在算已“明白”我是仆人了，见我问他，就大洋洋的说：
“我刚从北京来，不久就要到外洋去留学。我也是——一个作家。久仰你先生的大名，特意前来拜访！”
说过了这些话后，来客似乎即刻发觉他所说的话，原只应当同主人说的，如今和听差说来，殊无意思，实在也不须乎，就做出太守对当差王贵、汤怀说话的神气，向面前的我询问：
“我是你先生的同志。先生什么时候回来，你知道吗？”
“没准儿。”
来客游目四瞩，各处看了一会，同拍卖行办事人估价样子，把房中每样东西在心上记上一个数目。各事弄清楚后，俨然大事业已办妥，应当休息休息，不必主人相请，就大模大样，选定了一个靠窗边的椅子坐下了。坐定以后喝了我为他倒上那一杯清茶，气色也稍稍从容了一点，一时又不想走路，见我畏畏缩缩的站在屋角，似乎安慰我不要怕“大人物”，就向我攀谈起来，完全用的是个什么长官和下级谈话神气。
“先生客多不多？”
“不多。”
“你们自己做饭吗？”
“自己不做，房东做。”
“你跟他多久了？”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就笑笑。
“你认字不认字？”
“认字不多，写个账单儿还勉强。”
“你先生是作家，怎么不跟他学写小说？”
“先生说，写小说是河水告他的。”
“怎么，河水告他的！什么河水井水？他同你说笑话！他这个人很humourous。他一定跟姓贺姓何的读过书，你不懂！”
“他说的是河水。”
“他说河水告他？那你怎么不到河边去问问河水？河水也会告诉你的！试试看吧！”
“我生长在河边，河水告我……”
那绅士见我那么说话，便向我望着，微笑着，好象我笨得动人怜悯。大约见我样子萎萎琐琐，且有点儿戆，发生了兴味，便带玩笑似的询问我一些生客不作兴询问仆人的事情，向我探听这房中主人的一切。到后就问我：“先生是不是当真在霞飞路买了一幢房子？××报上说的，那幢房子值七千！”
第四部分 福生第22节 来客（2）
听到这话我真是又惶恐又忧愁，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只好用最谦卑的微笑应付下去。我不作声。
这客人说得正好，但看看我只知道傻笑，又似乎觉得同这样一个听差谈话真不合式，就把那双小生式眉毛皱皱，走到写字桌边去，意思似想看看主人桌上的情形。这一来真使我又急又窘，可又想不出什么方法拦阻他一下。情急智生，我把书架上一个六朝白石佛头和一个汉代白石猪头拿到手中，招呼他看，两件小雕刻还是一个朋友昨天刚从北京送来的。可是我的行为竟全不能引起他的注意。他这时不需要赏鉴这个古雕刻，他仍然把我那篇文章看到了。他只默默的看着，那上面我写的是：
我的教育全是水上得来的，我的智慧中有水气，我的性格仿佛一道小小河流。我创作，谁告我的创作？就只是各种地方各样的流水，它告我思索，告我如何去……
大概看了两三遍吧，看完事后，这个绅士才向在他身边显得有点窘迫的我说：
“你的先生说河水告他一切，说得真古怪。哪有这事情？”
我因为不明白用仆人身分如何来答复这句话，才见得措词得体，故仍然只向他笑了一下。这客人从我的微笑上，似乎感觉到一点小小不快处，话语即刻庄严了许多。他说：
“甲先生什么时候回来，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他上文学会开会去了，是不是？”
“他从不上那些会里去。”
“他爱看电影？”
“他不看电影。”
“他常常跳舞？”
“他不会跳舞。”
每次回答都象不能适如客人所估计的样子，又好象有意同他想象作对，客人到这时节，一面把手杖剥剥剥的敲打地板，一面便问我来到了这里多久。我回答他来此不多久。这一下我的把柄被他拿定了。
“你不知道你的先生。你先生在他自己的书上，说过他自己的性情同嗜好；似乎还提到过你，就说家中有个用人全不了解他。我问你，你是不是个‘司务长’？”
我说：“你是不是说军队中的‘司务长’？我不是。”
“我猜想你就不是。往年他有个当差的司务长，年纪比你大，比你有趣味。”他手中正拿着一本《新月》，那上面有篇小说叫作《灯》，故事中就有个司务长。
“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不知道？”说过这句话时，客人似乎为了报复起见，就问我：“你名字叫什么？”
我说：“我名字叫高升。”这倒真是我一个常用的名字，可是我说出口时，我瞅他那脸上做了一个古怪的表示。
大约就是这个俗气的名字，把客人谈话兴致索然而尽，不愿意再等待下去了。因此他就把名片夹拿出来，抽出一张小小名片，伏在桌上写了一阵。写成后，自己沉吟了一会，摇着头，象觉得不甚得体，撕去了，再换第二张，但仍然不成，又换第三张。名片写妥后，看看自己所写的话语，仿佛已很满意，便把那名片摆在桌上，用一个玉镇尺压定，又把我那文章看过一遍，把头点点，似乎明白了些先前所不明白的东西，这一回很满意了，才向我开口：
“高升，我不等候甲先生了。我留下这个，他回来时你就告他，不要忘掉！”
“知道知道。先生，你放心。”
客人一走，我便恢复了我做主人的身分，赶快走过桌边去，看看那名片究竟写了些什么，刚看完头上两句话“你是水教育的，我是火教育的”，忽然一个人訇的把门推开，好象是明白主人不在家，就不必叩门似的。一进门时见我正坐在桌边，似乎已知道我看过了他那名片上的文字，显得不很高兴的神气说：“高升，你怎么的！”又说：“我忘了件事情。”
我真又窘又急，赶忙站起来侍候那客人。“先生，你要什么？”
他什么也不说，只走近桌边，把原来那张名片收回，换了一张新的，写了两行字，便又匆匆的走了。
我估计他已走出后门，推开小窗望望，就见到衖口俄国老妇人家那只小小哈叭狗，正追赶到这绅士身后汪汪的吠着，那人却回过头来，把手杖向狗扬起，用英文轻轻吼着“dog！dog！”
我把窗子关好后，放了一口气，走近桌边捡起那张名片看看，原来换了一张有北京某大学文学士衔的，可是却把我先前看过的那两句话去掉了。我想，“那么这人自己也觉得并不是火教育出来的了！”想到这些字句和这人一切，我很忧郁的苦笑了一忽儿。
我那篇文章，自然写不下去了。这客人此后从不再来第二次，大约已照他所说的那样，当真放洋去了。我那篇文章，也永远不想作了。
我总是记着这个“用火教育出来”的人，每次写什么时，一想起他，就把写作的气概馁尽，再也无从下笔。不知道什么“火”会教育他。算算日子，他应当在美国得文学博士学位了。